五涼文化略論
作者:賈小軍
一、五涼文教政策的推動
五涼政權的創立者都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張軌和李暠出身河隴著姓,各有家學底蘊。呂光、秃發烏孤、沮渠蒙遜等雖分别生于氐、鮮卑、匈奴酋豪家庭,擅長弓馬戰陣,但長期生活在漢族文化圈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漢化,欽慕華風,傾身儒雅。他們深知文化教育的重要性,積極推行開明的文教政策,成為五涼文化昌盛的直接動力。
一是敦崇儒學和振興教育。學校教育制度的恢複和陸續完善,為五涼培養了大批政治人才,有助于各政權文治的開展。同時,由于崇儒重教,推動了民間授學和著述之風,其結果是河西文明程度的提高。所以史書上說:“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号有華風。”
二是重視人才,優禮士人。對于知識分子,五涼政權都以禮緻之并量才擢用,因此士林人物多甘心為當政者效力和服務。江瓊、程駿、常爽、杜骥、裴诜等中原學者“避地河西”期間,都受到五涼統治者的禮遇。涼州學者宋配、宗敞、劉昞、宋繇等,與當朝統治者之間亦有佳話流傳。
三是倡導民間學術文化活動。五涼時期,河西士人雲集,文化氛圍濃厚,民間教育家和學者輩出。五涼政權積極的文化政策及振興文教的舉措,對民間的文化學術活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民間授學和著述之風與官學和官方學術活動并行不悖,相得益彰,形成了五涼時期河西文化教育多元化的格局。
二、文化學術昌盛 五涼政權的積極文教政策、河西獨特的文化地理位置,以及大批學者的辛勤耕耘,使河西地區在經學、史學、文學、佛學、藝術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績。
經學精英輩出,學術成果累累。郭瑀的《春秋墨說》《孝經錯緯》與劉昞的《周易注》是代表之作;劉昞注《人物志》,阚骃注王朗《易傳》;江式的《古今文字》,更是中原學術與河西學術融會貫通、珠聯璧合的力作。
史學成就卓著。前涼首創五涼史官制度,其他諸涼政權予以繼承。官修史書有前涼索綏的《涼春秋》、北涼劉昞的《涼書》和《敦煌實錄》等。
文學方面,詩、賦、散文皆有所成。詩作當推張駿《薤露行》《東門行》和女詩人蘇蕙的回文詩《璇玑圖》。賦是漢魏晉時期流行的文學形式,同樣為五涼文學家所擅長。西涼李暠的《述志賦》《槐樹賦》等作品,在五涼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散文方面,以李暠《誡子書》《上東晉朝廷表》與劉昞的《靖恭堂銘》著名。
五涼對佛教東傳起過重要作用。五涼統治者多崇信佛教,吸引東來西往的佛教僧侶駐足河西。竺法護、佛圖澄、鸠摩羅什、昙無谶等名僧大德都與河西有關。河西僧侶如沮渠京聲、道泰、寶雲、法盛等前往西域求取佛經,内地也有法顯、智嚴、法勇等人經河西前往西域求法。姑臧、敦煌則是當時重要的譯經中心。
藝術寶庫瑰寶荟萃。一是石窟藝術和墓室壁畫。五涼是河西石窟的重要創建期,河西壁畫墓中則有很大一部分為五涼墓葬,在中國文化史和藝術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二是音樂舞蹈。五涼時期西域樂舞傳入河西,并經過加工改造,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音樂和舞蹈藝術形式,被稱為“西涼樂”。三是以姑臧為代表的城市建築藝術。五涼政權屢次修築姑臧城,姑臧城“大城之中,小城有五”,結構已與唐代“涼州七城十萬家”的形制相近。
民間文化繁榮。史書記載的西王母信仰與鎮墓文、墓券所反映的“青烏子”“北辰”“建除十二直”等民間信仰信息表明,繁榮的民間文化也為五涼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三、制度建設承前啟後
五涼政權雖是十六國時期在河西地區建立起來的割據政權,但在政治制度建設方面頗有成就。這些政治制度往往上承漢晉,下啟北朝隋唐,在中國中古政治制度變遷中具有突出地位。
五涼制度建設的突出成就,一是職官制度獨具特色:根據最高統治者稱公、稱王或稱帝而建立起相應的“二府”體制、王國官僚體制和帝國官僚體制;根據所處政治環境的需要和統治民族的不同等因素,形成基本承襲漢晉官制的前涼、西涼模式和以漢制為主、漢夷混雜的後涼、南涼、北涼模式。二是地方行政制度承襲漢晉又有改易。所謂承襲,是指五涼地方行政制度基本承襲漢晉以來地方行政體制中州、郡、縣三級制的基本架構,在基層又設鄉、裡。所謂改易,主要體現在五涼政權在民族或邊疆地區推行護軍制度。三是禮儀制度保存、傳承漢晉。四是籍帳制度連綿不絕。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西涼建初籍》《北涼承陽籍》和《前秦建元籍》等,與近年來陸續公布的走馬樓孫吳戶籍簡一起,為探讨書寫材料變革前後中國中古時期戶籍格式、内容及其造籍制度發生的一系列變化,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基礎。
四、五涼文化曆史影響的實現路徑 五涼文化雖是發端或保存于古代河西地區的地域文化,卻具有重要而深遠的影響。陳寅恪先生将五涼文化視作隋唐制度的重要淵源,他指出:“秦涼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續漢、魏、西晉之學風,下開(北)魏、(北)齊、隋唐之制度,承前啟後,繼絕扶衰,五百年間延綿一脈。”
五涼文化對北魏、隋唐産生影響,是逐步完成的。五涼時期,曆次中原王朝在占有河西之後的首要舉措,即遷河西豪右于都城。在北魏遷河西士民于平城之前,前秦、後秦在取得河西之後,皆有徙民之舉。公元376年前秦滅前涼,“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五品稅金銀一萬三千斤以賞軍士。”以一戶四口計,當時徙出涼州者約三萬人左右。公元403年後涼投降後秦,後秦“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此次從河西遷入長安者不下四萬人。這兩次徙民規模雖不及北魏滅北涼徙民平城,然所徙者皆“河西豪右”,其中不免衆多士人,前秦所徙河西之“豪右”還包括“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并頗染玄學的前涼末主張天錫。
因此,五涼保存、實踐漢晉制度并最終回饋中原,并非畢其功于北魏徙北涼士民入平城一役,而是經過長時段的多次傳輸而完成,入北魏者固然屬于曾保存于河西的漢晉制度,入前秦、後秦者亦然。
來源:武威市新聞傳媒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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