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再看，當年做記者時為生民立命的樸素情懷和半月談銳意推動改革創新的理論勇氣，已經熔鑄成為記憶深處最值得珍惜的一筆精神财富。

我在新華社福建分社任記者期間，和時任廣東分社記者的趙東輝結成“鐵搭檔”，一起搞新聞調研。我和趙東輝都生于農村，和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當年廣東、福建沿海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工，将農民工作為調研對象，我們倆一拍即合。

上世紀末開始的“打工大潮”，為中國經濟騰飛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勞動力，但也夾雜着許多不規範、不公平。一邊是繁華的都市，一邊是破爛的城中村；一邊是不斷湧入沿海求職的農民工，一邊是因工傷而生活艱難的“維權者”。中國城鎮化大潮初期的原生态，不加掩飾地在我們面前展開。

我們在前方調研，半月談在後方随時支招、精編稿件，一系列有關農民工問題的調查報告相繼展現給廣大讀者。回頭再看，當年做記者時為生民立命的樸素情懷和半月談銳意推動改革創新的理論勇氣，已經熔鑄成為記憶深處最值得珍惜的一筆精神财富。

推動農民工加入工會組織

2002 年10月17日，我趕到深圳與趙東輝會合，開始了長達三個月的“農民工調研”。這次調研報道産生強烈反響，促進了農民工加入工會組織，并推動了翌年召開的中國工會十四大修改工會章程，明确“中國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從珠三角到長三角，從深圳、東莞到泉州、福州、上海、北京，曆時3個月，采訪200多人，走入農民工兄弟之間，跟他們交朋友、體味他們的酸甜苦辣，傾聽他們的訴求呼聲。甚至為了真正挖掘農民工如何自我解決欠薪問題，我們冒着危險與一些民間幫派“老大”反複周旋。

2017年9月，吳亮（左）到廣東調研時和當年鐵搭檔趙東輝（右）合影

無論是走在車間工廠，還是請教地方統計部門和專家，我們逐步形成了兩個基本判斷：

一、農民工的數量已超過傳統意義上的、主要由城鎮居民構成的産業工人。

調研後期，我們到達北京後，輾轉于部委和研究機構之間，多方求證這一判斷，首次得出如下結論：離開戶籍所在地半年以上進入城鎮二、三産業務工的農民已有9200 萬人，而同期城鎮國有、集體企業職工總數為8762 萬人。

經過反複推敲和論證，我和趙東輝合作寫成《中國産業工人結構發生曆史性變化》，首次正式提出“農民工數量超過傳統産業工人”的判斷，并指出中國社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千千萬萬的農民變成工人，打破了中國社會幾千年來以農民為人口主體的社會結構，中國正在加速走向工業化”。這篇稿件引起強烈反響，為“新産業工人”概念的提出，為農民工加入工會組織奠定了理論基礎。

二、城鎮體制必須接納農民工，否則會嚴重影響社會穩定。

由農民工組成的“新産業工人”，大批進入城鎮工作生活，我國工人隊伍結構發生曆史性變化，政府有關管理服務的體制機制與此種變化存在不相稱、不适應的問題。在當時這個階段，在沿海省份外來務工人員比較集中的區域，由于工會組織尚不夠健全，還不能很好地發揮調節、維權作用，一些民間機構紛紛扮演起領頭、撐腰的角色，使得職工維權局面變得非常複雜嚴峻，這成為當時我國各級工會亟待解決的緊迫課題。

在半月談編輯部，我們兩個“記者中的農民工”幾乎是流着眼淚向時任半月談副總編輯張正憲彙報了調研情況。當時新華社跑基層調研的很多記者有一個習慣，就是調研結束後到半月談找張正憲“擺龍門陣”，有時候兩瓶啤酒，幾盤小菜，就能從中午聊到深夜。我們向張總彙報完情況後，張總也流淚了，他當即決定，以專題報道形式向我們約寫一組調查報道。很快，《城市之内、體制之外——聚焦沿海“新産業工人”群體》在《半月談内部版》刊出。同期，我們撰寫的内參稿件也獲得中央領導批示。《半月談内部版》實際上是公開發行的刊物，這“一内一外”的報道，在社會引起很大反響。

2003 年初，中華全國總工會基層組織建設部負責人帶隊到新華社座談，了解此次調研的詳細情況及成果，為當年的工會十四大吸收這次調研成果做了有關内容準備。2003 年9月，中國工會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大會報告明确提出：“進城務工人員是工人階級隊伍的新成員”“迫切要求我們最大限度地把他們組織到工會中來”“維護好他們的合法權益，把他們進一步組織起來、團結起來”。

工會十四大對中國工會章程還做了一處關鍵修改，将總則中第四段“中國工會的主要社會職能是：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和民主權利”修改為“中國工會的基本職責是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工會十四大加快了全國各地各級工會将農民工納入工會服務管理的曆史進程，對2008 年工會十五大第一次出現農民工代表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

提出“和諧成本”和“新二元結構”

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首次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曆史任務，明确提出，形成全體人民各盡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是鞏固執政黨的社會基礎、實現黨執政的曆史任務的必然要求。要适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

新華社發出十六屆四中全會的公報後，我和趙東輝在第一時間通了一個長電話，形成了一個調研共識：要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充分考慮和照顧農民工的利益。我們立即向分社和總社做了彙報，再次啟動了農民工調研。

這次調研同樣從深圳開始，我們循着廣東、福建、浙江的農民工聚集城鎮，基本上重走了2002年的調研路線，看望一些農民工老朋友，傾聽他們新的呼聲訴求。在調研中我們發現，農民工的權益保障有了一定改善，尋求民間維權的農民工明顯減少了，工會也正發揮着積極作用，但同時，農民工的社保問題、住房問題、子女的教育問題沒有得到重視。支付“和諧成本”，讓外來務工者能夠享受社會公共資源提供的保障制度，從而形成一個和諧社會的良好發展環境，勢在必行。

在收入較低的同時，大部分外來工并沒有被納入社會保障網中。他們不能像本地居民一樣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能夠參加養老保險的也是少數。浙江私營企業參加養老保險的人員當時有20%，但這并不包括大量小企業、個體戶和建築施工企業。私營企業為員工辦理保險也是有選擇性的，往往選擇為親戚、中層管理人員和技術、銷售人員投保，農民工參加工傷、醫療、失業保險的比例比參加養老保險的比例還要低。

在廣東東莞，我們與農民工柯長德進行了長談。他們夫婦在東莞打工10多年了。柯的妻子在一家酒店當廚師，每月工資700元，柯搞個體運輸，每月收入1000多元，這在當地打工者中算是“高收入”，但他們租住當地一間不足20平方米的平房，居住、衛生條件很差，屬于典型的“城中村”環境，房子租金每月350元；夫婦倆都沒有參加養老保險，他們如果不打工，除了回家種地外，沒有别的生活保障來源；他們還有一個12歲的兒子，在老家讀小學6年級。夫婦倆跑遍了東莞當地的學校發現，一個小學生一學期的各種費用加起來要在1000元以上。他們算來算去，實在負擔不起。柯長德無奈地對記者說，在這裡打工一點安全感和歸屬感都沒有，幹一天算一天吧！

一些農民工說出他們的内心感受：城市的繁華和富裕并不屬于他們，他們隻是到這裡為生計苦苦掙紮的過客。不少外來人員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保障以及心理失衡等原因，走上違法犯罪道路。外來人員正成為沿海發達地區治安、刑事案件的高發群體，甚至成為影響當地社會穩定的“老大難”。東莞、深圳等地的公安部門告訴我們，在兩地打擊處理的治安、刑事案件中，農民工涉案人員占到八成以上。

農民工為推動我國工業化、現代化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同時又像是“嵌入”城鎮社會的一個“楔子”，在被擠壓的狀态下生存，公共資源的再分配基本沒他們的份。

我們帶了一腦袋的素材和問題來到總社，在半月談編輯部開“神仙會”。我和趙東輝抛出“和諧成本”的概念，得到了編輯部的認可肯定。但怎麼計算“和諧成本”呢？我們與編輯部商量，采取“最小化模型法”，就計算一個“标準農民工”在城鎮工作、生活所需要的基本保障成本，即政府和企業對農民工子女教育補貼、“安居工程”補貼、參加社會保險支出，三者相加，平均每名農民工需要的“和諧成本”為2192元。

這一計算模型并不完全精确，但讓決策部門直觀認識到，原來隻需要支付這些成本，就可以解決農民工的“大問題”。

這次調研中，我們還首次提出“新二元社會結構”的概念：随着大批農民工進城，有别于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在城市和城鄉接合部形成城市戶籍人口和進城務工人員兩種不同待遇、兩種不同生活狀态的現象，而且有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進而産生社會隔閡甚至社會鴻溝。這一概念的提出，對于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社會融合、解決社會階層分化有一定的正向推動和認識促進作用。

非常感謝和佩服半月談的理論勇氣，将這些全新的理論概念和社會判斷，全部推向公開，供大家思考、判斷。我們反複回憶這一過程，如果半月談編輯部沒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和社會責任感，就不可能承載我們大量的調研報道，不可能将這些“人民内部矛盾”全盤報道出來的，也不可能推動為促進和諧社會的構建提出富有創造性的建議。

治理現代化中的“農民工課題”

《半月談》是我中學時期就訂閱的刊物，沒想到後來成為半月談忠實作者。從1999年起開始為半月談寫稿，成為“鐵杆記者”之一，至今已超過20年。

半月談伴國人走過了40年，我伴半月談走過了20年。

在這20年裡，我們在記者崗位上見證了國家的快速發展、社會的飛速進步。越來越多的中國農民走出鄉村，在城市安家落戶，成為特大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建設者，成為城市群體中的一員。“農民工”也越來越成為一個曆史名詞，被換以“新市民”等稱謂。

但“農民工問題”，作為“三農問題”的一部分，依然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推進過程中的大課題，農民與城市、鄉村的關系，依然是我關注的大課題。

2018年7月，我離開新華社，轉到同濟大學任教，同年經國務院領導批準，獲聘為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自此，我以一名研究者的身份，繼續關注農民工，繼續做半月談的“鐵杆作者”。半月談對我也非常支持，同意我在“内部版”開設專欄，圍繞城鄉基層治理的改革與探索組織深度研讨。

2019年，圍繞“城鄉融合發展”，我邀請中央黨校、同濟大學、瞭望智庫的專家來到浙江台州市黃岩區，在村裡召開專家研讨會，讨論城鄉融合發展的政策供給問題，農民就業體系建設，成為我們讨論的一個熱點。與專家的讨論成果發表在《半月談内部版》。

2019年8月，吳亮（左二）在浙江甯波市奉化區調研城鄉融合發展創新模型

這一年，我又啟動了《新市民租賃住房體系建設研究》這一課題，到重慶、武漢等地深入調研。這次調研讓我感觸很深，第二代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勞動者大軍當中的生力軍，城市已離不開他們，他們也離不開城市。但圍繞“新市民”，我們國家還需要進一步加大政策創新與供給。

這一年，我還帶領研究小組啟動了浙江甯波奉化區城鄉融合發展創新模型研究，從多個緯度對“城”與“鄉”的關系進行解構，而研究的主體之一，依然是農民工。不久前，我将調研成果的框架向半月談總編輯葉俊東做了彙報，希望将這些研究成果在《半月談》展示出來，希望能夠激發大家的共鳴與思考。

一次次的調研，一篇篇在《半月談》刊出。思維碰撞，理念刷新，認知升級，責任擔當……這些字眼一一在心頭浮現，曆久彌新。

凡是過往，皆為序章。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發生舉世矚目的變化，來自農村的我們很清晰地知道，如果不是當年考上大學，我們也可能是農民工中的一員。20年來，每每看到電視或電影裡農民工的故事、鏡頭，常常不知不覺之間淚流滿面；每每聽到農民工政策待遇改善的新聞信息，心中便油然而生一股自豪和感恩之情。

感恩半月談，感恩我們共同擁有的這個時代。

我和半月談01 | 那些讀半月談的年輕人

來源：半月談新媒體

作者：吳亮（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同濟大學特聘教授）

策劃：許小丹

監制：孫愛東

主編：王新亞

責編：楊建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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