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網友在社交平台上傳了一張西班牙雕像文物修複的對比圖。圖中微笑的少女被修得面目全非，一度引起全網群嘲。

要說修文物，還得看咱們故宮的修複師。

2016年，一部由故宮和中央電視台出品的《我在故宮修文物》讓文物修複師這個小衆又神秘的職業進入大衆視野。

它以最樸實的鏡頭語言和“接地氣兒”的拍攝手法刷新了人們對“故宮工作人員”的認知。

在B站上線不久，播放量就突破百萬，豆瓣評分飙升至9.4。

《我在故宮修文物》究竟有怎樣的魅力？今天柴叔就帶大家深度了解一下這部“神劇”。

光而不耀，靜水流深

王津是故宮鐘表室的一位修複師.

自從《我在故宮修文物》播出後，他以溫潤儒雅的氣質與挺拔硬朗的外形被廣大觀衆稱為“故宮鄭少秋”，也因此收獲了不少90後的擁趸，

紅了之後，王老師的生活并沒有發生改變.他依舊選擇乘公交車上下班，即使被認出來也隻是微微一笑，偶爾遇到想合影的粉絲也坦然接受。

這份淡定與從容是近四十年文物修複帶給他的沉澱，也是衆多觀衆喜歡他的原因。

16歲時，王津接替爺爺到故宮上班。當時負責文物保護的還沒有那麼多部門，在轉了一圈後，他選擇了人最少的鐘表室，一幹就将近40年。

鐘表本來就是精密物件，更何況故宮鐘表都是特制的，修複後除了要保證及時準确，還要還原它的演藝功能，尤其是番外進貢的座鐘，每一個都是孤品，修複起來尤為耗神。

所以,鐘表組的老師們鮮少交流，即使是師父來查徒弟的作業，也隻是在關鍵部位進行指點.因此鐘表室也是這幾個科室中最安靜的，幾乎落針可聞。

在漫長的職業生涯裡，王津已經記不清修複過多少鐘表，它們中有一部分陳列在珍表館，還有一些陪同歲月一起被深藏。

修複本就需要慢工出細活，更何況文保修複有個雷打不動的規矩就是修舊如舊。

這對于鐘表組來說影響相對較小，但對于木器組的屈峰，就難于上青天。

畢業于中央美院的他，對藝術和美有着自己獨到的見解。但偏偏這份工作要求，即使面對再醜陋的文物，也要遵循“原風格、原工藝”的修複要求，這曾經讓屈峰很是苦惱。

本科畢業後屈峰進了一家工廠工作，可時運不濟廠子沒幾個月就倒閉了。

為了謀生，屈峰想過辦個培訓班教畫畫，但他性格本身比較内向，教課對他來說絕不是一個最佳選擇。

于是在導師的建議下，屈峰考取了央美雕塑系的研究生。畢業時他的成績是全院第一，本以為可以穩穩當當的留校任教，沒想到屈峰那屆沒有内招指标。

當時擺在他面前的隻有兩條路，要麼去另一所學校教色彩，要麼去故宮做文物修複。

雖然屈峰學過繪畫，但他還是更鐘情于雕塑，當聽說文物修複也會涉及到雕刻技藝時，屈峰選擇了進宮。

可是在簽三方協議的那天，他還是猶豫了.

夢想與現實的落差從進門那一刻就顯露出來。

在屈峰的認知裡，藝術工作者的辦公區不說時尚前衛，至少也得是格子間吧，而眼前的景象俨然一副“農家樂”的模樣。

院子裡種着各式各樣的樹，旁邊的水缸頂着木蓋，幾隻貓卧在台階上曬太陽，地面是坑坑窪窪的磚石，辦公桌是80年代的老桌子，一拉抽屜還會發出吱呀吱呀的聲音。

屈峰滿心滿眼都是失望，不過機會僅此一次，他一咬牙還是簽了。

都說學藝術的人天馬行空，桀骜不馴，剛入宮時屈峰也是如此。

彼時在做練習時，屈峰總是以一個藝術家的角度在思考怎麼能将文物修得煥彩一新。

直到有一天，在修補一件文物的底足時，師父看了一眼作業後問他：“修這個東西時你琢磨過嗎？”

屈峰從沒想過修複這件事兒還需要“琢磨”.在他看來,這項工作最大的意義不就是讓殘缺的文物變得完整嗎？

但文物的制式、材質反映了當下時間段内的制作方式、人文曆史、政治環境。

一位優秀的修複師不僅要讓文物完好如初，還要尊重它本來的樣子，選擇相似的材料、染上相似的顔色，做出相似的痕迹。

任何的創新、創造對于修複來說都是畫蛇添足。

從那開始,他整個人仿佛開竅了一樣，工作時不再一味追求速度，更多的時間他在觀察，觀察師父的工作方法，觀察文物本身的樣子，心中有數再下手。

同時,他也不再執着于對創造性的追求。

在參加學校畢業展時，看到學弟學妹們作品，雖然藝術之魂仍在熊熊燃燒，但相比商業化的藝術，他更喜歡修複帶來的心流狀态。

其實選擇沒有對錯，隻有得與失。正是因為一次次的選擇，才會讓我們不斷叠代，而我們也在選擇中認清自己想走的路。

選擇所愛，愛所選擇

如果說王津和屈峰進入故宮是“命中注定”，那文保科技部的年輕人們則是憑着一腔熱愛。

他們都是來自中國頂尖美術學府的博士或者研究生。作為學霸他們的基本功及理論知識相當了得，但入宮後這些成績将統統被抹去。

這方面定向培養的巨建偉特别有發言權。

2011年，巨建偉從清華美院畢業後進入故宮摹畫室工作。入職的第一年，他并沒有如願看到前人的妙手丹青，而是在磨墨和勾線中度過。

磨墨是摹畫師們每天的第一項工作，也是最重要的一項。

他們從來不用現成的墨汁和隔夜的宿墨.穩定性不好的墨汁在裝裱的過程中很容易造成脫墨，使臨摹功虧一篑。所以,如何研墨就成了摹畫師們入門的第一堂課。

研墨是力道與速度的學問。

用力過輕，速度過緩，不僅浪費時間，而且墨液與水融合不充分，臨摹的時候線條虛而不實。

相反,如果用力過猛，則會破壞墨汁原有的質感，甚至産生顆粒影響描摹。

一位優秀的摹畫師能在研磨的過程中分辨出墨條膠質的含量，甚至可以掌握同一根墨條在不同材質的宣紙或者絹帛上的暈染程度。

在一圈圈的磨劃中，他們也逐漸從生活狀态走入創作中。這個時候，整個房間仿佛籠罩在寺院之中，雖然沒有佛像，但他們有自己的信仰。

接下來，就是基本技法的練習，這對于主攻國畫的巨建偉來說早已駕輕就熟。

但故宮的要求遠不止“熟練”那麼簡單，如果把學校臨摹比喻為照貓畫虎，那故宮的要求就是既要畫皮更要畫骨。

勾線練習就像打地基。正所謂根深才能葉茂，基固才能樓高。在長達一年的時間裡，巨建偉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不同材質的繪畫材料上勾線。

長時間重複且單一的練習是枯燥的，但就是這種刻意練習，讓巨建偉發現了其中微妙的變化。

比如墨汁中水分的多少、紙筆間摩擦力的大小、墨條質量的優劣、不同紙張所呈現出的效果，這些摹畫之道全部來自長年累月的練習之中。

直至師父認可，這項新手村任務才算完成，真正的難題“接筆”才會來臨。顧名思義接筆就是接着原來的筆觸進行作畫，要求自然流暢，不能看到接縫。

對于文物接筆來說，就是通過現有的信息，将文物中缺失的部分進行補全。

這就要求摹畫師要分析時代、人文、政治等多方面因素，揣摩作者的心境甚至人生曆程，進而完成創作。

就像巨建偉自己說的：“中國畫要創作繪畫的過程，從頭到尾這個工序都很講究，它是修心的過程。”

這種笃定的精神力量是除了技法之外，師父傳授給徒弟最珍貴的東西。

故宮至今依然采用中國傳統的師徒制。傳統曲藝在學藝時有句話叫：三年學藝，兩年效力。

著名相聲演員郭德綱曾說在學藝之初，早晨就要趕到師父家準備早餐，打掃院子。到點要伺候師父師娘起床洗漱。隻有師父覺得這個小弟子懂事兒，才會傳授一些吃飯的本事。

現代的師徒制雖然沒有那麼多的桎梏，但對人品的考察依然是每位學徒在入宮後必會面臨的一場大考。

隻因傳統技藝需要朝夕相處，有很多技法難以描述，隻可意會。這就需要在與師父的接觸過程中慢慢領悟。

由于沒有經驗，年輕的修複師們第一年幾乎是碰不到文物的，他們的工作不是基本功訓練，就是端個盆，打個水，掃掃院子，收拾一下工作室。

如果悟性比較高，可能會幫師父打打下手，在這個過程中師父不會主動教，全靠徒弟“偷學”，瞄着老師怎麼幹活，然後再慢慢思考。

除了傳統技法，師徒制精神層面的東西更為重要。學生像是老師的一面鏡子，老師對生活的态度，對工作的熱愛完全能從學生的日常表現中映射出來。

這些老一輩的修複師，打着火把為身後的年輕人照亮前方的路。而這條薪火相傳的路，總會有更年輕的足迹跟在身後。

内修于心，終見微光

這部紀錄片中有幾組數字，看似無關緊要，一旦把它們放到一起卻顯得“價值連城”。

l為了還原“出門見喜”的春條，織物組組長陳楊選擇用缂絲工藝進行修複，這種技法費眼且複雜，熟練工一天隻能織出幾寸。

l從1962年到1980年18年的時間裡，摹畫師馮忠蓮将技藝與生命的巅峰都獻給了《清明上河圖》的臨摹工作。

l修補木器所用的魚鳔膠，木器組的小夥子們連續砸一天也僅能獲得250克；

l漆器組的生漆，每位漆農要在太陽升起前5個小時割出近百個刀口才能采集8兩……

在效率優先，目标導向的現在，修複師們的工作仿佛與這個世界格格不入。但正因為這一點格格不入，恰巧是導演葉君最想呈現的。

或許有人會問，既然拍攝故宮為什麼不拍文物、宮殿或者曆史這些更能代表故宮的元素，反而選擇拍攝在故宮工作的人？

主要是因為有珠玉在前。

2005年與2012年，故宮分别出過《故宮》和《故宮100》兩部紀錄片。

這兩部片子已經非常完整地将故宮博物院的館藏、建築藝術以及人文史實進行了詳實的介紹，如果第三部紀錄片再拍這些内容，就顯得太普通了。

為了讓選題更加的新穎，團隊在進行長達5年的項目調研後，決定将鏡頭聚焦到這群身懷絕技卻深藏不露的文物修複師身上。

可在申報時，這個選題卻險些“夭折”。

故宮是我國“三大博物館”之一，館藏等級和保密制度都相當嚴格，想拍攝修複師們的工作，就意味着要将很多未開放區域展示出來，這無疑增加了許多未知的風險。

攝制組與故宮雙方進行了長達3個多月的交涉，才将拍攝計劃最終确定。為了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在曆時4個月的拍攝過程中，劇組巅峰時期僅有7個人。

本着在最大程度上還原老師們日常工作狀态的想法，拍攝采用現場收音加旁白的方式，就連背景音也是夏日的蟲鳴與北京特有的鴿子哨聲。

剛開機時，雙方都有點放不開，好在大家性情中人，為了跟上師傅們的步調，攝制組幾乎與他們同吃同住，一來二去間感情就慢慢建立起來了。

拍攝問題解決了，審片時又出事兒了。

由于故宮工作情況特殊，所以工作人員每天8點上班，5點下班，沒有情況幾乎是不會加班的。

再加上他們的工作向來不以效率為先，所以工作節奏很慢，有時修不下去了就去院子裡給樹澆澆水，給貓喂喂食。

領導們在看過樣片後覺得節奏太慢，很容易讓觀衆覺得這群人是“帶薪摸魚”，影響不好。

但另一位導演蕭寒看片會上據理力争，因為葉君在拍攝時根本沒有想體現所謂的“工匠精神”。

采訪中葉君說，這部片子從開始就沒有想體現工匠精神。

真要總結的話，是導演在結合自身工作經曆，生活境遇後，想拍一部站在曆史與時間交錯縱橫的角度，思考工作與生活意義的片子。

他想通過這部影片，讓更多人看到在這個追求風口，流量為王的社會，還存在着一群這樣可愛的人。

他們用一雙二三十歲的手，卻修複着一件幾百甚至上千年的文物，這種與前任工匠的隔空對話，一定會給他們的工作帶來不同的感觸。

而我們每個人的職業生涯中，都會面臨困惑與選擇，但這幾十年在文物面前，猶如走馬觀碑，一閃而過。

導演想在這群人身上尋找他們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以及從事這份工作後對工作和生活态度，然後由此及彼，引發觀衆對自己人生體驗的選擇與思考。

其實葉君自己也沒想到這部紀錄片會帶來如此大的反響。

原來文保科技部社招幾乎沒人會投簡曆，但《我在故宮修文物》播出之後，2016年應聘人數高達16000人，并且這個數字還在逐年攀升。

企業家稻盛和夫說：“要想擁有一個充實的人生，你隻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另一種則是‘讓自己喜歡上工作’”。

柴叔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令人滿意的工作，但好在我們還有選擇的權利。

是在工作中敷衍了事，還是笃志前行；是選擇碌碌無為，還是迎難而上，相信你心中早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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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十桉 】

【責編 | 語非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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