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一位名叫“迎弟”的女孩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改名前後的身份證照片，登上熱搜。她寫道：“一看我的名字就是重男輕女的産物，30歲之前終于改名成功，雖然很難很難，但一切都值得。”10月25日，聚焦“招弟”“迎弟”改名群體的報道《當“招弟”決定改名》再次引起社會關注，2021年1月1日起正式生效的民法典，對于姓名更改的規定有所變動，成為不少人改名的契機。

有研究者評論說，中國人的名字能反映父母的價值觀。随父姓一直是男權社會約定俗成的習慣，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随母姓的孩子，人們往往會聯想到，是不是母親家族比較強大，也可能會聯想到他的父母大概率是主張性别平等的。

福州，刻在仿青銅器上的百家姓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我在2019年懷孕生子，孩子出生後，醫院的出生證明上，他的名字也是随父姓的，那時的我還沒有完全的女性主義覺醒，也是随大流讓孩子随父姓。

生育之後不久，我開始對孩子随父姓産生不公平感，尤其是我生育遭遇了難産，帶娃也是我操心特别多的時候，會質疑為什麼我辛辛苦苦生的孩子要随父姓，也就是說，我是在生育後女性主義意識越來越強烈，也激發了我讓孩子随我姓的意圖。我的想法很簡單，孩子跟我姓我會很高興，另外，不試一試我永遠不知道日常生活中微小的“反抗”男性傳統的邊界在哪裡。在這篇文章中，我想分享一下我争取冠姓權的過程。

我想要讓兒子随母姓并非因為娘家資源強勢，因此可能在有些人眼中是不自洽的。如果說沈洋在《異性戀婚姻與女性主義能兼容嗎》一文中，可以看出她和她的先生在婚姻中“勢均力敵”的話——女方上海本地人、購買婚房出力、娘家參與育兒、女方收入與男方幾乎相等。我的婚姻内部的權力關系恐怕不太一樣。首先，我和丈夫都不是蘇州本地人，我們的婚房購買在鄭州，男方出資遠多于我的娘家，我的娘家資助了我研究生項目的留學，到了我婚後，她們對我的小家庭幾乎沒有任何經濟支持，也沒有育兒上的支持，我的婆家不親自參與育兒但是三年來幾乎每月支付育兒嫂費用；最後，我的經濟收入大概是男方的二分之一。

在沈洋老師那篇文章下面，有評論說：“這是因為女方方方面面都和男方條件相當，那如果經濟上女方不如男方呢？性别平等還可能嗎？”我的案例可能正好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我争取冠姓權以及争取婚内的男女平等，不是因為雙方經濟資源上勢均力敵，而是出于對“女性主義”價值觀的認同。

我的丈夫不是一個女性主義者，但是他也認同男女平等，在和我丈夫談戀愛時，他提到他的原生家庭中，他母親幾乎包攬了所有家務，而他“絕對不會和他父親一樣”，丈夫在赫爾辛基大學讀博士期間看到很多男性教授也會帶娃去上課、開會等，雖然他沒有自稱過女性主義者，但他确實接受過北歐性别平等文化的洗禮，在生娃前，他承諾過自己也會平等地負擔育兒責任，從方方面面來看，他也是接受了一定的性别平等文化的影響、尊重女性的。

而我的娘家和我的婆家都是傳統的男權家庭。在我結婚後，女兒作為“潑出去的水”，我的父母對于我的小家庭的事務幾乎不參與，他們也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關于外孫的姓，他們也是随大流的态度，因為付出少，也就不要求什麼。

由于我意願比較強烈，丈夫最終默許了孩子跟我姓，但是前提是瞞着他的父母，把生米煮成熟飯再告知。我丈夫同意的原因，部分是因為他看到我生孩子的不容易、孩子出生對我職業發展的影響，也是肯定我對孩子養育上的巨大投入，算是一種“補償”。當然争吵過，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丈夫告訴我：他覺得孩子随我姓讓他覺得他背叛了自己的原生家庭。而我的回複是：如果不跟我姓，我感覺我背叛了我自己的感受。

在生育這件事本身我沒有違背自己的意志，我一直想當媽媽，想成為一個“好母親”；可是，在生育的時機上，我确實受到了男方家庭催生的壓力，某種程度上妥協了自我。我丈夫是他爺爺唯一的孫子，“傳宗接代、延續香火”的觀念也被他内化。

有人會說，我的姓也是我父親的姓，是的沒錯，可随母姓本身就是代表了對母親的付出的認同，這并不矛盾。讨論過并得到丈夫的默許後，2022年8月，我們一起去了深圳福田的通新嶺派出所給我兒子改姓（改姓必須雙方到場簽字），可惜到了派出所，我們被當時受理業務的工作人員告知，孩子隻有一次改名的機會，如果作為父母的我們給他改了，他成年後改名會非常困難，需要提供更多證明（比如證明同學校有重名）。

在冠姓權這件事上，我沒有妥協，可是想到我的孩子會失去為自己改名的唯一機會，我退縮了。也就是說，我的母性還是超過了我身體裡“女性”的那個部分。

就這樣，曆時大半年，我雖然嘗試了随母姓，但這次沒有成功。如果說對有意願生育的女性有什麼建議的話，可以在備孕時就把孩子冠姓的問題談好，而不是像我一樣，在懷孕的時候沒想過跟母姓，生下來如果想改就特别麻煩。我身邊确實有朋友是很輕松的孩子随母姓的，因為是懷孕階段就确定好的，也是法律允許的。而我，因為是更改姓名，首先咨詢了當時生孩子的醫院，被告知出生證明上的名字不能更改，要改隻能去派出所，所以我們才去到了我的戶口所在地深圳。

在備孕和懷孕中，我确實沒有在意過冠姓權的問題，而孩子出生後，經過一系列事件激發了我讓孩子随我姓的意圖。在可見的未來，在孩子的教育和撫養上，我也仍然是主力（丈夫雖然執行上也很給力，但是認知和統籌基本都是我來），基于這些原因，丈夫主動表示，反正名字都已經取好了，如果政策允許，也不剝奪孩子本人成年後改名的機會，還是願意讓孩子随我的姓，随時可以再和我一起去派出所申請。

雖然這一路很折騰、困難重重，也暫時沒有成功，但我并不後悔曾經折騰過，因為如果不經曆這個争取的過程，我可能并不知道作為一個女性，作為妻子、母親在日常生活的“邊界”在哪裡，我試圖去敲擊過那些邊界，有些松動了，有些沒有；我接納敲擊過後的狀态，破碎過的我，過上了一種也許不是更幸福但是更清醒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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