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失而求諸野”一句，出自《漢書·藝文志》：“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于野乎！”

關于其意的考釋至今仍有争議，目前比較廣為人知的一種解讀為：對于那些在主流社會中正在普遍消失的傳統禮節、民俗以及文化等，我們可以到民間鄉野去尋訪，即“古禮不傳，可訪民間”。

如此句所言，在像地扪侗寨這樣一個再普通不過的西南村寨裡，就仍然赓續着五千年華夏文明的文脈。

在上一篇調研手記《禮失而求諸野（一）：那些衰而未亡的鄉村古禮》中，我們簡單梳理了目前尚存活于地扪這個西南侗寨的鄉村古禮，即地方信仰體系、鄉規民約以及房族這一中國鄉村傳統的家族文化體系。

這些尚存一息的鄉村古禮雖然仍舊存活于世且還有着緩慢的發展，但是面對着現代文明一波又一波的沖擊，卻又略顯疲态，在當下出現了衰頹與複蘇并存的複合狀态。

01

地方信仰中懸浮的生命觀

在上一篇手記中，我們曾提到地扪人的地方信仰體系由自然信仰與神仙信仰構成，這一信仰體系自有史記載以來，在當地延續了六百餘年。

地扪人在這一套地方信仰體系的洗禮下，逐漸形成了“敬天畏地、天人合一”的生命觀，鬥轉星移間，這一生命觀似乎又與當下鄉村生态振興中的“平衡共生”理念一脈相承。

不過在近二十年來，随着當地經濟方式的轉變，人們的價值觀念與生命觀念也在逐漸發生着變化。曾經當地人的生計，因“土”而生，由此人們倍加愛護自己生長、生活以及生存的土地。

他們在對那方水土自然規律的摸索與探尋中，尋找着能在其中可持續生存的方式，并漸漸找到了“人與自然和諧共處”這一成功的生存法門。

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綿延了幾百年的信仰體系與其中核心的生命觀——“敬天畏地、天人合一”，曾經這一生命觀念堅定地貫穿着人們生産生活的始終，從未缺席。

如今，這一生命觀卻處于懸浮的狀态。在鄉村生态振興的背景下，各地鄉村都在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處”這一在鄉村中傳承了幾千年的樸素哲學觀。

地扪也不例外，地方政府一直在村寨的綠色發展方面傳達着理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做着實踐探索。這一生态發展理念似乎有了短暫的複蘇，但卻收效甚微。

一方面，在這一懸浮的時代，社會的各個方面都難以慢下腳步，因此綠色發展的鄉村依舊在“可持續發展”的外殼裝點下，于鄉村發展的高速路上，茫然地超速行駛着。這也就出現了我們之前提過的現象，地扪人以竭澤而漁的方式榨取着自己的資源優勢。

另一方面，當下人們的主要生計方式并不再系于這方水土之上，“打工經濟”的到來很難令人們再對這方土地産生曾經“視土如命”的關切，由此引發的輕慢與無視，更是對這種“竭澤而漁”的發展方式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由“土”而生的地方信仰與其核心的生命觀，也在這一懸浮的時代背景下，慢慢漂浮無根。知行無法合一的現狀，使得這一生命觀在與鄉村生态振興的傳承中，出現了斷裂，斷裂中還充斥着發展複蘇與懸浮衰頹的荊棘。

02

鄉規民約的弱化

從“熟人社會”到“無主體的熟人社會”，“鄉規民約”的秩序規範作用正被行政、法治等秩序所取代，處于不斷邊緣化的狀态。

以前當地人自給自足的經濟方式，使得村民的生産生活圈與社交圈都比較封閉與穩定，因此形成了“熟人社會”中以習慣為“法則”的鄉規民約，其教化與規範作用，自然而然地被村民所消化與遵守。

如今，随着時代的變化，當地人的生産生活圈與社交圈不再僅限于當地，開始與世界各地互聯互通。人們能利用的資源範疇也不再僅僅是村寨亦或村鎮，在全球命運共同體的運轉下，資源的延展也在逐漸全球化、信息化。

故此，依托“熟人社會”的生存法則所形成的“鄉規民約”在當代鄉村逐漸水土不服。

不過，在當下的鄉村社會中，“鄉規民約”也并非處于完全格格不入的狀态，其依舊有作用于現實的空間。

如牽涉到當前村民的共同利益的維系時，“鄉規民約”中某些由鄉村社會結構内生沉澱出的習慣性法則，的确要比科層分明的“行政”或“法治”規則，更能靈活地适用于結構不規則的鄉村社會。

如對于村中部分群體公共财産的分配、管理以及公共空間的維護，亦或是紅白事以及某些禮俗的操辦，人們都會自然而然地選擇“鄉規民約”來作為構建秩序的規範，或者說是“鄉規民約”中的一些習慣依舊在潤物細無聲地影響着這些事宜。

雖然目前“鄉規民約”弱化的事實毋庸置疑，但是其鄉村社會内生性的特質依舊有發揮的空間。

03

房族的複合狀态

六百餘年來，從家庭到房族（家族），地扪的傳統家族文化體系，以血緣關系為基底，在這個西南侗寨不斷演變，發展至今。如今在複合的鄉村社會結構下，房族也出現了複合的狀态。其各種功能逐漸被鄉村的行政管理體系所取代，并出現了不可逆轉的衰頹趨勢。

房族禮俗約束的松動就是表現之一。地扪侗寨主要以吳姓為主，吳姓村民占總人口的97%，而其它李、段、劉、徐四姓總共占總人口的3%。

這四家小姓都晚于吳姓遷到地扪，所以起初當地吳姓人會稱這幾個小姓家族的人為“戛”（當地稱客家人為“戛”），這幾個小姓家族為了在地扪站穩腳跟，融入當地，分别挂在了吳姓的四個房族裡，依照禮俗，與其它族人一樣，參與房族内各項事宜。

但在近十年來，房族的挂靠出現了松動，這幾個小姓家族不再熱衷于房族事宜的參與。房族話事人功能的弱化，則是另一外化表現。原本，房族在村民的生産生活以及鄉村的基層治理中，起着主導作用。

房族話事人作為代表，充當着号召者、組織者、協調者以及判決者等多重角色，地位重大。随着“村組——村民委員會——鄉鎮”這套行政管理體系的形成，房族話事人的角色逐漸邊緣化，目前隻是在房族禮俗事務上，起着号召者以及協調者的作用。

雖然房族功能在長期内整體衰頹，但是由于部分自給自足的生産生活方式仍被保留在地扪，故此房族體系還是在村中起着一定的影響。其依然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結構存在于村落當中，尤其是在以血緣關系為前提的禮俗事宜上，仍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家族文化的基底還潛伏于這個村落當中，或明或暗的顯現着，且具有長期性。如房族規模還在不斷擴大，村民也逐漸開始了族譜的編纂并開始認同自己的字輩，房族話事人的角色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複蘇。

綜上所述，在當下的地扪，無論是地方信仰中懸浮的生命觀，還是弱化的鄉規民約，亦或是處于複合狀态的房族，目前都處于衰頹與複蘇并存的沖突狀态。

在這種沖突矛盾狀态下，鄉村古禮如何沖破固有枷鎖、鼎新演變，依舊能夠為自己在當今乃至未來的鄉村社會中保留一席之地，還需把握住當今社會發展的需求變化以及古禮内核不變之間的平衡。

作者：張媚，民智國際研究院副研究員

編務：胡揚滔

責編：潘瑩琪

圖片來源：地扪生态博物館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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