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的讀書熱。

鄧曉芒，中國著名哲學家、美學家和批評家。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教授、德國哲學研究中心主任。

《批判與啟蒙》

作者：鄧曉芒

版本：崇文書局

2019年1月

鄧曉芒教授的新書《批判與啟蒙》本質上是一本為了“五四”一百周年特意編訂的論文選集。盡管這部著作是一系列文章的彙編，卻是一部帶有嚴肅批判精神和思想自覺的作品，其中體現了作者對于身處時代和自身文化的思索，同時也可将這本書看成是作者理解自己乃至同時代知識分子的一份真誠的答卷。

回到傳統中去尋找當代問題

文中絕大部分篇章在書籍出版前已經發表。文集“上編”所收錄的論文，着重關注于對儒家、道家等傳統文化的批判。“中編”則承繼“啟蒙”的問題意識，在反思和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呼籲承接“五四”和上世紀80年代未竟的“啟蒙”事業，提倡一種新時代的“第三次啟蒙”。“下編”則立足于對當代思想史的反思，以這種方式勾勒出了“批判與啟蒙”的問題意識。

盡管本書彙集了作者20年來不同階段的文章，但文章的問題關切始終緊扣了幾個主題：如何看待中國的傳統？如何思考中國的現代轉型？怎樣理解“五四”運動和80年代“文化熱”對今日的影響和意義？怎樣在當代繼續“啟蒙”的事業？作者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可謂一以貫之，即，要理解、反思現代中國和當代中國的問題，必須回溯到中國的傳統中去尋找症結；而要解決這些問題，則又必須從西方文明中尋找必要的思想及文化資源。

橫跨中、西兩大文明以建構對當代中國的思考，這種嘗試和努力一方面凸顯了作者廣博的思想視野；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作者從事學術研究的“問題意識”——作者稱之為“時代精神的沖動”。正如《前言》所說的那樣：“我隻想搞清楚中國當代的問題何在，什麼樣的思維方式能夠适合我們這個古老民族今天的發展。所以，最初促使我投身于西方古典哲學的學習和研究的就是這種時代精神的沖動。”

如何進行中西文明比較？

書名“批判與啟蒙”并非泛指，而說的是經由作者定義的、特指的“新批判主義”與“當代中國的第三次思想啟蒙”。

所謂“新批判主義”的概念，是承接了“五四精神的血脈”，以其獨到的視野反思、評價和重估傳統文化。“新批判主義”對“五四”精神的繼承包括懷疑和批判的精神、自我忏悔精神和對進化論的超越，作者認為這三點均可從魯迅身上獲取思想淵源。與此同時，作者又指出“五四”精神具有其局限性，表現在“五四”雖提倡啟蒙卻帶有民粹主義傾向、“五四”知識分子無法調和“個人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沖突”并且缺乏“西方人那種超越現實的終極關懷”。總而言之，作者在這篇文章中以“新批判主義”勾勒出來的價值立場主要聚焦于個人本位和人道主義，同時提倡将“世俗關懷與終極關懷區分開來”、“把實用理性和價值理性區分開來”。

至于“當代中國的第三次思想啟蒙”的觀點，則立足于作者對于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認識。他相信20世紀初的“五四”，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或者說“新啟蒙”運動，均沒有“對啟蒙的真正含義領會和吃透”，此外考慮到當代中國國情已然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特别是“幾千年傳統的自然經濟已經解體，數以億計的農民離鄉離土，進城打工，城市化成為整個國民生活的中心”，這就是必須要引進市場經濟的一整套普遍原則來保證社會的良性發展，所以需要開啟第三次的啟蒙。

在分析20世紀中國啟蒙的缺陷時，作者以西方近代啟蒙運動作為參照，認為“國人通常隻注意到西方啟蒙運動所提出的那些響亮的口号和原則……卻忽視了這些口号和原則背後的更深刻的基礎，即對這些原則屬于人類普遍本質的人道主義信念”。甚至《20世紀中國啟蒙的缺陷——再讀康德〈回答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一文全文都沿用了用西方曆史經驗評判中國狀況的方法。

在這個意義上，作者所采取的中西比較視野，大體可以概括為“透過西方這面鏡子來看中國”。中西文明比較在書中無處不在（不少比較不但跨越了地理和文化的阻隔，而且在比較所選取的時間段上也頗為随意），但兩種文明在作者心目中并不具備同等的“價值”。關于這一點作者表述得相當直白，他圍繞中西文化比較提出了一種“雙重标準論”。從表面看，作者申明要“根據的文化環境的不同”，要求“任何一種文化都隻有建立在自我否定、自我批判的基點上，努力吸收異種文化的要素，才是有生命力的”。但緊接着作者就又坦率地表示雙重标準“其實并不是完全對等的”：西方文化在今天并不隻是代表歐美白人的一種有限的文化，而是承載着普遍價值的一種文化；而中國文化則本身不能自外于普遍價值，最終将融入這種普遍價值之中。

這就無怪乎在這部文集當中，作者談及中西比較時所呈現的态度和主張，與其他從事中西比較研究的專業學者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說，這種“比較”本身也并非建立在學術的基礎上，而更接近于作者純粹個人意見的抒發。

80年代的問題意識，在今天仍然有效？

然而作者在書中抒發個人意見并不意味着立論必然走向偏頗，我更傾向于從作者對于學術與思想的認識來理解上文提到的這些特點。正如在《前言》部分所述的那樣，作者認為一生立定的志向就是“以我自己為标本，來證明一個中國人在吸收近現代西方文明并以之反思中國傳統文化上究竟能夠走多遠”。可見作者在本書中抒發的主張和理念顯然體現了一種濃郁的、不乏個人主觀色彩的思想情結。不過就這一點，作者也并非沒有自覺，本文集收錄的《思想中的學術與學術性的思想》一文仿佛就是對這重诘難的回應。作者明确表示，學術和思想沒有什麼根本的區别，但是作者又認為，“中國當代思想和學術分裂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思想發展的空間過于狹窄，而在于中國學人的思想本身過于狹窄”。在我看來這仍不能稱之為思想與學問的交融，因為事實上作者在文中好像并不認可純粹書齋式的“純學術”的價值。作者坦言：“學術和思想的關系實際上也可以歸結為曆史和哲學的關系。”在作者的判斷中，“思想”的價值始終應當高于那些尊重事實考辨的“純學術”。可正如作者實際在“學術”和“思想”之間更偏重後者那樣，在“曆史”和“哲學”當中，作者也強調“隻有在哲學的眼光中，曆史才能真正成為曆史”。或者在這個意義上作者仍舊秉持着哲學學者的本色，對自身的專業立場有着較為執著的信念。

鄧教授長達20年的筆耕不辍，不僅可以看到他對當代中國當代社會文化及思想狀況懷有的持續不衰的熱情，也突顯了作者一以貫之的思想主張和價值立場。當然許多思想随着時代的變遷亦有些許推進。例如《我是批判儒家的儒家》一文已經不再滿足于高屋建瓴地表達基本立場和主張，而開始從儒家的基本文獻入手。不過作者對于中國傳統認知，阻礙了對“儒家”、“傳統”形成更為精确的、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判斷。或許更根本的問題在于，作者從來隻是基于“理論上的證明”來談論思想和思想史，例如視上世紀80年代以來思想界的轉變是“風氣的轉移和時尚的流變”，可是隻消稍稍對同時代之思想演變抱有一絲“同情之理解”，恐怕便不至于将這些變化簡單地這樣一筆勾銷。

閱讀本書我們很容易注意到，作者的思考其實仍在延續和回應80年代的問題意識，而其他同時代的學人在過去三十年中早已數易論題（或許書中最後一篇文章極力批評的學者劉小楓正是一個絕佳的例子，參見《評劉小楓的“學理”——與劉小楓〈如何認識百年共和的曆史含義〉一文商榷》）。作者自認屬于“冥頑不化”者，始終堅持“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這些80年代的議題仍有繼續深入探讨的價值。不論讀者是否認同作者的上述态度和判斷，本書對傳統文化采取的批判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對于眼下愈演愈烈的“複古”活動有一定的警示意義。不過，筆者還是傾向于認為，無論是對“傳統”作不假思索地追捧，還是對“傳統”進行簡單粗暴地批判，根本上仍是源于我們對中國傳統和古代經典并沒有建立起深刻和正确的認知。或許隻有建立在知識基礎上的反思，才會是更有力量的反思。

□金方廷（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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