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丹

打水、送水、打飯、送飯、導尿、清理大小便……

入職沒滿1年，“就地離職”四個字已經無數次出現在陳立的腦海裡。從早上5點半到晚上6點半，循環往複的體力勞動換得“一個月不到4000元的工資”，陳立計劃着幹滿一年就辭職，轉做社工。

老年服務與管理專業學生群（圖源：受訪者供圖）

處于黃金期的養老機構，留不住年輕人。

官方數據顯示，我國2.49億名老齡人口中，失能、半失能老人達到4000萬人。與此同時，養老護理從業人員僅有30多萬名。

2013年開始，我國大中專院校陸續開設老年服務等專業，力圖向行業輸送年輕血液。但低薪、重負、矛盾難調……不少相關專業畢業生在完成三年課程後逃離了養老行業，更有甚者從未入行就畢業轉行。

年輕人逃離養老機構，既是結果，又是原因。

行業内素有“至少10年才能回本”的說法，老人支付能力不高、養老機構掙不來錢，壓縮護理人員工資是常規的“節流”手段。反過來，在沒有專業護理人員、人手不足的機構，老人們被困在一眼望得到頭的四方天地。

“未來15年内，從事這個行業的人都不會很舒服。”15～20年，這是行業從業者的心理預期。但，養老的未來，怎樣才能好？

留不住人

“孝道的市場轉包”，社會學家藍佩嘉這樣稱呼那些代子女履行孝道、照顧老人的一線養老護理員。

三年專科，學完養老機構管理與服務、老年人康複治療與訓練、老年人際溝通與活動組織、老年社會工作等課程後，方佩進入了一家醫養結合模式的養老機構。工作兩年來，她“一直在堅持”，但最近，她打算放棄了。

“身體累我不怕，主要是心累。”方佩工作的養老機構分為失能、半失能、失智和獨立四個護理區。在這裡，她見過患阿爾茨海默症的老人玩大便，弄得身上、床上、牆上到處都是，被無故發脾氣的老人動手打，“挨耳光都算是輕的”。

“（護理員這份工作）不僅社會認同感低，風險還很大，國家目前缺乏法律法規來維護我們在工作中的風險權益。”據方佩介紹，在養老機構裡，老人出現任何問題，無論護理員是否有過錯，都會被院領導和家屬視為“護理操作不當”。

王薔同樣是一名老年服務與管理專業的畢業生，但她并沒有進入養老行業。幹護理員需要熬夜，需要夜班，她的身體狀況不允許熬夜。

“大部分年輕人，尤其是女生，實習後很難堅持下去。”一般情況下，養老相關專業會安排學生在大三這一年進行實習。方策目前讀大一，盡管還沒上過一線，但聽學姐說過，護理員工作很累、工資很低。即便是在養老機構做院長助理的學長，也有因為壓力過大而選擇辭職的。

養老行業前景好，有數據和事實為證。2017年10月，國務院取消“養老護理員”職業資格證書，降低行業準入門檻。随後，2019年11月，民政部表示将拓寬養老護理員的職業發展空間，縮短職業技能等級的晉升時間。到2022年底，我國将培養1萬名養老院院長、10萬名專兼職老年社會工作者。

但與好前景相對應的，似乎是相關專業畢業生正逃離行業的現實。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喬曉春曾調研過北京地區的458家養老機構，調研結果顯示，所有的護理人員中，年齡在40～59歲的占到了近四分之三。

圖源：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論文《養老産業為何興旺不起來？》

“（養老）機構、老人，甚至是老人的家屬都希望年輕的、更具備專業性的人員從事這個行業，但一個現實的問題是，絕大部分養老機構開出的薪水都不高，護理員的工作又比較髒、比較辛苦，很難留住年輕人。”MEDMET中國區CEO張胡斌分析表示。

喬曉春的調研結果顯示，2016年，北京地區護理人員平均每月拿到的稅後工資為2788元。方策目前在濟南，據他介紹，當地養老機構的實習工資大概在2000元/月，正式員工工資在每月3000元左右，包吃包住。

李方元是一位敬老院探訪義工，前後去過10多個養老機構。據他介紹，對于一些護理人員而言，養老機構更像是一個包吃包住的“跳闆”，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曆後，一旦有新選擇，護理人員往往會離開。而這些新選擇，通常是社工、家政等比護理工作輕松、工資較高的活兒。

機構之困

“在敬老院裡，常常會覺得時間過得特别慢，大家都是吃完了早飯等着吃午飯，吃完午飯等着吃晚飯，吃完晚飯，會有老人感慨‘一天終于又混過去了’，語氣當中有些調侃，又有些無奈。”

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吳心越曾在一家民營敬老院進行過田野調查。在那裡，大家不約而同用“度死日”來形容自己在敬老院的生活狀态。“度死日”在吳方言中的意思是混日子，沒有新的期盼，也沒有目标。

過去兩年，李方元拜訪過10餘家養老機構，平均每個機構去過7～8次。據他回憶，大多數養老機構中，老人們的生活都比較枯燥。“除了有資曆的敬老院可能會有特色活動，小部分會應付檢查，臨時安排節目。”

“通常來說，收費高的敬老院才能提供細化服務。可能護理人員配置多，分攤到每一個護理人員身上的壓力沒那麼大，也就願意花時間多陪老人。”據李方元觀察，低端老人院普遍人手不足，平均每個護工負責照顧10～12名老人。另一位養老行業從業者祥昊則告訴筆者，對于半自理老人而言，護工配比在1﹕10～1﹕15，而對于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而言，護工配比在1﹕2～1﹕5。

人員配比低，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護理人員無暇顧及老人們的精神需求。而人手不夠，則是因為“養老行業還掙不到錢”，隻能通過削減人工支出來控制成本。

餘阿姨經營一家民營養老機構，前期投資400多萬元，目前住着80多位老人，雇有5名護理人員，預計15年才能回本。此前，有研究顯示，62.4%的養老機構需要10年以上才能收回投資。

“目前，我國養老行業的發展主要受政府引導，尤其是公立公營的養老機構，短期内不看投資回報率。”在張胡斌看來，“養老”實際上分為公立公營和完全市場化兩類，盡管兩者做的事情看起來一樣，但内核完全不同。前者是“事業單位提供的一種社會服務”，主要承擔“兜底保障”的作用，而後者則主要針對具有高支付能力、對服務品質有要求的人群。

李方元曾多次去過廣州市老人院，一所在當地具有“領頭羊”效應的公辦養老機構。據他介紹：“那邊的軟硬件條件都很好，入住價格也不貴，大概3000元/月，是‘有生之年應該争取去的地方’。”但由于是“政府示範項目”，供不應求。

據李方元了解，裡面住的老人分為兩個“典型”：由街道或居委會推薦的“三無老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贍養人和扶養人）和曾對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老人。而對于普通老人而言，進入公辦公營的養老機構需要排隊，需要等待。

與公辦公營相對應的，則是完全市場化的養老機構。過去幾年，房企系、保險系輪番上演“養老盛宴”。以泰康養老為例，老人們取得入住資格有兩種方式：要麼一次性繳納140萬～300萬元不等的押金，要麼購買保險且累計保費超過200萬元。取得入住資格後，還需要根據戶型繳納金額不等的房間費（通常是上萬元），以及包含物業、保潔、水電費在内的月費等。

“介于公辦公營和完全市場化之間，還有面向中低端消費人群、圍繞剛需的養老需求。”據張胡斌介紹，針對這部分數量龐大的剛需，低費用、僅提供食宿的養老機構是不二選擇。

“假設我到了50歲，我的父母七八十歲，我的收入不高，我父母的退休金也不高，但我還需要工作來養我的孩子，沒辦法照顧父母，這個時候，把父母送到這種低費用的養老機構去，或許是最好的選擇。”在張胡斌看來，這種“夾縫中”的養老機構，更能反映我國當下的現實。

重負之難

“現在的養老行業和15年前的酒店行業類似。”據張胡斌回憶，過去，酒店前台的年齡也同樣偏大，但随着酒店行業的發展，越來越多年齡偏大、缺乏專業性的群體被替代。“底層邏輯是酒店的盈利能力在提升，倒逼其雇傭更年輕、更具備專業素養的人員，當然，酒店本身也能提供相對體面的薪水。”

在張胡斌的構想裡，理想情況下，政府的公立公營機構仍然負責“兜底”，完全市場化的養老機構負責提供高端服務，而更多介于兩者之間的、面向剛需的養老機構則向“連鎖化”方向發展。“通過連鎖化、規模化降低邊際成本，擴大品牌認知度。”

回到盈利這一點。喬曉春曾提出，養老産業處于“在臨界條件下掙紮”的狀态：若提高收費标準，有可能導緻入住率下降，以及随之而來的收益下降。換句話說，養老機構的營收和老人的支付意願及能力相關。

為此，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高華俊告訴筆者，我國正在擴大長期護理保險試點。“最近幾年，政府工作報告都在講這個事兒，國家醫保局也在抓這個事兒。”

2000年，為解決家庭養老模式難以為繼、老年人長期護理供需缺口加大等現狀，日本開始實施長期護理保險制度，該制度先後曆經五次重大變革。“居民從40歲起開始繳納護理保險費，到了真正需要護理的時候，由護理保險支付護理費的90%以上，個人隻需要支付10%。”

此外，高華俊還告訴筆者，從2013年開始，“公建民營”一直被列入我國養老改革試點。“各級政府新建敬老院之後，不是說把它變成事業單位，派相應級别的官員來管理，而是通過協議将其交給專業機構來運營。”

“如果說公建民營、長期護理保險試點是在構建‘人人都能負擔得起’的護理體系，解決支付能力問題，那麼接下來需要考慮的是，能否有相應服務。”高華俊說道。

根據張胡斌的介紹，盡管行業裡一直在推科技賦能、智慧養老，但從目前來看，還是噱頭大于實質。在和科技企業、養老機構團隊溝通了差不多2年後，張胡斌發現，目前自動機器人隻能真正解決一件事兒：半夜巡房，判斷是否有異響，“其他的暫時做不到”。

“未來，這個行業還是要回歸到人，需要真正有專業技能、熱愛這個行業、尊重生命的人，這是下限。”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陳立、方佩、王薔、方策、李方元、祥昊均為化名）

（編輯：黃玉璐 校對：顔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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