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古籍舊注的學術價值?【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簡述古籍舊注的學術價值?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簡述古籍舊注的學術價值

【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

古籍今譯，是指把古籍翻譯為現代書面語言，它是貫通古今的橋梁紐帶，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形式。繼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産保護好、傳承好、發展好”的需要，是古籍今譯的目的。傳承古代文化，首先要閱讀古籍，而古籍多用文言寫成，語言成為今人閱讀古籍的最大障礙。商周的典籍，春秋已有解讀，《左傳》《國語》中記載了許多這樣的話語；先秦的典籍，漢代人也有所不解，所以司馬遷寫《史記》時需要把《尚書》等史料中的文字翻譯成漢代通行的語言；劉勰曾感慨“《書》實記言，而訓诂茫昧”（《文心雕龍·宗經》），韓愈也聲稱“周诰殷盤，佶屈聱牙”（《進學解》）。《尚書·堯典》中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之句，贊美古帝堯，“允”指對人誠信，“恭”指做事恭謹，“讓”指禮讓賢能，“光”通“廣”，“四表”指四海之外，“上下”指上天下土。其中的“格”字，《尚書》的時代經常使用，但用現在常用義不好理解。《說文解字·木部》說：“格，木長也。”這是“格”的本義；《爾雅·釋诂》說：“格，至也。”“至”是其引申義，本句即用此意。但這是較古的引申義，後已不用，“格物緻知”中的“格”用的是由此進一步的引申義，探究之意。那麼這一句今譯意思就是：堯誠信恭謹，又能愛才讓賢，德行光照四方，影響及于天地。因此，好的古籍今譯可以幫助今人真正地讀懂古代典籍，理解古人思想，傳承古代優秀文化。

但是要做到“精譯”，并不容易。一是如上所述之語言的差異，漢代哲學家王充早已感慨道“古今言殊，四方談異”（《論衡·自紀》），前者強調其曆史的變化，後者強調地域的差異，時間與空間的不同，有時甚至找一個準确的詞語對應都頗為不易。所以古籍今譯中這方面的問題最大，譯文不準确使今人理解古籍出現了許多偏差。柳宗元《梓人傳》中有句話：“餘圜視大駭，然後知其木之工大矣。”其中“然後知其木之工大矣”，有的譯為：這才知道他的技術非常精湛；有的譯為：此後知道他的技藝有博大精深的功力；有的譯為：這才知道這木匠的技藝确實非常高明。這些譯文中的“大”字理解錯誤，因而譯文不準。從原文記述可見，“梓人”的長處在于統理、宏觀，關注度是整個框架結構，而不在于細微、具體，如文中所記連床腿都不會修。因而本處之“大”，不能以精湛、博大精深、非常高明等為釋，應理解為規劃之類大的事情。全句應譯為：由此我才知道，他技術擅長的是，做大的規劃、組織和安排。蘇轼《潮州韓文公廟碑》“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一句，有的譯為：這都是由于他可以跟天地共同化育萬物；有的譯為：這都是由于這人有與天地共同化育萬物的能力；有的譯為：這都能夠與天地的變化相比并。其中的“參”，不是參與、共同之意，而是比肩、比并之意，意思是可以比肩天地化育萬物。本文中後面還說道：“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與此意同，正可互證。

二是文體的差異，古代的文體，雖盡可以“文”概之，從蕭統所編《文選》到姚鼐所編《古文辭類纂》均稱“文”，但在這一“類”稱之下，《文選》尚有38種文體，《古文辭類纂》合并為12種，每一種文體都有着特殊的寫作要求，翻譯時便不可等同視之。散體之文，相對而言今譯較為成熟，可操作性比較強，一一對應的方式也可使文意呈現出來。韻體之詩與詞，往往聲韻諧和，聯想超邁，意象連綴，風格多樣，因而即使譯文中補充出其字面不見的意義，也難以充分展示出詩詞含蘊的意味。餘冠英先生曾以不同的風格翻譯《詩經》，郭沫若先生嘗試以新詩的韻律翻譯《楚辭》，陳子展先生曾以本義直譯風雅頌，還有很多學者力求以整齊的語言對譯詩騷，都取得了很大成績，對《詩經》《楚辭》的傳播與接受，甚至推進新詩的發展，都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對于詩詞來說，似乎還是缺少了一些韻味。包傑曾出版《唐詩意譯新探》一書（學林出版社，2000），對唐詩的翻譯做出了大膽的探索，作者對112首唐詩名篇做了注釋、翻譯、今注質疑、評析的工作，其中的譯文采取意譯的方式，補充了作詩的場景，展示了詩人的情懷，挖掘了詩歌的意境，對理解原詩具有很好的作用。盡管作者做了很大努力，但試圖把唐詩的“意境”以意譯的方式一覽無餘地加以展示，實際上既不可能，也影響了讀者對原詩韻味的體悟與享受。亦韻亦散的骈文和辭賦，是中國文學的特有文體，翻譯時應該體現出它們的文體特征，譯為散體和一韻到底，都是不合适的。另外，骈文和辭賦多用典故，典故的理解尤應注意。蘇轼《前赤壁賦》中有“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之句，其中“明月”指的是《詩經》中的《月出》一詩，詩中有三章，起句分别為“月出皎兮”“月出皓兮”“月出照兮”，均為詠歎月光之皎潔、明亮；“窈窕”是指《詩經》中的《關雎》一詩，詩中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句。但一般譯為“吟誦起《明月》詩裡的《窈窕》一章”，混淆了二詩，顯然是不對的。

三是書面語言的要求，古籍今譯是對原文的遵循，也是對原文的創造，它要遵循原文的思想與表意，又要以現代漢語的規範将這種思想與表意雅緻地傳達給今人。古人作文往往言簡意赅，言約義豐，而古今語言在文意關系、口吻語氣等方面的表達又有所不同，因而遵循原文之意，就要把原文的内容完整呈現出來，把原文的聯系明确地建立起來，把原文的語氣正确表達出來。蘇轼《上梅直講書》：“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悠哉遊哉，可以卒歲’。”有的譯為：古書上說：“不怨天，不怪人”，“從容自得，可以度過我的天年”。有的譯為：古書說：“不埋怨上天，不指責别人。”悠閑自在，可以度過一年時光。有的譯為：《論語》說過：“不埋怨天，也不責備人。”又說：“悠閑啊遊樂啊，可以度過餘年了。”這幾則譯文均漏譯了“蓋”這個詞，結果譯意有了不同。第一種譯文沒有完全明了原文，第二種譯文忽略了後者的引文，第三種譯文誤認為後者亦為《論語》之言，均為不當。應譯為：古書上說（或《論語》說）“不怨天，不尤人”，大概意思也是“從容自得，可以安享餘年”。蘇轼《留侯論》：“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不少人譯為：這當然是秦始皇不能令他驚恐，而項籍也不能使他發怒。其實這裡漏譯了“所”字，使得意義不完整，其“原因”“關鍵”的意思沒有得到突出，正确的譯文應該是：這正是秦始皇不能令他驚恐、而項籍也不能使他發怒的關鍵所在。司馬光《谏院提名記》：“彼汲汲于名者，猶汲汲于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有的譯為：那些急切地追求功名的人，就好像那些急切地追求私利的人一樣，這兩者之間的差别又有多大呢？這樣翻譯對于句意和語氣的理解都有問題。從句意上來說，“其間”指兩類“汲汲”者與上述谏官“當”者之間、而不是“汲汲于名者”與“汲汲于利者”之間的差距，這樣理解與下文說的兩種人正好相應；從語氣上來說，不是疑問句，而是感歎句，表達對語氣的加強。所以本句應譯為：他們與谏官的要求相距多麼遙遠啊！當然不止如此，譯文不僅要達到文通句順，還要追求文意曉暢，典雅優美。楊伯峻譯《論語·子罕》“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為“聰明人不緻疑惑，仁德的人經常樂觀，勇敢的人無所畏懼”（《論語譯注》），一個“不”字以不同的詞語對譯，既揭示了各句的含義，又展示了語言的魅力。《文心雕龍》開篇第一句話：“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看起來很簡單，但翻譯好并不容易。這裡有三個問題需要明确：一是“德”指什麼？二是“大”怎樣理解？三是“何哉”針對什麼提問？在儒家文化裡，“德”指人的内在品性。《文心雕龍》中，“德”具有多種含義，但在這裡，“德”應指本質屬性，周振甫譯為“文章的屬性”（《文心雕龍選譯》），是正确的。其他譯為“意義”“作用”，或不譯，都是不可取的。“大”理解為偉大、重大，都可以，因為它是與天地一同産生的，所以與天地同樣偉大，但周振甫譯為“普遍”就不準确。“何哉”針對的是“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因此标點時應該在“何哉”之前點斷，直接譯為與“為什麼”意義相近的詞語即可，而譯為“所謂它與天地同時産生是什麼道理呢？”“它與天地同時并生是為什麼呢？”都忽略了前者，是不準确的。這幾句可以譯為：文章從本質上來說是很偉大的，它是與天地同時産生的，為什麼呢？

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文獻典籍，許多都是“樹德建言”“自鑄偉辭”之作，語言凝練，含蘊豐富，所以人們一直探索着如何通過古籍今譯讓後人更好接受的方法，并付諸實踐。林纾所提出英文翻譯的“信達雅”标準，也被古文今譯廣泛認可，至今仍被廣泛運用。而一些譯文一經出版，便被稱頌，如楊伯峻的《論語譯注》《孟子譯注》等；有些譯注本不斷修訂，精益求精，亦成經典，如陰法魯主編《古文觀止譯注》，1981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初版，1996年修訂再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新一版，2017年又出版第二版，影響了幾代人。而有的譯注本則不甚嚴謹，譯解不當，為閱讀理解古文提供了錯誤的認識。其中一些問題，也是古文翻譯中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于此予以重視，才能更好地完成古籍整理的重任。

（作者：張慶利，系遼甯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珠海科技學院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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