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刿論戰議論文立意?公元前684年，剛剛繼位的齊桓公為報複魯國助公子咎奪位，任命鮑叔牙為将，率數萬（有說三十萬）大軍來攻魯國齊強魯弱，魯國形勢危殆魯人曹刿為救魯難，往見魯莊公，君臣間展開如下一番對話：，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曹刿論戰議論文立意?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曹刿論戰議論文立意

公元前684年，剛剛繼位的齊桓公為報複魯國助公子咎奪位，任命鮑叔牙為将，率數萬（有說三十萬）大軍來攻魯國。齊強魯弱，魯國形勢危殆。魯人曹刿為救魯難，往見魯莊公，君臣間展開如下一番對話：

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左傳·莊公十年》）

齊魯長勺之戰的結果是魯勝齊敗，也成就了一次以少勝多、以弱勝強的經典戰役。

從《左傳》的記載來看，魯國在這場保衛戰中的勝出頗有幾分神秘意味。戰場上的時機把握固然重要，勝負的結果似乎在開戰之前已經注定，而讓魯國堅定必勝信念的憑藉竟然是雲裡霧裡的一句“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

“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何為“忠之屬”？它又為何具有決定戰争勝敗的神秘力量？

對此，古人曾有這樣一種解釋：“兵者，亦刑之大者也。惟知所以重于刑，必知所以重于兵，兵、刑無二理也。”（《陳氏尚書詳解》卷39）《國語·魯語》上講“大刑用甲兵”，法律與戰争之間應該具有親緣性，這在古人而言似乎算作一種“常識”。由此，掌握了治獄的要訣，就可在戰場上立于不敗之地。筆者認為，這種闡釋肯定了法律與戰争的曆史聯系，卻忽略了二者分野之後的明顯的差異性，更沒有揭橥為兵、刑所共享的“理”的确切内涵，因而顯得迂闊而未中肯綮。說到底，“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的涵義如果說不清楚，則制勝之因就始終隐在霧中。問題的關鍵在于，“必以情”三字當作何解？

真正令人費解的是“情”字。漢語的“情”字有多重涵義，既可以表示客觀的情狀、情态，也可以表示主觀的心情、感情，同時還可以表示介于主、客觀之間的情理。于是，人們對“必以情”的理解五花八門：

其一，楊伯峻先生曾闡釋到：“情謂實際情況。”（《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81年，183頁）由此，“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一句可解釋為：“大大小小的案件，即使不能一一明察，也要根據實情去處理。”這是典型的客觀說，合于今人信奉的“以事實為依據”的法治理念，是以頗有影響力。

其二，馮其庸《曆代文選》中的注釋：“情，情理”。朱東潤對“必以情”的解釋是“一定要處理得合情合理。”（《中國曆代文學作品選》上編第一冊，第58頁）俗語雲：“法律不外乎人情。”古代循吏也講：“法意、人情，實同一體。”（《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九）曆史地考察，中國古代的那些高明的裁判大都體現了對天理、國法、人情圓融無礙的追求。就此而言，将“情”釋作“情理”無疑具有堅實的曆史和人文基礎。

其三，與以上兩種現代型的闡釋路徑不同，中國傳統學者更傾向于對“情”作主觀的理解。《荀子·正名》：“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說文》：“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即把“情”理解為基于人性而産生的一種自然感情。于是，正統經學對“必以情”做了經典注釋：“必盡己情。察，審也。”（《春秋左傳注疏》卷8）與之近似，吳楚材《古文觀止》：“必盡己之心以求其實。”鄭天挺《左傳選》：“情，誠心。”今人雲：“動之以情。”正循此而來。

單獨地看以上三種解釋，自然都有一定的道理，實在讓人很難分辨和取舍。不過，較真地講，第一種解釋存在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因為既然做不到事事明察，又如何能夠做到“以事實為依據”？這不是自相矛盾嗎？第二種解釋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這個問題，不過不是很明顯。隻有第三種解釋沒有這個問題，在邏輯上是完全自洽的。“不能察”說的是客觀的條件約束（當然也可以理解為是人的主觀能力問題），即我們常說的客觀事實不可能百分百還原，而“必以情”強調的則是斷獄者的态度。整句話的意思是說：“（作為斷獄者的我）雖然做不到事事明察，但是我審案的态度絕對是真誠的、端正的。”如此解釋，意思明确，氣理通暢，也更接近古人的訓釋，當屬可靠的“原旨”解釋。

為了确認這一點，我們不妨返回曆史的語境，看看古人是如何理解和運用“曹刿論戰”這一典故的。紹興三年（1133年），宋高宗下《恤刑诏》，其文曰：

廷尉，天下之平也。高柔不以明帝喜怒而毀法，遊肇不以宣武敕命而曲筆，況可觀望臣庶而容心者乎？曹刿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應為吾士師者，各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及爾身，置此坐右，永以為訓。（潛說友《鹹淳臨安志》卷4）

這道诏書對全體司法官員提出了“各務仁平，濟以哀矜”的要求。為此，诏書以曆史的筆觸，列舉了高柔、遊肇和曹刿的例子。高柔和遊肇是中國古代司法官員的典型，他們不以人主意旨為獄，堅持司法的公平公正，代表了中國古代司法的優良傳統。引用曹刿論戰的典故則是為了說明司法官員當以仁恕為懷，永保哀矜恻怛的仁者心腸。皇帝還以禍福因果之說來勸谕司法官，所謂“遂爾情”就是要求司法官員們對待工作一定要盡心誠意，否則就是有虧職守，就要受到處罰。

可見，對于曹刿的“必以情”說，中國古代官方是從仁恕司法、哀矜折獄的角度來闡釋和引發的。這樣一種理解無疑也契合了儒家一以貫之的司法理念。《尚書·用書·呂刑》曰：“哀矜折獄。”《尚書·大傳》：“子曰：‘聽訟雖得其指（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複生，斷者不可複續也。’”又《論語·子張》記載，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典獄之官），曾子誡之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需要注意的是，此處的“情”無疑指“民情”。曾子的意思是說，斷獄者當體生民之艱與涉訟之不得已，即便在案情認定上偶有所中，也不改同情憐憫之心，切勿沾沾自喜。

最能體現哀矜精神的是春秋時子羔治獄的故事。相傳，孔子弟子子羔在衛國任獄吏，刖人足。後衛國起亂事，子羔得刖者之助而逃免。子羔問其故，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顔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孔子家語》卷2《緻思第八》）子羔哀矜折獄，其至誠之意形于顔色，所以能得刖者之心。本此哀矜之精神，謹慎對待司法審判，獄吏可得刖人之心，則國君可得全體國民之心。是以，南宋儒臣張浚雲：“自古人心得失，常在于刑獄間。”（《紫岩易傳》卷6）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才應該是魯國在長勺之戰中獲勝的關鍵所在。

來源：人民法院報

作者：趙進華（東北大學文法學院）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