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曾做過一個有趣的統計，發現平均每人每天用于說話的時間大約為1小時，按照漢字來計算，正常語速為每分鐘80到160個字，意味着你我每天會說4800到9600個字不等。這些字組成句子，句子彙成語言，語言用于溝通，也讓人類有别于其他動物。

人類語言究竟是如何而來？動物界是否存在語言呢？為了解決這兩個很“大”的問題，人類學家、靈長類學家、動物學家從“小”入手做過不少研究，比如對比尼安德特人和智人的舌骨和“語言基因”，教黑猩猩“說話”，分析鹦鹉學舌等等，雖然很難明确地給出答案，但是卻有了一些共識：人類早期的語言源自很多動物都具備的呼叫聲和肢體語，随着喉、腦的演化，語言作為傳遞信息的工具逐漸完善。動物也能夠交流，但所使用的不是我們所說的“人話”，也不是人類所定義的語言。

人類嬰兒在還沒有學會站立前，隻能“咿咿呀呀”的出聲，直到學會站立以後，開始逐漸講出單音節的詞，随着學會了走路，語言能力也跟着突飛猛進，這個開口說話的過程，恰好說明直立在語言形成中發揮的作用。直立給人類帶來的是從頭到腳的改變，與語言相關的是喉部位置和顱骨形态的變化。

喉部是發聲的必要器官。發出聲音并不難，氣體在進出喉部時帶動聲帶振動就能夠出聲，聲帶和肌肉振動的頻率決定了音調的高低，包括早期人類在内的許多動物，都可以發聲并對聲音加以利用，但是除了直立的人類以外，其他動物的口腔和喉嚨基本上都是一條直線，所以氣流遇到的阻礙少，它們所發出的聲音也就相對單一，比如較常采用“指行”的大猩猩能發出大約20種聲音，而能夠短暫直立行走的黑猩猩就稍多一些，能發出40到50種不同的聲音。

對比黑猩猩和人類口腔及咽喉的結構，科學家還發現了促使人類發聲的其它原因。由于直立，人類喉頭和聲帶的位置更靠下，距離會厭和舌骨較遠，講話的時候，會厭會向上，保持氣流的暢通，因此人類發出的聲音更為清晰；黑猩猩喉頭和聲帶距離會厭很近，會厭會阻礙氣流，所以它們大多是通過鼻腔将氣流呼出，口腔發出的聲音少而且含混。直立讓人類的頭部、喉部、咽部具備了獨特的解剖學結構，可以說是人類發聲的必要條件，但是要形成語言，還需要大腦的參與。

大腦是語言産生的關鍵。直立使人類枕骨大孔的位置從顱骨後側逐漸演變到了顱骨正下方，頸内動脈和氧氣通過枕骨大孔向腦部提供能量，腦容量變大的同時，腦部的功能分區也變得明确。古人類顱骨化石雖然無法直接告訴我們古人是否産生了語言，但是其上的溝回痕迹能說明腦部的發育情況。生活在大約200萬年前的能人大腦，額葉、颞葉的新皮層已經有所擴大，尤其是負責語言的“布羅卡斯區”和“韋尼克區”，腦溝回的印痕明顯。

“布羅卡斯區（Brocas area）”和“韋尼克區（Wernicke's area）”是人類所特有的，與人類親緣關系最近的黑猩猩也沒有演化出這些區域，它們是語言中樞所在，“布羅卡斯區”在左腦額葉，該處受損，即使智力不會受到影響，還能夠正常發聲，但卻無法進行語言表達；“韋尼克區”在左腦颞葉，一旦受損，語言能力尚存，但是卻無法理解他人的語言，變得“答非所問”，也就失去了溝通能力。因此，這些特定區域大腦皮層的存在和發育，是人類語言與動物發聲的本質區别。

喉部和大腦是人類“說話”的基礎條件，但從說話到語言，經曆了漫長的演化，這個過程得從靈長類動物身上找答案。

靈長類的呼叫聲和肢體語。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動物在遇到危險時的呼叫，這種聲音伴随着肢體動作，能起到警惕、防禦和警告的效果，一方面告訴群體内的成員有危險靠近，另一方面警告捕食者已經暴露了。靈長類動物學家通過對肯尼亞長尾黑颚猴的觀察發現，在長尾黑颚猴的群體内有一套完整的“呼叫警報”，不同的叫聲能夠分别代表靠近群體的美洲豹、老鷹、蛇、狒狒以及人類等等，結合發出呼叫後，群體成員的行動可知，當遇到美洲豹時，叫聲所對應的信号為“上樹”；當遇到老鷹時，叫聲意為“躲避”；當遇到蛇時，叫聲是在号召所有成員一起“砸蛇”。這套呼叫聲非常有效，而且能夠代代相傳。

不隻是長尾黑颚猴，日本猕猴、恒河猴、黑猩猩、猩猩群體内，都有這樣的呼叫系統。但是這些呼叫聲無法被稱作語言，因為語言不是單純用來描述“此時此刻”，還需要表述“過去未來”；不僅要表達“具體事物”，還要蘊含“抽象概念”。

抽象概念以及分享複雜思想。人類學家尼古拉斯·尼卡斯特羅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用來解釋人類的祖先如何把呼叫聲變成了語言。他認為，當早期人類在開闊的草原直立行走時，他們的視野範圍更寬更遠，能夠更早地發現危險所在，也就有更多的時間對接下來的行動進行安排，在解決愈發複雜的情況時，呼叫聲需要不斷細化，以表達更加繁雜的想法，因此，人類需要将面臨的危險用單個呼叫、詞語、手勢，或者若幹個呼叫、詞語、手勢進行替代，進而刺激了語言的産生。

實際上，尼卡斯特羅的觀點是以語言學家索緒爾的理論為基礎的，索緒爾提出“語言是表達觀念的符号系統”，這也是最被廣泛認可的語言定義。符号是抽象的，能代表事物，它由形式和内容構成，對語言來說，語音就是它的形式，語義就是它的内容。語言既能交流和傳遞知識，也能進行思維和記憶。猴子能用呼叫聲傳遞信息，但是無法按照一定的規則組合語素，進而表達更豐富的含義。

舉例來說，前文提到的長尾黑颚猴遇到美洲豹會發出意為“上樹”的叫聲，而擁有語言的人類則能夠進一步說明對手是體型多大的美洲豹、從哪個方向來、應該怎麼辦等等，并通過語言将應對美洲豹的策略傳給後代，還能将與美洲豹搏鬥的故事講給後代，成為經驗和記憶。所以，從呼叫聲和肢體語到語言，能否幫助人類交流、傳遞、積累知識，是人類語言所獨有的功能。

可能許多人在看到“語言是人類所獨有的”這句話時，會想到鹦鹉，它們的語言能力似乎比靈長類動物表現得更出色。科學家教黑猩猩說話都以失敗告終，黑猩猩華秀（Washoe）、維吉（Viki）、喬姆斯基（Chimpsky）、倭黑猩猩坎茲（Kanzi）、大猩猩科科（Koko），雖然都或多或少掌握了手語，可最為出色的華秀也隻掌握了200多種手勢的對應關系，而且無法将多個手勢按語法規則進行組合，可以說離掌握語言還很遠，基因研究發現，一種名為Forkhead boxp2的基因突變也抑制了靈長類語言發展。相比之下，鹦鹉能夠學人說話，即使沒經過特殊訓練，“聽得多了”好像也能具備這種能力。

其實除了鹦鹉，八哥、鹩哥都是“能說會道的”鳥類，堪稱标準的“見人說人話，見鳥說鳥話”。這是因為它們的胸腔有一個特殊的結構叫做鳴管，功能類似于人類的喉部和聲帶，讓發聲成為可能。而且從某個方面來說，鹦鹉也在“直立行走”，因此它們的口、鳴管的角度也與人類相似，呈略大于直角的鈍角，再加上靈活的舌頭，便于控制氣流，從而發出豐富多變的音調。另外，對鹦鹉大腦及基因的研究發現，鹦鹉不僅有與人類相似的“語言區”，在它們的基因中也有與人類相同的語言基因。

然而即便如此，大多數研究認為鹦鹉的“語言”是模仿而非表達，前文提到了語音是語言的形式，語義是語言的内容，語音、語義對語言來說缺一不可。鹦鹉雖然具備了語音，但是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它們理解和認知了語義。

如果說需要是發明之母，那語言就是人類演化過程中最重要的發明之一，人類祖先“生而有需，為需發聲，言意相合”，借助語言，知識、思維、記憶、文化得以累積和傳遞，也讓如今的我們能夠言之有物的交流，永不停歇的思索，津津有味地談論過去、現在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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