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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痛分娩：

從1%到10%的艱難前行

無痛分娩，在醫學上稱為分娩鎮痛，是指醫生在臨床采取各種方法，減輕或者消除分娩過程中的疼痛。椎管内分娩鎮痛是最常用、最确切的方法，麻醉醫生把麻醉藥物的濃度降低到最低，注射到椎管内（最通用的是硬膜外間隙），減輕分娩過程中的疼痛，同時不影響産婦的産程進展，讓産婦自然分娩。

這項在歐美發達國家被80%以上産婦所接受的技術，本世紀初陸續在國内醫院“上線”。10餘年來，無痛分娩在國内緩慢推行着。“讓準媽媽沒有受難日”，成了推動分娩鎮痛專家的共同心願。2004年，我國無痛分娩率不足1%；2018年，這一數字達到近10%。專家表示，雖與發達國家相距甚遠，但這10%，在中國也來之不易。

在我們這個有着13億人口、傳統觀念極強的大國，無痛分娩不可避免地遭遇着“中國式困境”。産婦觀念能更新嗎？麻醉力量能跟上嗎？無痛分娩能變成“必備品”嗎？每一個問題，都考驗着無痛分娩在中國的下一步。

她跟護士說“能不能給我打一針”

8月27日，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産醫院9樓産房裡，初次懷孕的鄒雅琪将迎來自己的第一個孩子。

上午10時半，放着8張床的待産室裡滿員，一台台胎心監護儀發出宛如小馬奔跑的胎心跳動聲，“咚咚咚，咚咚咚”，節奏快得讓人緊張。

此刻，待産室裡8名産婦不同程度地承受着宮縮帶來的疼痛。鄒雅琪在靠窗的8床，淩晨3時第一次宮縮後，家人便把她送到這裡。一陣陣有規律的陣痛下，鄒雅琪徹夜未眠，“本想跟孩子快點見面”的她，從夜晚等到天亮，“毫無動靜”。

上午10時，一次猛烈的宮縮，懸挂在床頭的胎心監護儀痛感檢測儀顯示的宮壓指數指針停留在最高值100 ，這意味着，鄒雅琪正在經受着最高痛感并持續的宮縮。

痛了7個小時，疼痛一點點蠶食着意志和精力，鄒雅琪的宮口剛剛開了2指，距離那場“真正的戰役”還遙遙無期。她終于跟護士說：“能不能給我打一針鎮痛？”

助産士和護士立即給鄒雅琪做了身體評估，并聯系麻醉醫生。10時45分，各項指标都合格的鄒雅琪側身躺在床上，身體像嬰兒一樣蜷縮着，不時發出淺淺的呻吟聲。

“一定不能動，稍微有點痛、有點漲，馬上就好了。”麻醉醫生一邊安撫着精疲力竭的鄒雅琪，一邊進行着熟練的操作：消毒、局部麻醉、椎管内穿刺……10分鐘左右，一根如線細的導管從鄒雅琪的腰後伸出來，麻醉醫生把能夠控制藥量的麻醉泵連到細的導管末端放在鄒雅琪手中，并告訴她怎麼使用。微量的藥物一滴一滴泵入她的體内。

鎮痛藥慢慢發揮着作用。十幾分鐘過去，鄒雅琪臉上的表情輕松了很多。“還疼嗎？”護士問。“好多了，不疼了。”鄒雅琪不再咬緊牙關，長舒了口氣。半個小時後，寶寶似乎還沒有出來的迹象，折騰了近8個小時，鄒雅琪沉沉地睡着了，為“母子相見”積蓄着能量。

“宮縮的時候還是有知覺，但不是疼，感覺會有點漲。”一個小時前，隔壁7号床的劉璇也做了分娩鎮痛，躺在床上等待着“發動”。

在北京婦産醫院中，大部分産婦通過醫院的孕婦學校、宣傳折頁、門診産科醫生或其他産婦，得知無痛分娩能讓順産不必經曆“劇痛”這種儀式。“都說打了麻藥不疼了，周圍生孩子的人都知道。”鄒雅琪告訴記者。

專業、全程化的産前教育，使北京婦産醫院的椎管内分娩鎮痛開展率高達60%，而在全國，能像鄒雅琪、劉璇這樣享受到這項技術的産婦僅有10%，與發達國家高達85%的分娩鎮痛率相差甚遠。

“為什麼有這麼大差距？”北京婦産醫院院長、麻醉科主任徐銘軍教授告訴記者，“主要問題不是出在技術上，是技術以外的因素。”徐銘軍總結了10點原因，其中第一點就是“産婦和家屬對無痛分娩的認知程度低”。

“到目前為止，我國大多數産婦依舊不知道生孩子順産可以不疼。”徐銘軍搖頭，“知道的人還是不夠多，應該再多一點的。”

“鎮痛也是對産婦的保護”

待産室裡的“馬蹄聲”仍舊響着。

鄒雅琪睡熟了。又過去了1個小時，醫生們商量着“再沒動靜，就打催産素”，沉睡中的她并不知道這些。她也不知道，隔壁床的劉璇和另一位産婦已經被推進産房裡“戰鬥”，兩位新的産婦又被送了進來。

助産士施維妙把背後的白闆擦了又擦，上面記錄着每個産婦的姓名、年齡、預計生産時間和疾病情況。施維妙今天有點忙，她是當天待産室的值班護士，必須密切監控每個産婦的産程進展，統籌安排護士、護工。

值班護士的辦公桌就在待産室門口，施維妙要對每位産婦的情況熟記于心，耳朵聽着裡面産婦的動靜，眼睛盯着眼前的登記單。臨近中午，護工給每個産婦送來飯，施維妙跨進産房，半勸半命令地走到每個産婦床前，說：“一定要吃飯，生孩子不吃飯沒有力氣。”

新進來的周慧琳，讓施維妙有些棘手。周慧琳10時多被送進待産室，是名32歲的初産婦。産檢時一切正常，進了待産室量血壓，測了兩次都顯示血壓高。“兩次測血壓之後，我們基本确定這是一個妊娠高血壓疾病綜合征産婦。”施維妙說，妊娠高血壓對産婦和産科來說“都不是好消息”，産婦極易發生子痫，嚴重的将危及産婦及胎兒生命。

“按照醫院規定，妊娠高血壓疾病綜合征産婦，在沒有分娩鎮痛禁忌證的情況下，我們都會鼓勵其實施分娩鎮痛。”施維妙告訴記者，在疼痛刺激之下，産婦血壓容易升得更高，到産程進行中，一旦發生意外，危險重重。

施維妙跟周慧琳說明了情況，陣痛中的周慧琳應允下來。2名麻醉醫生趕到産房科進行麻醉化驗和評估，等待結果的時間裡，麻醉醫生小燕邊說明，邊把《分娩鎮痛麻醉知情同意書》交給周慧琳簽字，之後再到隔離門外找她的家人簽字。

叮囑、操作、監護，麻醉醫生完成了椎管内鎮痛麻醉。操作的麻醉醫生被叫走趕往另一台手術，小燕留了下來，看着周慧琳，等待她反饋鎮痛的效果。“不疼了，有點麻，也有感覺。”一陣宮縮後，周慧琳告訴小燕，她又慢慢坐起身，端起床頭的白粥。那是進産房前，她叮囑丈夫準備的午餐。

“到醫院的産婦隻要有要求，産科醫生和麻醉醫生評估後，身體符合鎮痛标準，我們就實施。”每個月兩期的孕婦課堂，院内發放的科普小冊子，樓道裡的展闆上，無痛分娩在産婦中的知曉率很高，徐銘軍為此很欣慰，“至少我把眼前的這些産婦照顧好了”。

除此之外，“一類是妊娠高血壓疾病綜合征産婦，一類是瘢痕子宮産婦，是緊盯的對象。”徐銘軍說，根據産科和麻醉科的共同探讨結果，該院決定，這兩類産婦在本院必須施以分娩鎮痛。

“用鎮痛改善産婦的狀态，不給血壓再升高的機會，從源頭保護她；而對于瘢痕子宮的産婦，過去我們隻能‘一剖再剖’。”徐銘軍說，“我國的剖宮産率達到50%。原則上講，2個産婦裡就有1個有瘢疤痕子宮，同時還有因子宮肌瘤剔除術而導緻的瘢痕子宮，這類人群數非常龐大。”随着全球鼓勵經陰道自然分娩，我國全面放開二孩後，瘢疤痕子宮的産婦如果在第二胎沒有必須實施剖宮産的需要，醫院普遍鼓勵自然分娩。

“但這部分人群中，有0.1%~1%可能會出現子宮破裂。”徐銘軍指出，“給這些産婦進行分娩鎮痛，提前将麻醉導管置入椎管内。如果出現先兆子宮破裂或子宮破裂的意外，那條麻醉導管能迅速轉化為手術需要的導管，第一時間通過麻醉泵注入麻醉藥物，進行麻醉，不用再等麻醉時間，馬上實施手術。”

徐銘軍對記者說：“分娩鎮痛不僅僅是鎮痛，也是對産婦的一份保護。”

綜合大醫院“有心無力”

這天，除了科裡的護士、助産士，還有外地來進修的護士和醫學院的實習生。走廊盡頭的兩間待産室門對門，難得的還有幾張空床位。施維妙慢慢放松下來。午休時間，待産室裡的緊張氣氛在慢慢稀釋，助産士、護士和産婦聊着天。

王芳是進修護士之一，來自海南省一家全國有名的私立婦産專科醫院。年初，她被領導派到這裡學習護理技術和理念，幾個月下來，王芳卻有些困惑。“在我們醫院，分娩鎮痛率比這裡更高，達到90%。生孩子不疼了，分娩鎮痛幾乎是順産的标配。”她頓了頓，回憶片刻繼續說道，“麻醉醫師還會時不時就來問問産婦:還疼嗎？好點沒有？什麼感受？”

“我們醫院的無痛分娩率也越來越高了。”來自山東省日照市婦幼保健院的進修護士許婷婷說。許婷婷在護理崗位上幹了10多年。“我明顯感到，分娩鎮痛經曆了從無到有的過程，尤其從2015年開始，無痛分娩的推進最為明顯。”

“和公立醫院相比，私立醫院開展無痛分娩的積極性明顯更高。”徐銘軍對此了如指掌，“在北京，無痛分娩在私立醫院的開展率也非常高。”徐銘軍說，私立醫院打造舒适醫療，無痛分娩是舒适醫療的重要内容。

有一件事，讓徐銘軍至今記憶猶新。幾年前，一家私立醫院跟徐銘軍頻頻聯系，邀請他去做無痛分娩培訓。“作為一家私立醫院，我們必須開展這項工作。”院長的決心，打動了正推動全國無痛分娩發展的徐銘軍。“我當時跟他們說，這是一個交叉學科的内容，麻醉醫生、産科醫生、助産士要一起來聽課。”

第二天到了那家醫院，眼前的場景出乎徐銘軍的預期。“會議室裡坐得滿滿的。”徐銘軍笑着對院長說：“你們這個醫院不大，麻醉醫生、産科醫生和助産士有這麼多啊？”院長也笑了：“不是不是，這幾乎是我們醫院各個科室的人。”院長指了指身邊的人，“這是總務部的，這是後勤的。”

徐銘軍更納悶了：“無痛分娩跟他們有什麼關系？”話音沒落，院長接過了話，就是這段話讓徐銘軍倍感觸動。這位院長說：“有關系啊，這是我們醫院的事情，全院職工都要了解，甚至包括看門的保安。如果有人帶着産婦進來了，問到分娩鎮痛的相關問題，保安也要能解答。”

“私立醫院更容易開展無痛分娩，因為他們有更大的動力。”徐銘軍說，與之相比，公立婦幼專科醫院和各地婦幼保健院，緊排其後。中華醫學會麻醉學分會産科麻醉學組曾在全國針對婦産專科醫院進行調查。學組調查了42家專科醫院、150萬名産婦，華東地區做得最好，分娩鎮痛開展率達到38%，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最讓人發愁的，還是在大型綜合醫院，無痛分娩不好推行。”徐銘軍說，這幾乎是個死結。近些年，我國手術量呈井噴狀，綜合大醫院開胸開顱、器官移植、骨科手術等大型手術量很大，麻醉科負擔重重、人手嚴重不足，無痛分娩成了“無暇顧及的一部分”。

“不是說所有的綜合醫院都如此，但大部分綜合醫院确實有心無力。北京是這樣，全國也是這樣。”徐銘軍很無奈。

“疼她，就别讓她疼”

分娩鎮痛在國内規範化發展了10餘年，雖稱不上“春雷陣陣”，但擔得起“細雨無聲”。這項事業的發展如葉脈一般，在全國範圍内舒展開來。 就在這時，一件震驚全國的事發生了。2017年8月31日，陝西省榆林市産婦馬茸茸因産痛難以忍受，多次與院方溝通施行剖宮産無果，從5樓分娩中心墜下，經搶救無效死亡。

馬茸茸跳樓身亡事件，讓緻力于分娩鎮痛的醫生們心痛之餘，又感肩上責任重大。“其實馬茸茸有其他選擇，隻是她不知道。如果她知道分娩鎮痛，如果當地醫院能夠實施分娩鎮痛，也許這個即将當媽媽的女孩不會離開。”一位醫生對記者說。

“榆林産婦事件，看上去是偶然事件，實際有一定的必然性。”徐銘軍說。在中華醫學會麻醉學分會産科麻醉學組的那次調查裡，受調查的42家專科醫院和150萬名産婦，按地域劃分，西北地區的無痛分娩開展率排全國倒數第一，分娩鎮痛率僅有1.02%，孕産婦的知曉率也最低。“無痛分娩在西北地區還處在我國10年前的水平。馬茸茸事件發生在陝西省榆林市就不奇怪了。”

連續看了幾天新聞，張萬龍坐不住了。他是北京市通州區婦幼保健院院長，和徐銘軍是老相識。馬茸茸事件發生後不到半個月，即去年的9月12日，張萬龍組織全院開了個會，叫作“無痛分娩動員會”，會上，張萬龍一遍遍強調“必須建立一個無痛醫院”。之後，張萬龍又寫了一篇科普文章《疼她，就别讓她疼》分享在朋友圈裡，讓大家了解無痛分娩。

“馬茸茸事件後，公衆對産痛的關注越來越多。”張萬龍說，“不讓産婦因為産痛遭受折磨，這本身就是人文意識的覺醒，是對生命價值的尊重。既然有這項技術，為什麼不能讓婦女輕松完成分娩？”

此後，院長拿出獎金，鼓勵麻醉醫生進行分娩鎮痛。通州區婦幼保健院麻醉科醫生侯振環告訴記者，一項分娩鎮痛手術費隻有200元，醫院幾乎全部發給麻醉醫生。他又給記者看了一張折線圖，圖上顯示：2017年1月，分娩鎮痛例數比例為5%左右；2018年7月，這一比例達到60%，最高值逼近70%。

“通州區共有8家助産醫療機構，承擔着區裡80%的産婦生産服務，并輻射河北燕郊等地，每年分娩量在北京所有醫療機構裡排第3名。60%~70%的分娩鎮痛率，這一成績在全國也名列前茅。”侯振環說，“從宣教到推行，無痛分娩的實施過程非常不易。”

10年前，徐銘軍發起康樂分娩鎮痛全國推廣項目，緻力于在全國傳播無痛分娩的技術和理念，針對醫務人員進行培訓。10年時間，徐銘軍利用周六、周日，帶着團隊走了18個城市，無償授課、臨床教學、建立全國無痛分娩網絡。“當務之急，是讓各地知道無痛分娩，掌握這項技術，在醫院裡做起來。”徐銘軍常把這句話挂在嘴邊，“先幹起來，在實踐中不斷進步。”

中國無痛分娩界還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中華醫學會麻醉學分會産科麻醉學組組長、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附屬協和醫院麻醉科教授姚尚龍。10年前，他發起了“快樂産房，舒适分娩”項目，向全國麻醉醫生做科普，後來得到國家衛生行政主管部門的大力支持，為推廣無痛分娩做了大量工作。

除了内力，還有外援。美國西北大學芬堡醫學院麻醉科副教授胡靈群發起的公益性醫療活動“無痛分娩中國行”，今年走到第10年。根據項目組的不完全統計，不包括間接效應，“中國行”合作醫院年均覆蓋孕産婦人群達72.5萬。

無論内力還是外援，産科醫生還是麻醉大夫，推動無痛分娩，大家都抱有最純粹的目的：讓每個母親免受苦難，建設真正安全又人文的産房。

（巢偉對此文有幫助。文中劉璇、周慧琳、王芳、許婷婷為化名。）

從10%到20%

不會再用10年

“我國分娩鎮痛率，從1%到10%，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面對記者的提問，徐銘軍這個從2004年就一心撲在這項事業上的麻醉科主任，陷入了沉思。“可以說是一個艱難起步、砥砺前行的過程吧。”

發展無痛分娩，必須正視許許多多的問題。麻醉醫生短缺，人手不夠；産婦知曉程度不高；産科醫生和助産士對分娩鎮痛的認可态度不充分；全國多數地區沒有設立收費項目，醫院積極性不高……諸如此類，都是無痛分娩發展的掣肘。

身在臨床一線，武漢市中心醫院麻醉科主任嚴虹說，無痛分娩是一項能夠明顯提高産婦就醫體驗的技術，也是人性化的選擇。“我們為這項技術的開展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要更好、更全面地推行分娩鎮痛技術，還需要得到政策支持，比如确定專項收費标準。此外，還需要補齊麻醉醫生缺口，引進更多麻醉醫生。”

今年年初，無痛分娩引起了政府的重視。中國醫師協會麻醉學分會牽頭，起草了幾份關于分娩鎮痛技術的操作和管理規範。有專家表示，标準的出台，能讓無痛分娩這項技術操作更加規範，監管更加便利有效。

徐銘軍也呼籲，把分娩鎮痛技術納入全國醫療技術名錄，并設置收費項目。

“從1%到10%，用了10年的時間，對中國來說，算快嗎？”記者問了第二個問題。徐銘軍認為，因受到理念、技術、人員等各方面的制約，無痛分娩在中國起步經曆了一段艱難的時間。

“過去從1%~10%，我們用了10年。不過我認為，從10%~20%，一定不會再用10年。”徐銘軍很笃定，“起步是難的，起步後發展的坡度是平緩的，再往後會慢慢走成陡坡。我非常有信心。”

文/健康報記者 李琳

特約記者 姚秀軍

編輯/管仲瑤

原創聲明：以上為《健康報》原創作品，如若轉載須獲得本報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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