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壁畫最出名的幾幅圖?從21歲起，關友惠就沒有真正意義上離開過莫高窟，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莫高窟壁畫最出名的幾幅圖?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莫高窟壁畫最出名的幾幅圖

從21歲起，關友惠就沒有真正意義上離開過莫高窟。

初到時，他擎着一盞汽燈，甚至用鏡子反射一點陽光給洞窟照亮，一幅一幅地臨摹壁畫。從臨摹到研究，他把考古與美術相結合，臨摹了數百幅壁畫，發表了數十篇論文，在擔任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期間，還籌劃了多場壁畫展覽，讓敦煌文化享譽國内外。退休後，他搬離了敦煌，卻仍然堅持每年進一趟洞窟。

關友惠把根紮在了這裡。洞窟前掃不完的沙塵、宕泉河裡依舊苦澀的堿水和洞窟裡那個一坐一天的人，幾十年如一日，好像都沒有變過。

可畫着畫着，關友惠就老了。他瘦高的身形逐漸佝偻，年輕時可以用帥氣形容的臉上也布滿了皺紋，顫抖的雙手已握不住畫筆，再進洞窟時不得不拄着拐杖。再後來，他得了癌症，被困于病床的方寸之間，卻還沒忘了壁畫研究。

2022年7月10日上午，90歲的關友惠在敦煌病逝，葬于莫高窟公墓。

擇一事，終一生，與敦煌壁畫結緣近70年的關友惠，去世後仍要守護着他摯愛的莫高窟，就像他到莫高窟第一天說的那樣，“要在這裡做一輩子臨摹匠。”

關友惠在山西考察。圖源敦煌研究院官網

先喝十年苦泉水

關友惠對美術的愛好起源于孩提時代。

1932年10月，他出生在山西運城臨猗縣。山西是個文物大省，遍地古建築，關友惠就讀的小學和中學都曾在寺廟或祠堂這類古建築裡辦學。年幼的他經常拿樹枝在地上勾勾畫畫，臨摹古建築裡的壁畫、塑像。

中學畢業後，關友惠進入西北藝術學院美術系繼續學習，這也是西安美術學院的前身。在學校裡，他學習用功，還當上了班長。1953年，畢業分配時，這個一心要到祖國最貧困落後的地方去奉獻自己的熱血青年，在分配志願中填了青海、新疆和甯夏，卻被陰差陽錯分到了位于甘肅的敦煌文物研究所。

從那之後，關友惠就沒有真正意義上離開過敦煌。而當時，隻有21歲的他，對敦煌的唯一印象是，在藝術學院讀書時，時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的常書鴻先生操着一口杭州腔，開了一場莫高窟相關的講座。常先生的口音本就晦澀難懂，又因為資金所限沒法印畫冊，關友惠實在想象不出莫高窟到底是什麼樣。

艱苦是第一印象。敦煌文物研究所挨着莫高窟，離敦煌市區有二十五公裡遠，當時整個所裡就二十多個人，隻有一輛馬車，稀罕得很。如果私人有事想要進敦煌市區，多半隻能坐小毛驢。喝的是莫高窟旁宕泉河裡的堿水，口味苦澀，容易壞肚子，用它洗完的衣服也直泛白。

關友惠的工作是臨摹洞窟裡的壁畫，臨摹的條件也很艱苦。為了保護壁畫，時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術組組長的段文傑提出：禁止直接将畫紙按在牆壁上拓印，更不能用手觸摸壁畫，也不可以在洞窟裡使用蠟燭。

沒有電，也沒有足夠的燈，有的洞窟又太深，陽光根本照不進去，關友惠隻能拿鏡子在洞窟裡反射陽光。陽光移動一下，坐着臨摹的他也跟着移動一下。

關友惠的女兒關晉文後來也成為一名莫高窟的臨摹師，她記得父親提起過臨摹85窟藻井圖案時的情況，“藻井所在的窟頂離地面大概有七八米高，他在地面沒法看清楚，隻好戴着望遠鏡，仰頭用望遠鏡看一眼，再低下頭在畫紙上畫一筆，時間長了，頸椎疼得很。”

冬天更是難熬，洞窟裡陰冷非常，不但手凍得直發抖，調色盤裡的顔料也被凍上了。關友惠隻好學着老先生們的樣子，弄一壺開水，既泡手，又燙調色盤。

段文傑總說，想要臨摹好莫高窟的壁畫，先喝十年苦泉水。對關友惠來說，又何止十年。

1962年，關友惠被調入敦煌文物研究所新成立的考古組，20年後，重回美術組。198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擴建為敦煌研究院，關友惠任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直到1993年退休。

在莫高窟40年，關友惠獨立完成或與人合作臨摹壁畫數百幅，大部分作品都達到了甲級水平。他還參與了敦煌石窟的考古和研究工作，與樊錦詩等人合作發表了多篇關于石窟分期的論文，并緻力于在壁畫藝術風格、樣式等方面的研究，将考古與美術相結合。

關友惠曾驕傲地說，“如果讓搞壁畫研究的人寫一篇文章，抛開内容不談，光談藝術的基本造型和色彩這兩個問題，我們搞臨摹的人一定比隻搞理論研究的人說得準确、深刻。”

1975年冬，關友惠在臨摹。受訪者供圖

耐得住寂寞

很長一段時間裡，遠離市區、交通不便、物資短缺的莫高窟，好像一座與世隔絕的孤島。能在其中生活的人，一定是耐得住寂寞的。

在關晉文童年的記憶裡，父親每天一大早就提着水杯去洞窟臨摹了，中午去食堂吃一口飯，直到太陽下山才回家。一周六天，天天如此，“那時候一人進一個窟，父親天天就孤零零地在窟裡，一坐一天，也沒個人講話。時間長了，不僅是他，所有臨摹師都有點不太會跟人說話了。”

關晉文是關友惠的長女，就出生在莫高窟，那年關友惠已經31歲了，在那個年代算是成家晚的。一頭紮進山溝裡的研究員們在被人介紹對象時總是遭到嫌棄，關友惠幸運地認識了一個願意跟他在莫高窟“吃苦”的妻子。

回憶起父母的感情，關晉文說，媽媽對爸爸很崇拜，“她喜歡畫畫，向往文藝工作，覺得爸爸是會畫畫的藝術家。”和不苟言笑、一心撲在工作上的關友惠相比，母親愛說愛笑，承擔起了照顧兒女和家庭的重擔，“母親總是說，讓父親安心去畫畫，‘家裡的事我來做’。”

小時候的關晉文有時會去洞窟裡看父親臨摹，那些壁畫裡的神佛、動物引起了小女孩的好奇，這時候父親總會耐心地給她講壁畫裡的故事。

長大後，關晉文女承父業，也選擇留在莫高窟，做了一名壁畫臨摹師。但她說，父親從沒有正式教過她畫畫，也沒有刻意引她走上這條路，更是很少從父親口中聽到誇獎。

從小到大，關晉文眼中的父親都是嚴厲的，甚至有些古闆。他要求吃飯前必須用熱水洗手，孩子們覺得燙也不敢吭聲；他自己吃飯總是非常簡單，一碟小菜，一碗面條，老了之後孩子們想給他做點好吃的補充營養，他還不要；他在一年春節給孩子們準備過一份“禮物”，是一封告誡他們該如何做人做事的信件，關晉文記得，那年自己已經三十多歲了。

關友惠很少表揚關晉文的臨摹作品。隻有一幅畫于隋代的305窟壁畫，關晉文看父親喜歡，便臨摹了下來，後來那幅畫挂在了關友惠的房間裡。“我逐漸明白，父親不是吝啬于對我的表揚，而是他的标準高，他覺得我在臨摹上還有很多不足。”

關友惠房間懸挂着關晉文臨摹的作品。受訪者供圖

“隻要我還能動，每年都要去敦煌”

在莫高窟，時間好像過得很慢，洞窟裡那些言笑晏晏的神佛、精緻隽永的圖案，曆經千百年卻依然沒有什麼變化，似乎永遠也畫不完。可是畫着畫着，關友惠就老了。

他看着莫高窟的條件一點點變好，在他擔任美術所所長期間，主持和參與籌備了多次敦煌壁畫展覽，讓敦煌文化享譽世界，他還帶出了自己的接班人。

後來的敦煌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侯黎明，第一次見關友惠是在1985年所裡的迎新會上。他記得，已經五十出頭的關友惠還可以用帥來形容，身高有一米七五，又高又瘦，四方臉，大眼睛，操着一口山西話，時不時還冒出兩句敦煌話。

侯黎明發現，美術所裡的20多人，來自五湖四海，全是外地人，“大家都是因為熱愛才到敦煌來的。”對于這些背井離鄉的年輕人，關友惠格外照顧，給他們安排宿舍，叮囑他們堿水喝了容易壞肚子，“但沒什麼辦法，時間長了就适應了”，有時家裡包了餃子，就叫這些年輕人一起去吃。

他對這些年輕人，就像30年前，段文傑老組長對他一樣。那時候每到晚上，段文傑就帶着這些年輕人做線描的基礎訓練。在房間裡點上一盞汽燈，大家圍坐在一起“練筆力”。每一幅臨摹作品，段文傑都會一一看過，指出有問題的地方，再一起修改，直到滿意為止。

關友惠也是這麼指點侯黎明的，甚至還會拿着尺子去量。“如果有什麼差錯，關老師一點都不會馬虎，如果畫得實在不及格，即使你下了很大功夫，也會要求你重新畫。”

批評得狠了，關友惠還會主動道歉，“這個事情雖然是你有問題，但我脾氣不好，對你的批評嚴厲了點。”連關晉文都說，父親性格柔和了很多，大概是因為年紀大了。

關友惠在女兒女婿的陪伴下考察龍門石窟。受訪者供圖

關友惠老了，退休後離開敦煌去了蘭州居住，手也抖了，再也拿不住畫筆，年輕時長年累月臨摹落下的關節炎、頸椎病一個一個找了上來，但他從沒停止過對敦煌壁畫的研究，也一直惦記着莫高窟。

他仍然堅持每年去一次莫高窟。他曾說過，他的生活、生命都和莫高窟緊緊連在一起，“隻要我還能動，每年都要去敦煌。”

關晉文有時間就會陪着，看着父親顫顫巍巍地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洞窟裡，拿着筆記本，認真記錄，回去繼續研究。他總是樂于幫助後輩解決難題，也會耐心地解答年輕人的疑問，他還經常和女兒探讨接下來的研究計劃，叮囑女兒專心研究，去世前，他仍然堅持在病床上讀《印度美術史》。

關友惠沒給家人留下什麼，在家中甚至找不到他的一幅畫作。關友惠一生臨摹的所有壁畫作品，全都存放在敦煌研究院。

去世後，關友惠葬在了莫高窟公墓，西邊是九層樓，對面是三危山。從此，他枕着宕泉河的水，遙看着莫高窟，他和他生前深愛的那些壁畫一起，長眠在此處，再也不用分開。

“這是他愛了一輩子的地方，能葬在這裡，對他來說是一個圓滿的結局。”關晉文說。

新京報記者 彭鏡陶 實習生 崔健

編輯 劉倩 校對 楊許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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