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作者修木在美留學多年，對美國高等教育頗為關注。他撰文三篇，分别從招生标準、SAT測驗、課外活動三個角度着手，帶讀者一窺美國高等教育真實面目。本文為該系列第二篇。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修木】

　　高校入學考智力測驗

　　美國的大學招生沒有統一的考試，隻是大部分院校都會要求申請者提供一個“學術能力測驗”（Scholastic Aptitude Test，縮寫SAT）的成績。

　　測驗内容隻有數學與語文兩部分：數學像是智力遊戲，相對容易；語文有閱讀、填空、詞義辨析，總會碰到生詞，有些麻煩。

　　二者都不是中學課堂上教的内容，因為SAT号稱考的是學習能力，不是知識的掌握。天資高的學生随時就考都會有好成績，天資不夠不管怎麼準備，成績都不會有太大的提高。

　　設計第一套智力測驗給學童使用的法國心理學家Alfred Binet（資料圖/Slideshare）

　　SAT其實是從智力測驗演變而來的。考試在古代就有，智力測驗卻是現代才有，最早出現在1905年[1]，法國巴黎教育部門委托心理學家設計，用來測試小學生。目的不是選出天才兒童，而是找出成績落後的學生在心智發展上的問題，以便進行特别輔導。“智力”本來隻是模糊概念，現在可以進行定量測定，讓人覺得很是神奇。

　　第一次大規模智力測驗由美國軍方舉辦。1917年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從全國各地征兵兩百萬，來自南北各州，包括白人、黑人、新移民，有的目不識丁，有的連英文都講不利索，如何将新兵分流成為一道難題。熱心為國家出力的美國心理學協會出面幫忙，由一位哈佛教授組織設計智力測驗給軍人打分，留下的數據不但有測驗成績，還有受測者背景資料，等于是一次大規模社會調查。

　　專家組中有一位普林斯頓畢業的Carl Brigham，戰後回母校心理系任教，整理分析相關數據寫成一部題為《美國智力研究》的專著，出版于1923年，獲得不少好評。[2]1926年，他受大學理事會委托設計一套與智力測驗類似的題目，作為大學入學考試，SAT因此而生。

　　公校私校招生方法不同

　　美國的教育缺乏全國性規劃，按憲法規定教育屬于州政府的管轄範圍，聯邦政府權限不多，要到1980年才設立教育部，也隻是負責收集數據，協調國會發放教育補貼。

　　在高等教育方面，公立大學靠州政府提供經費，不收學費，開初以農業與機械為主要課程，講究實用，學生基本來自普通家庭、公立高中的畢業生。

　　私立大學靠收費、捐贈以及自身的基金來維持，教學講究博雅，讀拉丁文學與曆史，希臘哲學與悲劇，外加一些自然科學。學生大多來自私立中學，有拉丁文與希臘文的基礎，畢業後可以當律師醫生，進華爾街，成為社會名流與專業人士。因此私立大學名氣更大，但是學費昂貴，一般百姓子弟讀不起。

　　進入二十世紀，兩類大學在招生上遇到的挑戰不同。[3]

　　州立大學原則上對州内高中畢業生是來者不拒，但是各地高中水平參差不齊，不少學生基礎不夠，還得額外辦預科班給他們補課。解決辦法是由大學老師下到州内各地指導高中，訂下課程标準，建立認證制度，高中成績合格成為讀大學的基本條件。

　　一直到1960年代，申請州立大學通常隻需要交上高中成績單，并不需要任何入學考試。入學條件放得松，也是因為州立大學拿政府經費，不在乎學生的流失，入學之後功課不合格就刷掉，淘汰率甚至可以超過一半。

　　位于麻省的私立寄宿中學格羅頓學校。在二十世紀初，那裡的畢業生幾乎都能進哈佛耶魯。因為這種學校的課程銜接私立大學的課程，所以又通常稱為預科學校(Prep School).（資料圖/pa59ers.com）

　　私立大學卻不能如此運作，學費是其主要收入來源，付得起中學、大學私校學費的家長本來就不多，學生退學意味着失去一份不易填補的收入。

　　大學理事會主要由東北部的哈佛耶魯等等私立大學發起建立，協調招生标準，主持通用的入學考試，按照私立中學的課程考核學生語言、曆史、經典、數理化生的掌握程度，一方面篩去太差的學生，另一方面也避免私校之間惡性競争。

　　考試本身并不難，私立高中生一般都能通過，卻是對公立高中生設下一道阻攔。對比州立大學隻看高中成績的錄取辦法，由考試篩選的私立大學更有高人一等的感覺。順帶着，私立高中也被人稱為“預科學校”，給學生做過特别訓練，讓他們做好上大學的準備。[4]

　　智力測驗彰顯種族優越

　　出人預料的是，到1920年代大理會的考試竟然擋不住猶太學生的申請。他們大多是新移民子弟，家境隻能算小康，身上帶着土氣，在家裡還講着他們特有的意地緒語（德語之中的猶太方言），沒有完全融入美國社會。他們雖然從公立高中畢業，但是學習認真刻苦，不但沒有被入學考試難倒，還時常取得優異成績，足以申請資助低收入家庭的獎學金。

　　美國社會當時流行着種族優越理論，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被大衆傳媒庸俗化曲解，應用到人類社會之上。在世界範圍内工業化之後的歐洲橫行全球無敵手，足已顯示白種人是進化過程中産生的最優秀人種。在一國之内，富人是進化的成功者，而窮人則應該被淘汰。

　　在歐洲範圍内，北歐信新教的英國擁有全球性帝國，出現許多航海家、探險家、征服者，天生就是當貴族、統治者的材料。南歐地中海周邊是天主教地區，文藝複興時期有過輝煌，但是西班牙的海外帝國已經支離破碎，意大利進入現代也屬于落後地區，南歐人隻能墊底。在阿爾卑斯山脈周邊的東歐人，包括日耳曼人與斯拉夫人，則處于北歐人與南歐人之間。[5]

　　這種劃分在德國不受用，比如說希特勒就堅持日耳曼人完全不同于斯拉夫人，應當屬于優越的北歐人。在美國，卻得到社會上層的認同。他們多半是舊移民，北歐新教徒，屬于高貴之列。

　　但是随着十九世紀的工業化，幾百萬來自東歐、南歐的移民湧入美國，北歐新教徒感覺受到威脅。他們想着保護自己優越人種的純潔性，害怕北歐人與印地安人生下的後代是印地安人，與黑人生下的是黑人。與東歐、南歐人混在一起，前景實在讓他們憂心不已。[6]

　　猶太人有時被劃為南歐人，有時又被劃為東歐人，有時甚至被當作亞洲人，因為他們的祖先來自亞洲的巴勒斯坦，不論經過多少代都算不上是真正的白人。以天資而論，猶太人怎麼可能比得過北歐新教徒？大理會的考試猶太學生成績優異，肯定隻是死記硬背，花大量時間複習準備而已。

　　抵達紐約的猶太人移民（資料圖/維基百科）

　　SAT的機關

　　這種想法正是在Brigham的《美國智力研究》中得到“科學”的論證。美軍智力測驗的結果有幾個明顯的趨勢，軍官高于士兵，白人高于黑人，舊移民高于新移民。将白人拿出來細分，北歐裔最高，東歐裔其次，南歐裔最低。猶太人的成績同樣偏低，并沒有顯示出特别的聰明。[7]

　　大理會看到這樣的結果如獲至寶。以前為了證明北歐人的優越，學者們隻能對體征進行測量，号稱北歐人的腦容量要大于南歐人或是非洲人。問題是監獄裡有不少大腦袋的罪犯，社會名流中也有不少小腦袋的百萬富翁。智力測驗卻是更為可靠的測量，為北歐人的優越提供科學的數據。

　　大理會邀請Brigham設計SAT，消除猶太學生科目考試成績的優勢是使用學能測驗的初衷。[8]最初使用SAT的是耶魯，考試結果令校方相當滿意，猶太學生的平均成績果然低于私立高中畢業的富家子弟。

　　對中文讀者來說，理解這一結果要首先理解學英文與學中文的不同。

　　學中文是先苦後甜，常用字有好幾百，每一個都有特定的意思與筆畫，記起來費勁費時。但是過了識字這一關，組詞卻不難，就算沒見過的詞，甚至沒見過的字，隻要看看偏旁部首，大緻能猜出其中的意思。小學畢業之後讀懂報紙小說沒什麼問題，隻是有的字不知道什麼讀法。

　　學英文卻是先甜後苦，26個字母隻要幼兒園學會字母歌就差不多了，把字母串成單詞讀音也不難，但是單詞是什麼意思卻不大明顯，畢竟每個字母都是隻有讀音沒有意義。一般人日常生活用到的單詞，也是幾百個就足以對付，但是讀書看報卻需要知道三、四千個單詞，一般中學生不翻詞典讀不懂《紐約時報》，詞彙量的積累是學英文的難處。

　　SAT設計的機關正是在詞彙量，試題中塞着日常生活碰不到的單詞。家境好的孩子文化生活豐富一些，平常有閱讀條件，考起來順手。家境普通的孩子，父母文化水準有限，平常不大接觸報刊，許多單詞根本沒碰過，猛地出現在考題中讓人摸不着頭腦。新移民猶太家庭中還時常講着意地緒語，更是處于劣勢。

　　Brigham逝世于1943年，生前對SAT做過進一步研究，連他都意識到SAT測量的并不是天資，而是學校的課程、家庭的背景，以及考生對英語的熟悉程度，局限性很大。[9]

　　耶魯内部同樣做過研究，對比學生的SAT與入學之後的功課成績，發現二者其實關聯不大。[10]想要知道大一、大二能不能學好，最好的指标還是高中的學業成績。問題是用高中成績衡量申請者，那豈不是與州立大學一樣了？以名校自倨的耶魯，挑選學生當然要有特别的辦法。

　　SAT号稱出自心理學的設計，能挑出天資高的學生進名校接受博雅教育，淘汰隻知道死讀書的清貧子弟，很有幾分不凡。反正内部研究的結果不必對外公開，那年頭連SAT的成績都不公開，考生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隻有學校招生辦知道成績，卻含含糊糊說各項因素綜合考慮，讓人覺得名校使用的SAT有些神奇。

　　耶魯與普林斯頓用它來衡量入學申請，哈佛更是用它當作發放獎學金的考試。不管其實際效用如何，SAT已經與名牌挂在一起。

　　二戰後的擴張

　　二戰結束之後，美國進入教育大擴張時期，特别是高等教育走向大衆市場，對各類考試的需求大增。意識到這一趨勢的大理會，牽頭組織一個獨立部門，稱為教育考試服務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縮寫：ETS）[11]，管理一系列與SAT類似的考試。在本科之上有考研究生的GRE，本科之下有中學的考試，後來還有中國留學生熟悉的英語考試TOEFL。又聘請心理學與教育學專家，研究與考試相關的問題，組織研讨會，俨然是一個學術機構，為它的各類考試提供科學依據，而SAT與種族優越論的關系則為人所淡忘。

　　美國的教育沒有全國統籌，考試的需求由民間機構來滿足。ETS拿着戰前哈佛耶魯等名校已經使用的SAT，在戰後的考試市場上捷足先登，漸漸被其它高校采用，進一步擴大東部名校對高等教育的影響。要到1959年才碰到一位有力的競争者——由愛荷華大學一位教授設計的ACT（American College Testing，美國大學測驗），分科目考核英語、數學、科學與社科。[12]相應地，ETS也将大理會原本使用的科目考試改成多重選擇的形式，命名為SAT II，與ACT搶生意。

　　二者還有另一點不同：ACT定位為摸底考試，測出科目學習上的不足，以便補強；SAT卻定位為拔尖考試，測出學生的天資，跟學校教得好壞與學生的用功程度都沒關系。

　　從中學的角度來說，考教學内容的成績會被人當作指标，學生與家長難免以此判定一所學校的好壞。考天資的SAT不在課程之内，學校沒有壓力，學生也不必複習準備，倒是更受各方的歡迎。就連ACT考題的設計也注重讀表、看圖、時間的掌握，避免與高中教學内容直接相連，一來美國沒有統一的中學教學大綱，二來不願引發中學的抵觸。

　　紐約出現“新東方”

　　隻不過在猶太人聚集的紐約市，卻有人發現SAT其實是可以準備的。

　　此人名為Stanley Kaplan，生長在猶太新移民家庭，從小就是學霸，二十歲時以全年級第二的成績畢業于紐約城市學院。這所由市政府出錢興辦的公立大學，免收學費，其中猶太學生的比例可以占到80%，人稱“窮人的哈佛”。畢業後他申請了幾間醫學院，卻沒有一間錄取。那是在二戰前夕的1938年，醫學院、法學院與哈佛耶魯一樣，暗地裡對猶太人有名額限制。有志難酬的Kaplan幹脆在自家地下室開了一間補習社，教人做題，幫人複習考試，顧客主要是周邊的猶太孩子。[13]

　　1950年代的紐約城市學院，内中有許多清貧的猶太學生，号稱“窮人的哈佛”。學校雖然不太出名，其本科畢業生中卻先後有十三獲得諾貝爾獎。相形之下，耶魯也是十三位，普林斯頓隻有五位。[14]（資料圖/維基百科）

　　二戰後考SAT的人多起來，有學生将試題帶來求他指導。SAT本身并不難，隻要熟悉題型，多記些單詞，掌握好時間的分配，比寫作文或是數理化要容易應付。唯一的問題是它的考卷回收，不讓學生帶出考場（要到1980年以後，ETS才公布SAT的舊考卷）。

　　這點障礙其實也難不倒有心人：Kaplan會在考前給補習社的學生留下分工布置，每人記住一道題目，考完之後他請大家一起吃比薩，席間将考題一一記錄下來，留給下一輪複習模拟之用。補習社的名氣漸漸傳開，成為“窮人的預科學校”，連ETS都聽說紐約有這麼一位補習大神。

　　ETS的心理專家們很自信，學生的天資不可能通過複習提高，如果某位考生兩次考試之間成績有很大改進，那一定有作弊的嫌疑。Kaplan的成功隻有兩種可能：要麼是他對補習生撒謊，要麼就是考前洩題了。隻是查來查去，除了請人吃比薩之外也找不到他什麼毛病。最後ETS隻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忽視他的存在。

　　進入上世紀五十年代，美國各大學、各行業的大門才真正對猶太人打開，加上經濟向好，生活水準提高，猶太學生這才享有進入各類學術機構的黃金機會。到1970年，先後有好幾千名猶太孩子曾在Kaplan的補習社複習備考，以後成為律師、醫生、博士。其中還出了一位名人Chuck Schumer，在補習社幫助下SAT考了滿分，得以進入哈佛，現在是參議院民主黨領袖。[15]

　　SAT成為美式高考

　　1968年加州大學宣布采用SAT，八所分校一年招收十萬新生，成為ETS最大的主顧。

　　加州的公共高等教育體系龐大，大學就分有兩個層次，分别是加州大學與加州州立大學。加州大學的定位是研究型大學，教授們不再願意承擔指導高中課程的教學任務，而讀大學的人越來越多，來者不拒也不現實。于是教育一般本科生的任務推給加州州立大學，加州大學隻接受高中生之中成績最好的1/8。設計一套考試來甄别學生，涉及考題、考場、監考、改卷好幾個環節，費時又費事。不如用SAT來得直接方便，更何況那還是哈佛耶魯使用的考試方法。[16]

　　進入1970年代，SAT漸漸成為每年上百萬美國高中生必須跨過的門坎。哈佛耶魯招生采用不對外公布的多元考核公式，要求SAT分數，但是高分卻并不保證錄取。公立大學更為注重成績，SAT是重要指标，高分的學生大多流入伯克利、密歇根或是威斯康辛。[17]

　　高等教育在美國普及之後進大學不難，但是名校的牌子變得更為重要。想進常春藤或是拔尖的州立大學，肯定得交上SAT分數。到此時，大家也都知道智力測驗是可以複習準備的，雖說它不在高中課程之内。一般來說，富裕、中上階層或教育程度高的父母，更願意花錢花精力讓孩子練習SAT，結果又是富學生比窮學生更有優勢。

　　加州大學重新審視SAT

　　要到三十年之後的2000年，加州大學才拿出電腦中的學生記錄，将SAT分數、高中成績、家庭背景等因素與大學成績進行分析對比。不出所料，來自父母上過大學與高收入家庭的學生SAT分數更高，大學成績也更好。但是将家庭背景因素校正之後，SAT分數與大學成績的關聯因子隻有0.02，反倒是高中與大學成績之間的關聯有0.28。[18]

　　其實耶魯内部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早就得出類似的結論，隻是作為私校它沒有公布相關數據的義務。但是公立的加州大學卻必須向公衆解釋，采用SAT的依據何在。

　　加州大學柏克利分校的标志性建築，Sather Gate.（資料圖/維基百科）

　　此時的加州大學校長Richard Atkinson恰巧是一位對教育頗有研究的心理學家，親自參與相關的研究分析，發表論述。[19]顯然，SAT的學能測驗根本無法評估學習能力，預計大學成績的最好指标還是高中成績單，雖說高中與大學成績之間的關聯因子也就隻有0.28。

　　進入大學之後，學生面臨生活環境與學習模式的巨大改變，年齡不到二十歲的孩子也沒有完全定型，并沒有某項成績或是某種公式能準确預計學生的前途。現實來說，高中成績還是最好的指标。它确保學生有紮實的知識基礎，獎勵學習認真的孩子，考核學校課堂上教過的内容，而不是課外的輔導練習。

　　入學考核應該與高中課程緊密聯系起來，讓高中生在課堂學習中競争，而不是在課外活動與補習上拼家庭背景。使用高中成績的麻煩則在于分數由學校老師掌握，在大家都想擠入名校的當下，為了不讓自己的學生吃虧，老師難以把握評分标準。

　　大學在現代社會擔當着機會分配的重要角色，相關的讨論費時費力，難免牽扯到階層的沖突、種族的平衡、政治的角力。吵到2020年[20]，加州大學終于決定全面放棄SAT、ACT等民間機構舉辦的考試，準備花五年時間自己搞一套入學試。不過，考慮到問題的争議性，入學試很有可能辦不起來。果然如此，加州大學準備以高中成績來衡量申請。

　　對SAT來說，這是沉重的打擊，不但失去最大的客戶，而且難免會有其它學校跟進加州大學的做法，美國高校的招生方法又要經曆一次曆史性的轉變。不過對公立大學來說，以高中成績論高低其實是一戰前的舊辦法。

　　一個世紀下來，美國的高等教育早已改天換地，但是美式高考卻又要繞回原點。

　　參考資料：

　　[1]N. Lemann, The Big Tes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9) pp.17-18

　　[2]Lemann, pp.29-30

　　[3]J. A. Soares, The Power of Privilege: Yale and America's Elite College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5-16

　　[4]Soares, p.19

　　[5]J. Karabel, The Chosen: 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arvard, Yale, and Princet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5) pp.80-81

　　[6]Karabel, pp.81-83

　　[7] Lemann, pp.29-30

　　[8]Soares, pp.22-24

　　[9]Lemann, pp.33-34

　　[10]Soares, pp.25-29

　　[11]Lemann, pp.62-66

　　[12]Lemann, pp.94-95

　　[13]Lemann, pp.110-114

　　[14] S. Hsu J. Wai, These 25 school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greatest advances in science. Quartz, Sept. 10,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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