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551年生于魯國，位于中國東部的現在的山東省。他的祖先是宋國貴族成員，宋國貴族是商朝王室的後代，商朝是周朝的前一個朝代。在孔子出生以前，他的家由于政治糾紛已經失去貴族地位，遷到魯國。

孔子一生事迹詳見《史記》的《孔子世家》。從這篇世家我們知道孔子年輕時很窮，五十歲時進入了魯國政府，後來作了高官。一場政治陰謀逼他下台。離鄉背井。此後十三年他周遊列國，總希望找到機會、實現他的政治、社會改革的理想。可是一處也沒有找到，他年老了，最後回到魯國，過了三年就死了。死于公元前479年。

前一章說過，各家哲學的興起，是與私人講學同時開始的。孔子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學生的人，他周遊列國時有大批學生跟随着。照傳統說法、他有幾千個學生，其中有幾十人成為著名的思想家和學者。前一個數目無疑是太誇大了，但是毫無問題的是，他是個很有影響的教師，而更為重要和獨一無二的是，他是中國的第一位私學教師。他的思想完善地保存《論語》裡。他的一些弟子将他的分散的言論編成集子，名為《論語》。

孔子是一位“儒”，是“儒家”創建人。劉歆說儒家“遊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孔子與六經的關系如何。傳統學術界有兩派意見。一派認為，六經都是孔子的著作。另一派則認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禮》《樂》的修訂者，《詩》《書》的編者。

可是事實上，無論哪一經，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連編者也不是。可以肯定，在許多方面他都是維護傳統的保守派。他的确想修訂禮樂，那也是要糾正一切偏離傳統的标準和做法，這樣的例子在《論語》中屢見不鮮。再從《論語》中關于孔子的傳說來看，他從來沒有任何打算，要親自為後代著作什麼東西。還沒有聽說當時有私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時代之後才發展起來的、在他以前隻有官方著作。他是中國的第一位私人教師，而不是中國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關于人的德性，孔子強調仁和義，特點是仁。義是事之“宜”，即“應該”。它是絕對的命令。社會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定的應該做的事、必須為做而做，因為做這些事在道德上是對的。如果做這些事隻出于非道德的考慮，即使做了應該做的事，這種行為也不是義的行為。用一個常常受孔子和後來儒家的人蔑視的詞來說，那就是為“利”。在儒家思想中，義與利是直接對立的。孔子本人就說過：“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在這裡已經有了後來儒家的人所說的“義利之辨”，他們認為義利之辨在道德學說中是極其重要的。

義的觀念是形式的觀念，仁的觀念就具體多了。人在社會中的義務，其形式的本質就是它們的“應該”，因為這些義務都是他應該做的事。但是這些義務的具體的本質則是“愛人”，就是“仁”。父行父道愛其子，子行子道愛其父。有個學生問什麼是仁，孔子說：“愛人”。真正愛人的人，是能夠履行社會義務的人。所以在《論語》中可以看出，有時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種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切德性的總和。所以“仁人”一詞與全德之人同義。在這種情況下，“仁”可以譯為perfectvirtue(全德)。

《論語》記載：“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又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己。”由此看來，如何實行仁，在于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換句話說，“己之所欲。亦施于人”，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稱之為“忠”，即“盡己為人”。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稱之為您，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的這兩個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實行仁的方法)。

後來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挈矩之道”。就是說，這種道是以本人自身為尺度，來調節本人的行為。公元前三、二世紀儒家有一部論文集名叫《禮記》，其中有一篇《大學》，說；“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後。所惡于後，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謂挈矩之道。”《禮記》另有一篇《中庸》，相傳是孔子之孫子思所作，其中說：“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大學》所舉的例證。強調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中庸》所舉的例證。強調忠恕之道的肯定方面。不論在哪個方面，決定行為的“挈矩”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東西之中。

忠恕之道同時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會中的責任和義務，這就包括了義的性質。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開端和終結。《論語》有一章說：“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每個人在自己心裡都有行為的“挈矩”，随時可以用它。實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簡單，所以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從義的觀念，孔子推導出“無所為而為”的觀念。一個人做他應該做的事，純粹是由于這樣做在道德上是對的，而不是出于在這種道德強制以外的任何考慮。《論語》記載，孔子被某個隐者嘲諷為“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論語》還記載，孔子有個弟子告訴另一個隐者說；“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後面我們将看到，道家講“無為”的學說。而儒家講“無所為而為”的學說。依儒家看來，一個人不可能無為，因為每個人都有些他應該做的事。然而他做這些事都是“無所為”，因為做這些事的價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結果之内。

孔子本人的一生正是這種學說的好例。他生活在社會、政治大動亂的年代，他竭盡全力改革世界。他周遊各地，還像蘇格拉底那樣，逢人必談。雖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費，可是他從不氣餒。他明知道他不會成功，仍然繼續努力。

孔子說他自己：“道之将行也與？命也。道之将廢也與？命也。” 他盡了一切努力，而又歸之于命。命就是命運。孔子則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換句話說，它被看作一種有目的的力量。但是後來的儒家，就把命隻當作整個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條件和力量。我們的活動，要取得外在的成功，總是需要這些條件的配合。但是這種配合，整個地看來，卻在我們能控制的範圍之外。所以我們能夠做的，莫過于一心一意地盡力去做我們知道是我們應該做的事，而不計成敗。這樣做，就是“知命”。要做儒家所說的君子，知命是一個重要的必要條件。所以孔子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由此看來，知命也就是承認世界本來存在的必然性，這樣，對于外在的成敗也就無所萦懷。如果我們做到這一點，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就永不失敗。因為，如果我們盡應盡的義務，那麼，通過我們盡義務的這種行動，此項義務也就在道德上算是盡到了，這與我們行動的外在成敗并不相幹。

這樣做的結果，我們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遠快樂。所以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又說：“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本文出自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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