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傳》到底是一部什麼書呢?多年來,人們都認為是一部反映農民起義的小說,其實不是。
為什麼說《水浒傳》不是寫的農民起義呢?小說文本裡本來講得很清楚。首先,你看梁山英雄好漢一百單八将,有幾個是地道的貧苦農民?除了阮氏兄弟和李逵等幾個外,絕大多數大都是武将、官吏、員外、地主、草莽剪徑和梁上君子三教九流。當家的王倫也好、晁蓋也好、宋江也好、盧員外也好,出主意的吳用也好,其實都不是農民出身,他們無論如何也算不上農民起義領袖。他們搞的那些打打殺殺的事,雖說也算“造反”,也打過“土圍子”,也和官方發生了沖突,但并非出于農民反對封建地主的剝削壓迫和王朝統治。他們提出的口号,一不反封建皇帝,二沒有土地和經濟主張(他們所反的官也不都是貪官,所謂“大碗喝酒吃肉”也不能拔高到農民的平均主義理想)。所以我堅持認為,梁上泊上發生的那場鬥争不是農民起義。
那麼,《水浒傳》又究竟是講述的什麼故事呢?
施耐庵當時是不可能按照階級鬥争的套路來編造小說的,他隻能按照曆史上發生過的真實事件和民間故事來寫,按照他心目中的好惡和理想來寫。他寫的實際上是一群社會底層、江湖上有正義感的英雄好漢,因為遭遇淩弱枉直、迫害忠良,因為仗義勇為、除暴安良、反抗奸佞貪官而不受社會待見甚至吃了官司,被迫成群結夥嘯聚山林而最終敗亡的故事。也就是說,梁山英雄們挂出 “聚義” 的招牌也好,扯起“替天行道”的旗幟也好,無非是想反抗社會邪惡、伸張社會正義。他們的行為不純粹隻關乎農民、關乎階級利益,而是關乎更複雜的社會矛盾、更廣泛的社會問題、更崇高的人間道義。
問題不僅在于梁山英雄們幹了些什麼,更重要的還在于這部小說是怎樣反映梁山英雄的結局的,或者說、小說内含的傾向是怎樣評價這種梁山英雄行為的呢?事實上,這部小說暴露的問題并不是什麼“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也不是什麼“投降主義”,而是以曆史的真實揭示了這種社會行為的悲劇必然性。
晁蓋和宋江在根本目标上還是一緻的,都是為了追求社會正義,他們的分歧隻不過追求的途徑不同。晁蓋是想搞一個英雄好漢的“根據地”、一個和官兵對抗的山寨,而宋江則是想在因襲封建法統的前提下“替天行道”(他的招安也并非完全屬于投降主義)。在我們今天看來,晁蓋占山為王的主張肯定不是長久之計。原因不僅那樣隻能落得“草寇”之名,而且因為那根本就不是一條社會出路。而宋江的路線當然也是行不通的,不從根本上變革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反而去依附舊體制追求社會正義,緣木求魚那又怎麼可能呢?小說正是以悲劇的結局,在這兩方面都作了現實的否定。
事實上,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憑一群英雄好漢行俠仗義匡扶社會正義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時候,脫離社會變革,脫離社會發展的實際,依靠英雄好漢懲惡鋤奸去追求社會正義都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這就是梁山英雄的悲劇根源所在。
因此,《水浒傳》作為一部俠義小說,也比一般武俠小說,比西方的羅賓漢式英雄傳奇都深刻得多。它不是像電視劇裡所歌唱的那樣,一味地歌頌行俠仗義,高喊什麼“該出手就出手”;不是盲目地為英雄好漢叫好,要他們“風風火火闖九州”;而是更深刻地反映了這種社會現象的悲劇本質,從而體現了曆史的規律,達到了更高的藝術真實。《水浒傳》不愧為中國古代文學經典作品。
我認為這才是《水浒傳》這部小說實際内容,也是它内在的思想傾向。《水浒傳》裡所樹立的這一組正義英雄的群像伸張了千古正氣,是一曲氣壯山河的正義之歌。公道正義畢竟是人類社會矢志不渝的追求。
同時《水浒傳》意義,還在于它廣視角地描述了是北宋末年的社會風俗,堪稱一部“社會風俗史”
關于《水浒傳》,人們過去隻注重梁山英雄的形象及其社會意義的研究,或貶或褒,其實這不是這部小說思想藝術價值的全部,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從小說藝術境界的角度看,《水浒傳》的獨特意義在于它全面描寫了北宋末年的社會生活情景,堪稱一部中國古代帝國沒落時的“社會風俗史”。
巴爾紮克在談到他的《人間喜劇》時曾說:“法國社會将要作為曆史,我隻能當它的書記,編制惡習和德行的清單,搜集情欲的主要事實……這樣我也許可以寫出許多曆史學家忘記寫的那部曆史,就是社會風俗史。”因此,“社會風俗史”被認為是一種成熟的小說藝術境界,而《水浒傳》正是如此。
《水浒傳》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幅幅中國北宋宣和年間廣闊的社會風情畫卷。首先是京都宮廷官場的驸馬衙内、王卿将相以及禁軍教頭、官吏捕快、小蘇學士,還有浪子僧人、販夫走卒,包括以大相國寺菜園子為“衣食飯碗”的一夥城市貧民在内的京師各色人等的衣食住行都全面展現在讀者面前。同時,東京的街道集市、車水馬龍、酒肆青樓、廟嶽庭院、藥鋪作坊的狀貌也曆曆在目。在這幅廣闊的社會風俗畫卷中,從帝王将相到市井百姓的飲食起居日常生活和年從四節,包括燈市戲園、相撲擂台、鬥雞踢球、北宋都市的文化時尚、風俗人情被逼真地描畫展開,宛然如在目前。
後來,随着一些人物故事場景的描寫,更把郓城、陽谷這樣小縣城和邊遠集鎮村莊的社會生活、世相民風刻寫無遺。這裡有縣衙官司、牢獄法場、客棧酒店、土圍莊園,生活其間的官人小吏、老爺員外、惡霸地主、酒保家丁以及工商百工、漁民農夫、無業遊民,連勾欄瓦舍裡的閻婆、王婆、唐牛兒、郓哥、何九叔、武大郎等一類社會下層人物的生活場面,也寫得有聲有色,活靈活現。
不僅如此,《水浒傳》裡還花了大量篇幅,描寫了江湖草莽,窮鄉僻壤、山林荒原地區的社會狀況,那裡是住在草廬茅棚、與虎狼野獸雜居的山民,在荒郊野嶺上賣人肉包子的野店、攔路搶劫的強盜、殺人越貨的搶販,占山為王的草寇,當然也有被逼上水泊梁山英雄好漢的生活和戰鬥。這些風俗民情的描寫,與主流社會驕奢淫逸形成強烈的比照,形如冰火兩重天地。
《水浒傳》裡這寫社會風情描寫,當然不完全是成書作者基于北宋《宣和遺事》的鋪張,也有宋元說唱藝人基于當時社會生活的口頭創作,還經過後來不止一次的改編、加工,但仍然在相當程度上保留着大量對北宋末期社會生活“原生态”的真實寫照。
《水浒傳》描寫的種種世态人情、矛盾糾葛、生殺情仇,都真切地展現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和社會各階層人民的生存狀态。這些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當時的社會關系,從而展示了王朝沒落時期的深刻社會矛盾和危機:奸臣當道、貪官污吏橫行,官僚地主壓迫剝削,貧困百姓處于生存的絕境。社會各色人等或因富貴而驕奢,或因貧困而掙挫,或為功名利祿不擇手段,或為生存溫飽拼命掙紮,或為迫害冤屈铤而走險,以至于朝綱混亂、法制虛設、正義罔存,道德淪喪,人倫獸行。小說的這些描寫不僅為水浒英雄人物故事提供了社會背景,成其為人物性格發展和人生命運的“典型環境”,其本身也具有很高的認識價值。它用藝術的形式,記錄了北宋末期的社會曆史,讓我們看到了北宋這個中國帝王集權專制社會裡最發達王朝的血色黃昏及其沒落的必然性。這樣的“社會風俗史”,可以說較之各種“正宗”的曆史顯得更加生動真實,也更有認識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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