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大帝東征西讨、南征北戰、功績頗多，已初具後世盛時的疆域。然而過度的窮兵黩武卻給漢朝的國力帶來了巨大的損失，而其中首當其沖的正是對匈奴的戰争。

漢武帝對匈奴的戰争的源頭始于馬邑之謀。

雖然，漢武帝即位後不久，便有了拿匈奴開刀的計劃，但是直到公元前133年才由馬邑大商人聶壹送來了機會。聶壹憑借多年與匈奴貿易的機會，已頗得匈奴軍臣單于的信任，于是聶壹便提議由他利用匈奴單于的信任，以賣馬邑城為由将匈奴大軍騙來，進而由漢軍将匈奴人團團包圍，一舉而殲滅。漢朝政府當即采納了這一意見，派遣三十萬大軍準備全殲匈奴兵，結果卻因走漏消息，導緻匈奴軍臣單于提前打道回府，全殲計劃不但沒有實現，反而惹怒匈奴人，邊患問題更加嚴重了。

自此以後，匈奴與漢朝“和親”政策終止，開始不斷騷擾漢朝邊境，這才引發了漢武帝時間對匈奴的反擊戰争，曆時十年之久，經河南、漠南、河西、漠北數次戰争，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漢武帝時期對匈奴的戰争主要取得了以下傳大功績：

1、摧毀匈奴有效軍事力量，殲敵及迫降者總數達二十萬以上；

2、占領之前匈奴所占河南、河西兩大水草豐盛的基地，并打通與西域的通道；

3、使匈奴戰略位置由東向西發展，極大地減少了邊境壓力。

4、移民墾邊政策，不但加固了邊防，而且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雖然經過十年的數次戰争，西漢政府取得了不錯的戰績，但是并沒有徹底解決匈奴的威脅，匈奴的鐵蹄仍舊數次來犯，甚至先後有殺太守、殺都尉之事發生。然而，此時的霍去病已去世，衛青也已經老了，于是漢武帝又派出了新的統軍将領——李廣利。

李廣利是漢武帝寵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夫人就是大音樂家李延年那曲《北方有佳人》的主人公。李廣利帶兵照同衛青、霍去病相比，更是遠遠遜色，在與匈奴的戰争中，勝少負多，損失慘重，最後一次更是以七萬将士全軍覆沒為代價，他本人也被俘投降了。

可見，在漢武帝對匈奴的戰争中，大規模用兵時的漢軍統帥皆為外戚。在統兵打仗這方面，武帝的用人标準并非是“擇優錄取”，反而是“用人唯親”。在此等用人策略的指引下，當外戚能力尚可的情況下，如衛青、霍去病，并未體現出太大的弊端，但是當其層次降為李廣利之時，雖然對手已經是實力大減的匈奴，卻依然無法取得應有的戰績。

在當時，即便不提李氏三代（李廣、李敢、李陵）将領，單是被稱為“不敗将軍”的程不積，也依舊沒有獲得統帥大規模軍隊對陣匈奴的機會，足以看出武帝之用人選擇是值得商榷的。

在這種情況下，漢武帝對匈戰争固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不但開疆拓土，也将老對手匈奴打得不再複當年之勇，史書有雲“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顔色”，可見當時匈奴生存現狀之殘酷。這也為後來宣帝時徹底奠定對匈奴戰争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漢元帝甚至于陳湯率數萬之兵即可直取北匈奴郅支單于首級。然而，連年的大規模戰争卻也導緻強大的漢朝進入了第一個衰退期。

因為戰争所耗費的巨大人力物力，不僅僅體現在戰争時部隊的損耗，農業生産也受到了非常嚴重的影響，為了彌補戰争的不足，武帝時期的賦稅剝削也随之不斷加重，單就口賦而言，便由原來的20錢增至23錢，收稅年齡也由7-14歲增至3-14歲。農民生活苦不堪言，甚至出現了大批流亡的情況，加之災年，數量更加巨大。以至于漢宣帝初即位之時，欲為武帝設立廟号之時，少府夏侯勝竟說武帝不宜立廟。

《漢書.夏侯勝傳》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财力，奢仄亡度，天下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裡，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複。亡德澤于民，不宜為立廟樂。”

昭帝之時，更有“海内虛耗、戶口減半”的說法。

《漢書.昭帝紀》昭帝“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内虛耗，戶口減半。

盡管說“戶口減半”的說法，是由于武帝時虛報戶口嚴重及昭帝時一時無法清算武帝時逃亡之流民有很大關系，但是實際減少人數依舊在400萬-600萬之間，而當時漢朝全國之人口不過僅有3000多萬，可見損失之慘重。

而西漢國庫之空虛也已經達到了漢初以來的最高點，雖然這一切也與武帝時的奢糜成風、自然災害、嚴刑殺戮有關，但對匈奴長期的戰争消耗是造成這些後果的關鍵性因素。

五、匈奴實力有多強？

那麼，讓漢武帝煞費苦心，勞師動衆，耗費良多的匈奴，到底有多麼強大呢？

關于匈奴的實力，漢文帝手下的名臣賈誼曾經說過：“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

而另一個投降了匈奴的宦官中行說（ zhōngháng yuè）說法則相去較遠，“匈奴之衆，不能當漢之一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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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他們說的到底誰與事實更相符呢？

相信很多人對匈奴強大的印象都來自于“當初漢高祖劉邦親率32萬大軍攻打匈奴，被困白登”的往事。然而，事實上，當時劉邦之所以被困，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剛剛擊敗了項羽的劉邦并未将匈奴放在眼裡，才輕敵冒進，而導緻其率領的先頭部隊被困，而并不是他當時所率領的全部32萬大軍。

關于匈奴的兵力，在《史記.匈奴列傳》中有說“其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即有戰鬥力的壯丁可達30餘萬，匈奴身為遊牧民族，居無定所，幾乎是全民皆兵的，即除了婦女和老弱病殘以外，都是要上戰場的。如果，假設匈奴男子中老弱病殘者約是壯丁的兩倍，則男子總人數可達90萬上下，女子與男子相當的情況下匈奴總人口可達到180萬左右。然而，實際情況更可能的是因為戰鬥減員，而導緻女子數量大于男子，而年老男子數量要少很多。一般來說，更多的觀點認為匈奴總人口約在150萬－200萬之間。

而大漢朝的人口在武帝即位初期，約為3600萬左右。當時即使最大的縣，如長安周邊的陵縣也不超過30萬人口，可見賈誼所言并不确切。而于漢郡面言，既有像穎川、汝南這樣兩百萬人口以上的大郡，也有漁陽、代郡之類的二十萬左右人口的小郡。可見，中行說所指的應是不超過漢朝的大郡，而不是指代所有。相對而言，中行說的說法還是比較準确的，匈奴之所以看起來很強大，并不是因為其絕對實力，而是因為其機動、靈活的特征。

然而，身為遊牧的匈奴一樣有一個緻命的弱點，即并不如中原之地的漢朝一樣有其相對豐富的資源。正因為資源的匮乏，才導緻其在資源不足之時，出來搶奪資源。而其搶奪的主要目标即漢朝和西域，那麼面對這樣一個對手，西漢政府除了發動大規模的戰争，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嗎？

六、是否有更好的選擇？

1、五餌之策

漢文帝時期，賈誼曾經提出過五餌之策，“以車服壞其目，飲食壞其口，音聲壞其耳，宮室壞其腹，榮寵壞其心”，即用漢朝的華衣美飾、珍馐美味、亭台樓閣、音樂榮寵來“同化”匈奴人，也就是說對匈奴進行“文化輸出”和“經濟輸出”。這有些類似于美國政府之前的“金元外交”，利用經濟和文化上的優勢，使匈奴不斷依附于漢朝，進而實現“不戰而屈敵之兵”的攻效。這不可謂不是一個絕妙之策。

2、絕糧之策

與“金元政策”相對應的還有一個“大棒政策”，而與“五餌之策”對應的自然就是“絕糧之策”。要想讓匈奴徹底地依賴漢朝，就要盡可能地切斷他的經濟來源。而與漠北之地的苦寒貧瘠相比，河套之地的肥沃富饒自然是最吸引匈奴的地方，與其去茫茫草原、萬裡黃沙去追尋匈奴的有生力量，不如搶占其經濟來源——富饒的草場。而漢武帝最初的戰略方針也是這樣做的，河南之戰、河西之戰都以略地、屯邊為主，不但搶占了河套地區，更是打通了與西域的通道。

因此，并不是說對匈奴的戰争本身存在問題，而是曠日持久的戰争方式對漢朝損害過大。反而，如果在匈奴人不守盟約搶奪資源之時，主動揮舞着“大棒”搶奪其資源産出地；戰争過後，再揮舞着“金元”，帶着“五餌”去腐蝕匈奴上層。久而久之，匈奴的統治階級之間自然會因為利益的分配不均而産生分化。

而事實上，後來的匈奴确實進入了分裂狀态，一方面正是由于利益分配問題，而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受漢族文化的影響。甚至于，北匈奴郅支單于西遷到西域之後，竟然一改其遊牧民族的靈活、機動的特點，建了一座郅支城，這才導緻其後來被陳湯率軍擊殺，郅支單于也成為漢匈戰争中唯一一位被漢軍親手殺死的匈奴單于。（關于陳湯滅郅支詳情可參見陳湯：矯诏出兵罪犯當誅、大破郅支功蓋千秋，到底是賞還是罰?）

3、以夷制夷、結盟禦敵

做為匈奴兩大資源來源的漢朝和西域的結盟是一個天然的選擇，不過由于西域國家衆多，實在難以達成共識。而一味的贈送“金銀财寶”，卻隻能保證短時間的口盟，卻不能保證真正戰略上的合作。隻有充分利用漢朝巨大的戰鬥威攝力及經濟和文化的輸出，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即充分利用西域諸國的軍事力量，才能更好地控制西域地區，以達到共同抵禦匈奴的目的。而陳湯滅郅支單于時其手下便是當地屯田部隊與西域諸國的聯合部隊，既減少了西漢政府的損失，又達到了打擊匈奴的目的。

水言水語

漢武帝對匈奴之戰，先有馬邑之謀的憾失良機，後有攻略河套的豐功偉績。但是，在匈奴的不斷騷擾之下，武帝猶如一個被推上牌桌的賭徒，急于“梭哈”，一舉擊倒匈奴，卻最終陷入了無休止的戰争，直接引發了國力的大衰退。好在，輪台罪己，武帝懸崖勒馬，西漢王朝終于又迎來了新的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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