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咱們談談啟蒙運動。誰啟蒙？誰需要啟蒙？究竟誰被啟蒙了？

啟蒙運動與哲學家是分不開的。哲學家這個詞來自法語，它的本意指的就是「啟蒙運動時期思想界的那些思想領袖們」。

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們企圖用他們的思想，影響當時有影響力的“公衆人物”，也就是社會“上流人士”。因為哲學家們認為，社會進步必需依賴那些有權力管理和統治社會的人。這也就是為什麼啟蒙運動的大本營在法國，因為法語是當時歐洲上流社會的“官方語言”。不管你是哪國人，在上流社會行走，都得說法語。

但是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可并不是所謂的“獨立學者”，他們每一位的背後都有或貴族或王室的“資助人”。事實上也正是由于這些君王貴族的支持，哲學家們才能夠在貴族組織的“精英沙龍”裡産生影響。比如英國的洛克和霍布斯。洛克是沙夫茨伯爵的助手和秘書。霍布斯的保護人是德芬郡伯爵。按中國話說，這二位應該算是兩位伯爵的門客。法國啟蒙四傑中，伏爾泰是路易十五的宮廷史官，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的顧問。狄德羅是俄羅斯國家科學院的院士，沙皇葉卡特裡娜二世的圖書管理員，終生受其資助。盧梭，看過《忏悔錄》的人都知道，華倫夫人對于盧梭意味着什麼。華倫夫人本身出身貴族，又嫁給了貴族，後來又受到撒丁王的庇護。而孟德斯鸠本身就是貴族。還有德國的康德，是瑪格麗特伯爵的家庭教師。荷蘭的斯賓諾莎，法王路易十四和荷蘭首席執政官德維特是其資助人。

所以說啟蒙運動不是既反“神權”也反“王權”的“民權”運動。因為這些大名鼎鼎的啟蒙思想家的“供養人”都是王室和貴族。他們怎麼可能反“王權”？他們也不是獨立的思想家，而是“王權”對抗“神權”的代言人。按今天的話說，他們其實都是體制内的“禦用思想家”。所謂的“反王權”不過是反神權不可避免的副作用。我們其實用不着勞神費力地分析他們的字裡行間有沒有反王權的思想，或者着他們說的哪句話具有反王權的意思，人必須活着，然後才能思考，看看他們的錢在哪兒其實就清楚了。

這些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本身都是王室貴族的“門客”，而且以“精英”自居，所以，他們隻反“神權”不反“皇權”。

同時，他們提出的“自然神論”，也并不否定上帝的存在，隻是反對故弄玄虛的教義，煞有介事的宗教儀式和宗教神秘主義。所以實質上他們反對的是“教會”和“教會的宗教權力”，而不是反對“上帝” 。

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們都是“精英政治”的代言人。他們改造社會的思想主張，本質上是符合上流精英的根本利益的。因此，啟蒙運動實際上，是在一群自視政治精英的君王貴族的支持下，由一些“學術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對王公貴族的思想啟蒙，與平民無關。“民衆”其實從未被啟蒙，隻是被利用。區别隻是被誰利用！啟蒙運動本質上是一場世俗權力對抗宗教權力的思想革命，而不是所謂争取民權或者人權的思想運動。

但是雖然啟蒙運動本身并不是針對民衆的啟蒙，但是啟蒙思想家用人權對抗神權的理論建構，事實上不可避免的卻帶來了一個意外之果，那就是所謂“人的覺醒”，也就是說啟蒙思想們為了對抗神權，不得不重新定義人的意義和人的權力，簡單說就是獨立。借用康德的話說就是自立與自覺，面對神權自覺，面對王權自立。當人的意義被定義為一個既可以自立又可以自覺，當獨立被定義為是一種人的權力時，他當然就既可以是反神權的，也可以是反王權的。也就是說啟蒙思想家對人的意義的重新定義，使人具有了反對神權的合法性的同時，也具有了反對王權的合理性。至此啟蒙運動就開始脫離了其原來的軌迹，從反教會反神權有理，變成反抗有理，反一切威權和反一切權威有理了，所以這種所謂人的覺醒，就帶來了之後反對王權的革命。

但是啟蒙思想家們其實并沒有帶來他們所标榜的所謂“人的獨立”，也沒有帶來所謂的”人的覺醒”。他們不過是在用一種所謂“知識的權力”，對抗“教會的權力”。是用所謂“知識的正确”對抗“神的正确"。其實這也正是啟蒙的局限性所在。也就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所說的：“啟蒙把人們從神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又送進了知識的牢籠。”

啟蒙不可能把“末人”變成“超人”。也不可能把“庸衆”變成“精英”。事實上也不存在所謂真正的“獨立”與“覺醒”。在政治實踐中，所謂啟蒙就是要讓原本不問“時事”的“庶民”，認識到他們受到了不公正對待，喚起他們内心“破壞的沖動”。當年的雅各賓派以及後來的甘地主義分子都是這麼幹的。但是，被煽動起來的，覺得自己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民衆”，也很難公正地對待别人。所以甘地說：“英國人唯一害怕我的，就是貌似在我控制中的民衆，但他們絕不知道，我其實比他們更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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