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志堅

因為2005年版《魯迅全集》（下文簡稱《全集》）的面世，這十幾年來，魯迅研究界人士回顧《全集》出版之曆程，難免也會說到第一部《全集》的出版。然而，讀了有關專家的文章之後，我有一個突出的感覺：許壽裳先生被忽略了。這些文章，大多隻提胡愈之等人創辦的“複社”的工作，隻提“許廣平、胡愈之、王任叔等人的共同努力”，隻提“由許廣平、鄭振铎、王任叔定出方案”，而幾乎不提許壽裳等人在此之前的種種努力與貢獻，既有違史實，也有失公道。

魯迅（前排左一）和許壽裳（前排右一）在東京留學期間。

許壽裳是魯迅“常常引以為自豪”的“生死不渝的至友”。在紹興魯迅紀念館編注的《許壽裳書信選集》（浙江文藝出版社）一書中，有從1936年10月28日到1938年5月29日許壽裳給蔡元培和許廣平的30餘封信，無不與編輯出版《全集》有關。這些書信記錄的都是當時正在進行的事，不是事後的回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魯迅逝世兩天後，即1936年10月21日，許壽裳就寫信給蔡元培，提出出版《全集》之事。從那時起，他就為出版第一部《全集》殚精竭慮，四處奔走，做了多方面的努力，舉其要者，大緻有五：

其一，關于《全集》的注冊。

《全集》的注冊，先是報國民政府内政部，之後又轉到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在此過程中，許壽裳始終予以密切關注。他不但請求蔡元培出面與當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邵力子協商，也通過自己的人事關系進行疏通。例如：1937年5月3日，緻信許廣平，雲：“注冊事，時機不可失，裳已函蔡先生及中央黨部方希孔（治），請其設法，予以通過，陳大齊、沈士遠二兄處亦同樣函托。”5月27日，許壽裳給蔡元培回信說：“魯迅遺著事，承先生親與力子部長一談，部中必能知所注意，免除誤解，使一代文豪，榮于身後，亦全國文化之幸也。”從中穿針引線，可謂緊鑼密鼓，不遺餘力。

其二，關于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以及《全集》編輯委員會。

魯迅逝世之時，有一個治喪委員會，後轉為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的籌委會。許壽裳在為第一部《全集》出版奔走過程中，深感成立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迫在眉睫，并為促成此事，做了不少力所能及的工作。1937年4月29日許壽裳為《全集》注冊事緻信許廣平時，就說及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确非從速成立不可”，提及湯爾和等五人可由他去接洽，斯諾夫婦已托人去“面詢”。5月27日緻蔡元培信說到北京方面已征得湯爾和、胡适之、馬幼漁、周啟孟等七人同意。1937年7月1日緻蔡元培信及7月2日緻許廣平信中則不僅說到紀念委員會，也說到了《全集》的編印（輯）委員會。

其三，關于《全集》的出版機構。

從1936年11月10日許壽裳給許廣平的信中可知，他在那時已開始為《全集》的印刷事宜操心。當時，許壽裳“亦以為最好自印”，因而，他在信中說，“惟須立定計劃，先将著譯兩方面字數核計一下，共有若幹？然後向印刷所估價，不妨多找幾家，以資比較。北平方面，可由裳往詢，請求知字數大略。”然而，自印畢竟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于是，又轉請馬幼漁出面找胡适之，請胡适之與商務印局館的王雲五商談。由胡适之幫忙，事情進展或許較為順利，到了1937年7月5日，許壽裳給蔡元培寫信時，已是為“版稅一層”，要蔡元培先生“賜函，與商務磋商”了。

其四，關于《全集》的總體構想。

1937年7月2日，許壽裳緻許廣平信中，提出了編輯《全集》的總體構想，許壽裳說：“總之，既名《全集》，應該全盤計劃，網羅無遺，不過可分為若幹部，如（一）創作、（二）翻譯、（三）纂輯（如《謝承後漢書》《古小說鈎沉》《會稽郡故書雜集》及所搜漢唐碑闆）、（四）書簡、（五）日記……翻譯中，凡《域外小說集》之三篇，《日本小說譯叢》之若幹篇，均應列入。現在最先應準備者，是《全集》總目及《全集》總序，此事非弟擔任不可。請着手為盼。”日後出版的《全集》，基本上就保持了這樣一個格局。《全集》的序言，也是許壽裳提出并出面請蔡元培撰寫的。1937年7月5日，他緻信蔡元培說：“又《全集》總目，現正由景宋夫人準備初稿，将來脫稿後，當呈尊核，并求賜序，以增《全集》聲價。”

其五，關于作品收集與文字考訂。

早在1936年10月28日，許壽裳給許廣平的信中，就已關注到魯迅作品的收集了。除了“已經刊行之單行本”，許壽裳還特别指出，“其餘未完成之稿”，他自己也時時留意。例如，魯迅在香港的講演，除了《無聲的中國》，尚有《老調子已經唱完》一文，魯迅在《三閑集》序文上說：此文“尋不到底稿了”。許壽裳在群衆圖書公司刊印的《散文甲選》中看到這篇講稿，末尾注明選自《魯迅在廣東》，當即抄錄一份，于1937年3月17日寄給許廣平。許壽裳在整理《魯迅年譜》時，接觸到魯迅于1913年發表于《小說月報》的文言小說《懷舊》，于是在1937年5月7日給許廣平的信中，特别提及：“豫兄有一篇試作小說載在民元二年之《小說月報》，篇名及月報号數尚未查出，如弟處已查出，應予補入。”

有關文字考訂，隻要許廣平來信提出，許壽裳都盡其所能尋找依據予以考證，例如，《關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有二句，雜以×××，許壽裳寫信告訴許廣平，“大約一句指吳稚晖，一句指張東荪”。

除此之外，許壽裳還為《全集》刊登廣告，籌集資金，可謂不遺餘力。

就在許壽裳寫信要蔡元培“賜序”（7月5日）兩天之後，“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四個月後的11月12日，上海淪陷。在此前後，國民黨政府遷都，商務印書館内遷，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及天津北洋工學院三校合并為西北臨時大學，許壽裳也随之到了陝西。所有這些，都使《全集》的出版工作很難再按原先的軌道運行。于是，第一部《全集》的出版工作，遂以民間的方式在上海運作，由胡愈之等人創辦的“複社”出版。但實際上，《全集》的大緻框架與許壽裳先前向許廣平提出的沒有多大出入，可以這樣說，許壽裳與許廣平等人前期的努力，為日後胡愈之與“複社”能在短短四個月中出版《全集》打下了基礎，這也是他與魯迅“生死不渝”的重要見證。（宋志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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