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發展面臨的困難?來源：【四川日報-川觀新聞】編者按，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于四川發展面臨的困難?下面内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四川發展面臨的困難

來源：【四川日報-川觀新聞】

編者按

黨的二十大深刻闡明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強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要堅持的5條重大原則，把我們黨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提升到一個新高度，也為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上謀劃推動四川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方向指引。川觀智庫以此為引領，重新審視和思考推進四川現代化建設的一系列重點課題，推出《問計四川現代化》特别策劃，以求為我省努力走出一條把握時代大勢、符合發展規律、體現四川特色、服務國家全局的現代化之路提供智識參考，敬請關注。

四川正迎來第二次人口紅利？

川觀智庫研究員 熊筱偉 饒雪琪

人口規模巨大，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顯著特征之一，也是四川的基本省情。

這是一個涵義豐富的概念，其中既包含優勢與紅利，也蘊藏考驗與壓力；這也是一個與時俱進的概念，會随經濟社會發展所處階段和側重點的變化而改變。在以中國式現代化為引領，加快推進四川現代化建設的當下，我們認為有必要立足四川當前現狀，對“人口規模巨大”進行系統性再認識，為我省推動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提供多角度的參考。

對“數量型人口紅利消減”的再認識

●數量型人口紅利消減，整體而言不會對四川經濟發展造成大的負面影響

●進一步發掘第二次人口紅利，四川還有較大空間

作為人口大省，四川到底還有沒有人口紅利？這個問題，其實有官方答案。

去年5月，時任省統計局副局長陳智在四川省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發布會上表示，四川的傳統數量型人口紅利即将消減，但是結構性紅利将長期存在。一句話引出了兩個概念：數量型人口紅利、結構性人口紅利。

關于第一個概念，有人将它簡單理解為“勞動力供給數量多”。這并不準确。綜合受訪專家觀點，數量型人口紅利不是看人口絕對值，而是看比值——一個國家或地區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之比。比值越高，說明當地創造财富的勞動力就越多、撫養老幼的“擔子”就越輕，形成一個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結構。

厘清概念，是為了更好認清現狀。多位受訪專家提出，“四川的數量型人口紅利即将消減”的判斷，不是說四川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值會迅速減少，而是說撫養老幼的“擔子”越來越重，有利的人口結構在消失。前述發布會提到四川總撫養指标超過49%，高于全國平均，且已經非常接近50%這個數量型人口紅利消失的臨界點。

認清現狀，是為更好理解其影響。前述發布會并未詳細解讀“數量型人口紅利消減”的後果。川觀智庫在采訪省内外專家後，發現大家基本判斷高度一緻：整體而言并不會對四川經濟發展造成大的負面影響。

有意思的是，雖然結論一緻，但專家給出理由卻各不相同。

相對常見的理由，是“基數決定論”。西南财大社會發展研究院人口研究所教授張俊良、省社科院研究員盛毅、省經濟和社會發展研究院社會所所長張玫曉等專家大體持該觀點。他們認為，四川現有的勞動力規模（公開數據顯示，全省勞動年齡人口超過5100萬且數量趨于平穩）就決定了勞動力供給依然會在較長時間内保持相對充裕，不會出現嚴重短缺，因此對我省經濟發展的影響可控。有專家進一步提出在智能制造等技術的排擠效應下，四川可能還會出現勞動力過剩現象。

在此基礎上，有專家進一步提出“人口質量貢獻論”。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西南财大人口研究所原所長楊成鋼就提醒，一個不能忽視的事實是，人口數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然相對次要——根據團隊一項全國性研究，2010年起全國人口質量紅利對經濟的貢獻率開始超過人口數量，“到現在，（經濟增長）已經主要是靠人口質量了。”他估計四川情況應與全國類似。

在省統計局一篇舊文中，川觀智庫找到了該論點适用四川的佐證，根據這篇2013年發表的稿件預計，“四川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逐年下降，由2011年的12.3%下降到2018年的7.92%”。多位專家談到這和四川産業結構轉型、勞動密集型産業占比下降有關。

稍作思考會發現，上述觀點其實并沒有正面回應由“數量型人口紅利消減”本義延伸出的影響——由于老齡化等使四川撫養老幼“擔子”重，總撫養指标接近數量型人口紅利消失的臨界點。要說這不會對四川經濟發展造成大的負面影響，理由是什麼？

結合最新研究成果，楊成鋼和人口研究學者宋飛給出了新解釋：第二次人口紅利。

所謂第二次人口紅利，即老年人力資源開發、儲蓄積累等對經濟增長帶來的積極影響。他們認為由于低齡老人（指年齡在60—69歲之間的老人）在四川60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一半，這使我省第二次人口紅利有潛力。具體而言，至少可帶來以下利好：一是低齡老人有勞動經驗和技能，是潛在勞動力；二是有退休工資，有消費和儲蓄能力，能拉動社會消費和投資；三是可創造“影子紅利”——通過幫子女帶小孩來保證青壯年人口較高的勞動參與率，“和日韓甚至歐美國家相比，中國育齡期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都是最高的，這背後就有低齡老人提供的代際支持。”專家建議四川可進一步發掘低齡老人紅利。

随着低齡老人年歲增長，“第二次人口紅利”是否會很快消失？受訪專家認為不用擔心。綜合專家觀點和公開研究，四川經曆過兩個人口增長高峰期，一是1949年至1957年左右，二是1963年至1975年左右——也就是說第二高峰期出生的老人，最年長的也要明年才步入60歲。等他們整體度過低齡老人階段，中國已經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對“結構性紅利将長期存在”的再認識

●人口質量不是簡單的越高越好，結構性紅利更多還是強調匹配

●人口結構性紅利也有窗口期，用好它要有緊迫感

至于“四川結構性紅利将長期存在”的判斷，又該如何理解？

首先，什麼是結構性紅利？常見解釋是“人口質量紅利”，即勞動力具備相對更高的受教育水平、生産技能和協作能力等等。而這類人口的産出，通常會明顯高于技術程度相對較低的人口。顯然，四川情況符合這一定義。僅以高等教育而論，據公開報道，四川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如今已超過1100萬人，且和2010年相比每10萬人中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數翻了一倍。

對概念的理解，還可以再往前走一步。多位受訪專家提到，人口質量不是簡單的越高越好，結構性紅利更多還是強調匹配——人口的專業技能結構和水平，要和經濟發展的水平相匹配。如果不匹配，就可能出現人口素質高但産業“接不住”，可能出現大學生就業難與“民工荒”并存的尴尬場景。這顯然也不是有利于經濟的人口結構。

基于上述認識，受訪專家圍繞四川更好發揮人口結構性紅利給出以下兩點建議：

一是建議兩手抓。一方面從供給側出發，建議政府積極通過教育改革等調整勞動力供給以匹配市場需求，尤其是注重職業教育的體系化發展；另一方面從需求側出發，各地核心就拼一點：誰能更好承接和發展更高層級的産業，“不管是技術密集型産業還是傳統産業的高價值環節，誰發展更好，誰就能開出更好工資、吸引更多人才集聚，就能更好承接人口結構性紅利。”

二是建議搶抓窗口期。該觀點包含兩層含義：第一，四川人口數量紅利還沒完全消失，這為我省進一步發掘人口結構性紅利提供了轉變過渡的時間和空間；第二，人口結構性紅利也有窗口期。楊成鋼認為，人口結構性紅利不會一直存在，“人口素質提高，通常就會對經濟增長有正常貢獻。但所謂紅利，應該是指超出正常時期的利好。”他認為在過去一段時間，由于各種原因，少兒人口撫養比相對較低——孩子少，家庭對孩子教育投入就很集中，高投入帶來人口素質加速提升。綜合上述兩點，專家建議要有緊迫感，用好這段窗口期推進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等相關工作。

無論數量型還是結構性紅利人口紅利，專家都提醒要注意區域間的不平衡性。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部主任許彥、省人口學會秘書長蔣華都提到，我省人口紅利主要集中在成都，而相對欠發達地區則要更多面臨數量型人口紅利消減、結構性紅利增長不足的挑戰。建議更好發揮川東北、川南等地區域副中心的帶動作用，加大教育資源等傾斜力度，以緩解人口紅利分布不均衡帶來的問題。

加速讓“農民工成為曆史”？

川觀智庫研究員 熊筱偉 饒雪琪

推進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農民工無疑是重點人群之一。

他們誕生于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為現代化作出了曆史性貢獻，同時随着時代變遷，也帶來了一些待解難題。對此有觀點認為：當前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大重點，就應該是讓“農民工成為曆史”。對四川來說，尤其如此。

該如何看待這個觀點？我們有認真思考的必要。作為農民工大省，四川去年依然有約2600萬農民工在外務工。解決好農民工問題，事關四川現代化建設成果的最終成色。為此川觀智庫邀請省内外專家進行了讨論。

讓“農民工成為曆史”有這三點理由

●這是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也是符合經濟增長動力轉換、推動鄉村振興的現實需要

首先，讓“農民工成為曆史”究竟是什麼意思？

綜合相關意見，有兩點值得一提：一是希望成為曆史的，不是“農村人口進城”。專家普遍認同：大量人口從農業轉移出來，在城鄉間流動就業，這種現象将在我國長期存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合作社研究院院長孔祥智告訴川觀智庫，未來我國還會有超過1億人從農村進入城市；二是希望成為曆史的，是農民工不能享受與城鎮戶籍人口相同待遇的現象。可理解為讓“農民工成為曆史”就是要推進農民工市民化，使其平等享受到城鎮基本公共服務等權益。

相關工作其實很早就有。為什麼當前要特别關注？為什麼又要成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大重點？川觀智庫梳理相關觀點，得出以下三條理由——

第一，這是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有專家談到“農民工”這個稱謂本身，就蘊含着一種矛盾——其中“農民”是農村戶籍，“工”是在城裡打工。這種尴尬身份，意味着他們人在城裡，卻享受不到和城鎮戶籍人口一樣的待遇。對雇主而言，因為不用負擔農民工養老、子女上學等成本，能節省不少支出。這客觀上強化了四川乃至全國相當時期内産業發展的低成本優勢，但也給農民工群體帶來種種困擾。多位專家談到，中國現代化的過程，某種程度上就是農民參與工業化、城鎮化進而融入城市文明的過程，這就決定了農民工不應該、也不會成為現代化建設中被邊緣化的群體。

第二，這是符合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現實需要。西南财大經濟學院副教授李怡樂談到，中國經濟發展邏輯正在從出口拉動向消費驅動、向内需拉動轉變。相應的農民工角色也在逐漸變化，從“廉價勞動力”變為“新的消費潛能”。而農民工市民化的過程，就是消費需求不斷釋放的過程。近年來我們看到從“規模城鎮化”向“以人為本的城鎮化”轉型，都和上述經濟增長動力轉變有關。

第三，這也是鄉村振興的需要。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張利庠告訴川觀智庫，要通過城鄉融合去解決中國的農村問題。這句話該怎麼理解？有專家進一步解釋：農民工市民化如果長期滞後，将對農業經營規模擴大、村落布局優化等工作造成阻礙。比如一些已經長期在城市工作生活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不願退出承包土地，即便他們願意把土地拿出來流轉，也容易出現土地流轉期限短、土地租金高等問題，使實際經營者不敢進行長期投資。省社科院研究員郭曉鳴也表示，推進農民工市民化，有利于解決農村土地細碎化等問題。

讓“農民工成為曆史”要把握節奏

●建議保持曆史耐心，穩定有序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工作

所有受訪專家都認同，“農民工”這個特殊名詞終将走入曆史。

存在争論的，是“節奏”問題。不過多數受訪專家還是認為應保持曆史耐心，穩定有序推進農民工市民化工作，而不是一味大幹快上制定明确時間表、急着給這一曆史進程“踩油門”。

一個直接理由，是部分農民工自己就不願意市民化。事實上四川除成都外早已全面放開城鎮落戶限制。對此多位專家提到和過去被動接受不一樣，現在當農民工更多是主動選擇的結果——自願保留農民身份，同時進入城市工作。

為什麼會這樣？這背後有利益和風險的雙重考量。就利益而言，一是農民工基于本集體經濟組織享有農村家庭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等權益，這些權益不想放棄；二是城市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近年來加速覆蓋農民工群體，城鄉間“待遇差”客觀上不斷縮小。就風險而言，部分農民工希望能給自己留條“退路”。多位專家亦提到，農民工進城工作存在相對較高的風險性和不确定性。尤其當經濟出現波動時，部分農民工受影響較大，隻能退回農村，這在某種程度上為經濟社會發展和穩定提供了重要的回旋餘地。

這是農民工的理性選擇，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背後有待解決的問題。省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曾旭晖特别提到，要推動進城農民完成市民化的轉變，不是拿走他們在農村的權益，相反，更應該從制度上保障其農村權益，同時，通過制度創新來激活農村要素。比如擴大農村土地産權的交易權能，提高産權的流動性等等。多位專家建議進一步破除制度障礙，推動建立城鄉要素自由流動、平等交換、優化配置的體制機制。這方面四川已在探索，但步伐還可加快。四川農業大學統戰部部長楊錦秀提出無論農民工最終進城還是返鄉，建立起支持農民工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産業體系都非常有必要。這需要破除農民工群體在技術技能、素質結構等方面還存在的一些障礙。郭曉鳴表示相關部門為農民工提供的現有培訓體系，在應對市場需求變化方面還相對遲緩，建議圍繞電商、快遞等新興産業，返鄉創業等新興趨勢加強針對性培訓。

本文來自【四川日報-川觀新聞】，僅代表作者觀點。全國黨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發布傳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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