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角數枝梅，淩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為有暗香來。”

王安石的這首《梅花》小學就學過，彼時隻知這首詩用詞簡單、寓意明了、易于背誦，不知王安石是在何種情況下創作的這首詩，這首詩又傳遞了作者怎樣一種心情與思緒。而今再讀起這首詩，細心查證王安石創作這首詩的時間，才知道少時的學習理解還是過于膚淺了。

宋神宗熙甯七年，王安石罷相，次年二月再次拜相。時隔兩年之後，再次罷相，心灰意冷，放棄改革，退居鐘山。此情此景之下，王安石寫下了這首《梅花》，既有“淩寒”的孤傲，更有“獨自”的落寞，雖有“暗香”，終究無法傳遍朝堂之上。

少時家境尚可，奈何父親英年早逝，自己一人挑起養家重擔。本就鄙視為了仕途而讀書，卻不得不為了生計參加科舉；本為修煉自己而鑽研學問，誰知道生活逼迫他學業未成就踏入官場。從英才少年，到官至宰相，再到退居一隅，臨川先生波瀾壯闊、跌宕起伏的一生，盡在崔銘的《王安石傳》。

崔銘的這部《王安石傳》，不是王安石生平介紹、曆史公案與奇聞異事的“合集”，而是一位文學博士在博覽群書之後，以曆史學家的嚴謹考證，文學家的浪漫情懷，撰寫的一部關于王安石的文學史、思想史、改革史。作品以王安石的一生為主線，詳細闡述了王安石在儒家學術、文學創作、政治改革等方面的突出成就，通過大量的文獻引證，不同史學專家研究成果的比較分析，對曆史公案的真僞鑒别，為我們生動勾勒出一個大學者、拗相公、變法家的形象。

除了本文開篇提到的《梅花》，王安石還有衆多名詞佳句備受世人推崇。這些詩詞，既有登臨高山、泛舟江河時的情景交融，也有本人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不管是喜是悲，盡在一字一句中。

“飛來山上千尋塔，問說雞鳴見日升。

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這是大展宏圖之前的意氣風發；

“殘菊冥冥風更吹，雨如梅子欲黃時。

相看握手總無語，愁滿眼前心自知。”

離别時又是另一番滋味上心頭。

不管是寓情于景，還是借詩言志，都展現了王安石極高的文學造詣。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即便是後來交惡的司馬光，對他的文學創作也不吝贊譽之詞。作者在講述王安石的生平事迹時，不時穿插講解不同時期王安石的詩詞作品，原文大量呈現，既便于讀者鑒賞品讀，又便于通過詩詞了解王安石的生活境遇，走進臨川先生的内心世界，完整了解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年輕的王安石，以他對經典的深刻領悟，和自斷、自主、自信的獨立品格，成為這一時期思潮的後起之秀和生力軍。他不甚看重前朝治國理政經驗，卻對堯舜之道大加贊賞，認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十分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在鑽研儒家“道之體”的同時，強化“道之用”的實施。他認為借助讀書追逐功名利祿的人固然可鄙，而将分章析句、诠釋詞義概念視為儒學的全部的人也不足為道。

儒學的精華與真谛，在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于平定危亡，治理亂世，而不是陷入皓首窮經的考據論證。所以，不管是在鄞縣還是常州就職，他都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一邊興修水利、發展生産，一邊大興教育，教化人民。

尤其是他将理财作為改革的首要任務，更加凸顯了學古不泥古的研學态度和實幹精神。在衆人都認為搞經濟是國家掙錢、與民争利的時候，他搬出孔子的原話進行批駁，既體現了他對孔孟之道的學習研究深度，也表明了他以儒家思想為本，結合社會現實創新發展的開創精神。

王安石是儒釋道兼修的傳統士大夫，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對儒家學說研學愈深，對社會現實看得愈清，就愈加感到改革時弊、富國強兵時不我待。他看到社會最底層老百姓的艱難生活，看到邊境動蕩不安的危急形勢，看到朝堂之上人浮于事、貪污腐敗的種種亂象，無不憂心忡忡。他希望以自己的所學振興國家、匡扶社稷。

要做到這一點，系統性、制度性的改革在所難免。所以，這才有了後來的均輸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疫法等相繼出台。改革中的王安石，是充滿激情的，不管是設計法度、推行變法還是了解實效，都有一股濃濃的家國情懷；也是光明磊落的，改革變法都是工作，都是為了國家富強、人民幸福，從不因此中飽私囊、為己謀利；選人用人也是為了變法順利推進，不搞任人唯親、團團夥夥；當然，王安石也是果斷決絕的，以道事君，以道進退，合則進，不合則退，決不為權力和利祿逡巡留滞，當變法實在無力推行的時候，他隻能選擇告退。

是改革，既會招緻因循守舊、安穩守成大臣的不解，也會招緻一部分既得利益集團的怨恨。加之新法總是有缺點，這些缺點，除了頂層設計的問題，更多的是在推行過程中，被執法之人或是變相執行、或是打折執行而加倍放大，加上朝廷調查核實不準，信息呈報失真，一點小問題都有可能是壓垮改革的最後一根稻草。所以，搞好改革，選人用人是關鍵。

但是，因為儒學的衰微與士風的鄙陋，吏治不振己經成為一個頑固性問題。士大夫滿足于法學家的刀筆刑名之學，在自我修養和治國方略上沒有更高的期許和作為，一旦位列公卿，又如何能開創太平盛世？就連一些原本支持變法的人，在王安石大刀闊斧開始改革的時候，也改換門庭，加入了反對派的陣營。本就力量有限，君臣又心生罅隙，改革變得岌岌可危。

改革期間，王安石面臨的環境十分複雜。宰輔班子“生老病死苦”，除了參知政事王安石生龍活虎，宰相曾公亮老邁昏聩，宰相富弼稱病不出，參知政事唐介憤懑而死，參知政事趙抃力不能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遇事沒有人可以倚重；反對派時不時挑刺彈劾，禦史中丞呂誨以《上神宗論王安石奸詐十事》為名，先後兩次上奏，攻擊其道德品性；昔日的恩師歐陽修也對變法持否定态度，更是下令他的治下拒絕試行青苗法：就連親弟弟王安國也批評他，認為天下非議都是因為他變法，恐怕以後還會給家族招來大禍。

手足兄弟尚且不能理解自己，其他人又怎能洞察王安石變法圖強的一片苦心？變法不順的焦慮感，強化了王安石性格中執拗剛愎的一面。他對于一切有礙變法的人和事，都持零容忍的态度，為了變法成功，即便與昔日交好的朋友同僚絕交甚至反目成仇在所不惜。隻可惜，官場沉疴難以一時糾治，神宗之後，變法幾乎盡被廢止。

崔銘教授以理性思辨和詳盡考證，描寫了王安石偉岸瑰麗又黯然離去的一生。作為一名政治家，王安石在孔孟之典中苦心孤詣研究治國之策；作為一名改革家，他幾乎是以一己之力嘗試着改變國家日漸傾頹的被動局面；作為一名文學家，他在群山萬水中吟詩作詞直抒胸臆，袒露時過境遷的心境變幻。政治家與文學家的雙重思維，共存于王安石身上，前者理性、獨斷，讓他緊盯目标、不達目的不罷休；後者感性、深情，讓他在為人處世上充滿非理性、情緒化色彩。

但是，文學家的浪漫拯救不了殘酷的現實，思想家的清醒抵不過頑固勢力的反攻，這位飽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老人，終究沒有實現“興王隻在笑談中。直至如今千載後，誰與争功？”的理想抱負，在司馬光拜相、反變法派全面掌權之後于江甯秦淮小宅病逝。#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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