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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中的柳宗元

圖文 更新时间:2024-09-10 11:13:02

詩中的柳宗元?今天介紹的柳宗元,是一位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要了解他的作品,難免要了解到他的經曆他在永州呆過,當然是被貶到那去的,著名的《江雪》就寫自這個時間點柳河東一輩子寫了不少詩和文章,其中很多都是在被貶的時候寫的,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詩中的柳宗元?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詩中的柳宗元(唐代詩人名作品鑒)1

詩中的柳宗元

今天介紹的柳宗元,是一位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要了解他的作品,難免要了解到他的經曆。他在永州呆過,當然是被貶到那去的,著名的《江雪》就寫自這個時間點。柳河東一輩子寫了不少詩和文章,其中很多都是在被貶的時候寫的。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11月28日),字子厚,漢族,河東(現山西運城永濟一帶)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學家、哲學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稱“柳河東”、“河東先生”,因官終柳州刺史,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并稱為“韓柳”,與劉禹錫并稱“劉柳”,與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并稱“王孟韋柳”。

柳宗元一生留詩文作品達600餘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詩。骈文有近百篇,散文論說性強,筆鋒犀利,諷刺辛辣。遊記寫景狀物,多所寄托,有《河東先生集》,代表作有《溪居》、《江雪》、《漁翁》。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

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賞析

這是一首押仄韻的五言絕句,是柳宗元的代表作之一。大約作于他谪居永州(今湖南零陵)期間。

柳宗元被貶到永州之後,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和壓抑,于是,他就借描寫山水景物,借歌詠隐居在山水之間的漁翁,來寄托自己清高而孤傲的情感,抒發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的郁悶苦惱。因此,柳宗元筆下的山水詩有個顯著的特點,那

就是把客觀境界寫得比較幽僻,而詩人的主觀的心情則顯得比較寂寞,甚至有時不免過于孤獨,過于冷清,不帶一點人間煙火氣。這顯然同他一生的遭遇和他整個的思想感情的發展變化是分不開的。

這首《江雪》正是這樣。詩人隻用了二十個字,就把我們帶到一個幽靜寒冷的境地。呈現在讀者眼前的,是這樣一幅圖畫:在下着大雪的江面上,一葉小舟,一個老漁翁,獨自在寒冷的江心垂釣。詩人向讀者展示的,是這樣一些内容:天地之間是如此純潔而寂靜,一塵不染,萬籁無聲;漁翁的生活是如此清高,漁翁的性格是如此孤傲。其實,這正是柳宗元由于憎恨當時那個一天天在走下坡路的唐代社會而創造出來的一個幻想境界,比起陶淵明《桃花源記》裡的人物,恐怕還要顯得虛無缥缈,遠離塵世。詩人所要具體描寫的本極簡單,不過是一條小船,一個穿蓑衣戴笠帽的老漁翁,在大雪的江面上釣魚,如此而已。可是,為了突出主要的描寫對象,詩人不惜用一半篇幅去描寫它的背景,而且使這個背景盡量廣大寥廓,幾乎到了浩瀚無邊的程度。背景越廣大,主要的描寫對象就越顯得突出。首先,詩人用“千山”、“萬徑”這兩個詞,目的是為了給下面兩句的“孤舟”和“獨釣”的畫面作陪襯。沒有“千”、“萬”兩字,下面的“孤”、“獨”兩字也就平淡無奇,沒有什麼感染力了。其次,山上的鳥飛,路上的人蹤,這本來是極平常的事,也是最一般化的形象。可是,詩人卻把它們放在“千山”、“萬徑”的下面,再加上一個“絕”和一個“滅”字,這就把最常見的、最一般化的動态,一下子給變成極端的寂靜、絕對的沉默,形成一種不平常的景象。因此,下面兩句原來是屬于靜态的描寫,由于擺在這種絕對幽靜、絕對沉寂的背景之下,倒反而顯得玲珑剔透,有了生氣,在畫面上浮動起來、活躍起來了。也可以這樣說,前兩句本來是陪襯的遠景,照一般理解,隻要勾勒個輪廓也就可以了,不必費很大氣力去精雕細刻。可是,詩人卻恰好不這樣處理。這好象拍電影,用放大了多少倍的特寫鏡頭,把屬于背景範圍的每一個角落都交代得、反映得一清二楚。寫得越具體細緻,就越顯得概括誇張。而後面的兩句,本來是詩人有心要突出描寫的對象,結果卻使用了遠距離的鏡頭,反而把它縮小了多少倍,給讀者一種空靈剔透、可見而不可即的感覺。隻有這樣寫,才能表達作者所迫切希望展示給讀者的那種擺脫世俗、超然物外的清高孤傲的思想感情。至于這種遠距離感覺的形成,主要是作者把一個“雪”字放在全詩的最末尾,并且同“江”字連起來所産生的效果。

在這首詩裡,籠罩一切、包羅一切的東西是雪、山上是雪,路上也是雪,而且“千山”、“萬徑”都是雪,才使得“鳥飛絕”、“人蹤滅”。就連船篷上,漁翁的蓑笠上,當然也都是雪。可是作者并沒有把這些景物同“雪”明顯地聯系在一起。相反,在這個畫面裡,隻有江,隻有江心。江,當然不會存雪,不會被雪蓋住,而且即使雪下到江裡,也立刻會變成水。然而作者卻偏偏用了“寒江雪”三個字,把“江”和“雪”這兩個關系最遠的形象聯系到一起,這就給人以一種比較空蒙、比較遙遠、比較縮小了的感覺,這就形成了遠距離的鏡頭。這就使得詩中主要描寫的對象更集中、更靈巧、更突出。因為連江裡都仿佛下滿了雪,連不存雪的地方都充滿了雪,這就把雪下得又大又密、又濃又厚的情形完全寫出來了,把水天不分、上下蒼茫一片的氣氛也完全烘托出來了。至于上面再用一個“寒”字,固然是為了點明氣候;但詩人的主觀意圖卻是在想不動聲色地寫出漁翁的精神世界。試想,在這樣一個寒冷寂靜的環境裡,那個老漁翁竟然不怕天冷,不怕雪大,忘掉了一切,專心地釣魚,形體雖然孤獨,性格卻顯得清高孤傲,甚至有點凜然不可侵犯似的。這個被幻化了的、美化了的漁翁形象,實際正是柳宗元本人的思想感情的寄托和寫照。由此可見,這“寒江雪”三字正是“畫龍點睛”之筆,它把全詩前後兩部分有機地聯系起來,不但形成了一幅凝煉概括的圖景,也塑造了漁翁完整突出的形象。

用具體而細緻的手法來摹寫背景,用遠距離畫面來描寫主要形象;精雕細琢和極度的誇張概括,錯綜地統一在一首詩裡,是這首山水小詩獨有的藝術特色。

漁翁

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燃楚竹。

煙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

回看天際下中流,岩上無心雲相逐。

賞析

這首詩是一幅飄逸的風情畫,充滿色彩和動感,引起讀者心靈的共鳴和無限的遐想。

這首七古與柳宗元的另一首五絕《江雪》,都是描寫漁翁的。漁翁的形象都體現着詩人向往的理想人格,而藝術上各具特色:《江雪》中的蓑笠翁在孤傲中映着寒光,而這裡的漁翁卻于高逸中透着凄清。

應該說,柳宗元筆下的這個漁翁形象,并非中唐時期漁民生活的現實反映,而是詩人自己的志趣的客體化。這個形象是高潔的,悠然自得的,同時又是虛無缥缈的;其背後還浮動着屈原和陶淵明的影子。這樣,讀者從詩人苦心孤詣的構思裡,又可窺見一層凄清之色。

晨詣超師院讀禅經

汲井漱寒齒,清心拂塵服。

閑持貝葉書,步出東齋讀。

真源了無取,妄迹世所逐。

遺言冀可冥,繕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

日出霧露馀,青松如膏沐。

澹然離言說,悟悅心自足。

賞析

這首詩寫的是詩人到超師院讀佛經的感受,其主要内容是: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一個名叫超的僧人(師)的寺院裡去讀佛經,有所感而寫下這首五古抒情詩,既表達了他壯志未已而身遭貶谪,欲于佛經中尋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尋求一種超越塵世,流連于沖淡甯靜的閑适佳境的複雜心情。

溪居

久為簪組束,幸此南夷谪。

閑依農圃鄰,偶似山林客。

曉耕翻露草,夜榜響溪石。

來往不逢人,長歌楚天碧。

賞析

詩的表面寫的是溪居的閑适,但字裡行間透出孤獨的憂憤。“發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間言外,時或遇之。”

與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華親故

海畔尖山似劍铓,秋來處處割愁腸。

若為化得身千億,散上峰頭望故鄉。

賞析

此詩表現了作者對故鄉的深切思念之情,同時也表達了作者被貶谪的憤慨不平之意。前兩句以劍喻山峰,謂其割人愁腸,“割”字照應上句“劍铓”的比喻,突出作者愁苦之深;後兩句由峭拔似劍铓的群峰進一步産生出一個奇特的幻想,期望身化千億,散上諸峰以望故鄉。全詩因景生情,融情入景,想象奇特,比喻新穎,作者谪居的愁苦與望鄉的悲哀在短短二十八字裡表達得深摯感人,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捕蛇者說

永州之野産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臘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攣踠、瘘疠,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戚者。餘悲之,且曰:“若毒之乎?餘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複若賦,則如何?”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複吾賦不幸之甚也。向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号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嚣乎東西,隳突乎南北;嘩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甯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

餘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賞析

蔣氏在自述中提到“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這裡說的“六十歲”,指的是唐玄宗天寶中期(746—750)到唐憲宗元和初期(805—810)這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裡,戰亂頻繁,先後發生過安史之亂、對吐蕃的戰争、朱泚叛亂等等,全國戶口銳減,朝廷随意增設稅收官,多立名目,舊稅加新稅,無有限制,使人民的負擔日益加重。盡管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頒布了兩稅法(分夏、秋兩次交稅,即課文中說的“歲賦其二”),并明文規定“敢在兩稅外加斂一文錢,以枉法論”,但這不過是欺騙百姓的手段,事實正如陸贽所說:“大曆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于兩稅之外,複又并存”;又說加稅時“诏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人民在重賦逼迫下逃往他鄉,但悍吏仍不放過,“有流亡則攤出(由存留戶共同負擔),已重者愈重”。從這些情況來看,柳宗元“賦斂之毒有甚是蛇”的論斷是完全正确的。

第一段(1)這是作者設置的一個懸念,為下文埋下伏線,暗示了當時的世上還有比毒蛇更毒的東西,使讀者産生了急切讀下去的願望。(2)這一段重在寫毒蛇之“異”,從三個方面加以描繪:一是顔色之異,二是毒性之異,三是用途之異,可以用來治愈麻風、手腳、脖腫、惡瘡,消除壞死的肌肉,殺死人體内的寄生蟲。因而皇帝發布命令,一年征兩次,可以抵消應交的租稅,因此從那以後“永之人争奔走焉。”作者隻用“争奔走”三字,就把永州百姓争先恐後,不辭勞苦,冒死捕蛇的情景顯示出來了。

第二段從“有蔣氏者”到“又安敢毒耶”。包括2、3、4三個小段,是全文的重心。

由“異蛇”引出了主人公“捕蛇者”——蔣氏。先寫蔣氏三代捕蛇之“利”,繼而寫捕蛇之“害”——“吾祖”、“吾父”、“吾”三代有的“死于是”,有的“幾死者數矣”一個“且曰”,将寫“利”轉為寫“害”,再用蔣氏的神情“貌若甚戚”極其生動地寫出了“捕蛇”并非好事,“争奔走焉”實屬無奈,字裡行間,深含悲苦。隻“言之貌甚戚者”一句,便把他回首往事,悲痛在心,哀形于色的情态勾勒了出來。明明是備受毒蛇之苦,卻說獨享捕蛇之利,在這極為矛盾的境況中,更見其内心的酸楚。

于是作者接下來說,“餘悲之,”且曰:“若毒之乎?餘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複若賦,則如何?”在為蔣氏的不幸遭遇悲痛的同時,好心地提出了一個解脫危險的辦法。這幾句話句子簡短,語氣急促。而且連用了三個“若”,表明“餘”是面對面地與蔣氏交談,态度是誠懇的,幫助對方的心情是急切的,辦法也似切實可行。

可出乎意料的是蔣氏并沒有接受,他“大戚,汪然出涕曰……”蔣氏的這番話态度同樣懇切,語氣也十分肯定,表明了毒蛇可怕,但賦斂之毒更可怕。

這話怎麼講呢?蔣氏說了這幾層意思:

一層意思是蔣氏祖孫三代在這個地方住了六十幾年了,親眼見到同村人的遭遇鄰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窘迫,他們把田裡的出産全部拿出,把家裡的收入全部用盡,也交不夠租賦,隻得哭号着輾轉遷徙,饑渴交迫而倒斃在地,頂着狂風暴雨的襲擊,受着嚴寒酷暑的煎熬,呼吸着帶毒的疫氣,常常是死去的人一個壓一個。從前和我爺爺住在一起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難得有一戶了;和我父親住在一起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難得有兩三戶了;和我一起住了十二年的人家,現在十戶當中難得有四五戶了。那些人家不是死絕了就是遷走了。而我卻由于捕蛇而獨自存活下來。《柳文指要》引錄了林西沖一文,算一筆唐代的賦稅賬:“按唐史,元和年間,李吉甫撰《國計薄》上至憲宗,除藩鎮諸道外,稅戶比天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者,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是民間之重斂難堪可知,而子厚之谪永州,正當其時也.”因知文中所言,自是實錄。

第二層意思是:那些兇暴的官吏到鄉下催租逼稅的時候,到處狂呼亂叫,到處喧鬧騷擾,那種吓人的氣勢,就連雞犬也不得安甯.而這時他小心翼翼地起來看看自己的瓦罐,隻見捕來的蛇還在,便可以放心地躺下了。他細心地喂養蛇,到規定的時間把它當租稅繳上去。回來後;就能美美地享用自己田裡的出産,安度歲月。

第三層意思是:這樣看來,一年當中他冒生命危險有兩次,而其餘的時間就可以坦然快樂地過日子,。哪像鄉鄰們天天都受着死亡的威脅呢?即使現在因捕蛇而喪生;比起鄉鄰們來,也是後死了。哪還敢怨恨捕蛇這個差使犯?

蔣氏的這一番話,以他“以捕蛇獨存”和鄉鄰們“非死則徙”相對比,以他“弛然而卧”和鄉鄰們将受悍吏襲擾相對比,以他一歲之犯死者二”和鄉鄰們“旦旦有是”相對比,說明捕蛇之不幸,确實“未若複吾賦不幸之甚也”。可見他在講述三代人受蛇毒之害時“貌若甚戚”,而當聽了要恢複他的賦稅時卻“大戚,汪然出涕”地懇求。完全是出于真情。蔣氏的話,發自肺腑,帶着血淚,聽來怎不令人心碎?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結尾一段說:“餘聞而愈悲”,比聽蔣氏講一家人的苦難時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過去對孔子所說說“苛政猛于虎”這句話還有所懷疑,現在從蔣氏所談的情況看來,這話是可信的。誰知道賦稅對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還要嚴重呢!于是寫了《捕蛇者說》這篇文章,為的是讓那些觀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賦稅給老百姓造成的災難。

在全文這叙述邊議論間或抒情的寫法中,最後這一番議論.确實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如果說“苛政猛于虎”強調的是一個“猛”字,那麼本文就緊扣一個“毒”字,既寫了蛇毒,又寫了賦毒。并且以前者襯托後者。得出“賦斂之毒”甚于蛇毒的結論。

本文在寫作手法方面,除了對比、襯托的大量運用及卒章點明主題外,對蔣氏這一個人物的描繪也是極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願意丢掉犯死捕蛇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講得是既有具體事實,又有确切數字;既有所聞所見,又有個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輩輩的經曆,又有此時此刻的想法;既講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訴說了鄉鄰們的苦難:不僅使人看到了一幅統治者橫征暴斂下的社會生活圖景,也讓人感到此人的音容體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動傳神。

全文處處運用對比:捕蛇者與納稅的對比, 捕蛇者的危險與納稅之沉重的對比,捕蛇者與不捕蛇者(蔣氏與鄉鄰)的對比——六十年來存亡的對比,悍吏來吾鄉是我和鄉鄰受擾的情況,一年受死亡威脅的次數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鄉鄰之後等情況。鮮明的對比深刻地揭示了“賦斂毒于蛇”這一中心。

文章通過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橫征暴斂下家破人亡的悲慘遭遇,有力得控訴了社會吏治的腐敗,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堅持改革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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