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恒恩 朱玫

由中山大學曆史學系、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亞洲史研究》編輯部聯合主辦的“知識的生産、交流與媒介”工作坊，于2022年6月17-18日通過線下線上結合的方式召開。本次工作坊作為中山大學“亞洲史工作坊”第四期，以知識為切入點，試圖從曆史、思想、文學、語言、哲學等不同層面理解與探讨“知域”和“地域”複合視域下的“亞洲”。來自成均館大學、韓國海洋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清華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北京工業大學、南開大學、複旦大學、南京大學、南昌大學、魯東大學、中山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方科技大學等海内外高校、科研機構的三十餘名學者與會。

線上線下部分參會學者合影

會議開幕式由中山大學曆史學系朱玫副教授主持。朱玫首先介紹了中山大學“亞洲史工作坊”前三期的議題及此次活動的發起背景。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牛軍凱教授代表主辦方緻歡迎辭，他介紹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建置沿革和現狀，回溯了中山大學亞洲史學科的發展，介紹了《亞洲史研究》的籌備情況。中山大學曆史學系濱下武志教授作工作坊主旨報告，他的報告題目是《亞細亞知再思考——知識的空間：地域與知域》。報告從“亞細亞”的詞源切入，并以地圖為材料介紹希臘、羅馬、波斯版圖中的“亞細亞”，說明亞細亞概念在人群移動和東西方的交流中逐步構建的過程。濱下武志認為，在目前的陸地亞細亞之外，宜加入海洋的維度，即應關注兩者相結合的亞細亞。最後，濱下武志提出了“地理亞細亞”與“思想亞細亞”的關系，即“區域”與“知域”之間的聯系。這一聯系既處于曆史的叙述中，也處于目前的思考進程中。

濱下武志教授作主旨報告

會議報告分成六組進行，内容涉及東亞、東南亞、西亞等地區，不僅讨論了不同曆史時期媒介與知識生産、交流的關系，還圍繞書寫載體的變化與社會性質的關系、知識交流的機制與秩序格局、思想文化交彙與知識傳播、圖像媒介中的知識生成與流變、知識史研究中的人與群體、文本的翻譯與接受等議題展開研讨。

古代東亞的知識與信息交流

第一場報告的主題為“古代東亞的知識與信息交流”，由中山大學曆史學系朱玫副教授主持。韓國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院長金慶浩教授的報告題目為《漢晉時期知識、情報的交流及東亞秩序》。金慶浩以東亞範圍内的出土文獻和書目為史料，說明戰國到魏晉時期書籍普及率的大幅增長。魏晉時期，紙張逐漸取代竹簡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這進一步擴大了書籍普及的空間範圍。這種書籍的普及不僅限于中國内部，還傳播至周邊各國。南開大學曆史學院張榮強教授在評議中強調秦漢到魏晉時期“簡紙更替”的背景下書籍普及和知識交流所發生的變化，以及對于東亞文化圈的形成所産生的影響是十分重要的課題，并就中國曆史上“簡紙更替”所産生的社會影響、漢武帝時期作為書寫材料的紙的屬性等問題與金慶浩展開讨論。

金慶浩教授作線上報告

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戴衛紅以《三至九世紀東亞知識的交流與大寫數字的使用》為題作報告。戴衛紅梳理三至九世紀東亞範圍内的出土簡牍、紙本文書以及金石碑刻中出現的大寫數字，分析大寫數字在古代中國、日本和百濟新羅社會中的使用情況，以此反映知識在東亞的傳播和使用。文章指出在3-9世紀的東亞地區，使用大寫數字，多為防止訛誤和作僞。一方面，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随着田地、房屋等買賣的發達，經濟生活中涉及到數字的錯訛以及僞亂的情況越來越普遍，為避免這些情況民衆自發使用大寫數字；另一方面，政府對戶口、簿帳、科罪的管理愈發嚴格、科學，唐朝、日本的律令中規定在以上場合中涉及數字的情況下使用大寫數字。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徐建新對該報告作出十分詳實的評議，補充了許多在日本文獻中使用大寫數字的例子，并提出其中有待考證的問題點。

書籍的秩序

第二場報告主題為“書籍的秩序”，由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劉勇教授主持。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鄭墡谟以《論高麗對宋的書籍外交》為題作報告，詳細地探讨高麗“書籍外交”政策的發展過程和文化影響。十一世紀初，高麗在恢複對宋外交之後，在國家層面上積極推行“書籍外交”政策，通過使節團大量購入北宋書籍，擴充國家藏書規模，并在此基礎上發展自身出版事業。通過宋麗之間頻繁的“書籍外交”進入高麗的書籍，對高麗的各類文化事業和活動、乃至文壇的發展都産生了極大影響。南開大學曆史學院孫衛國教授在評議中提出後續研究方向的建議，并與鄭墡谟圍繞商人在書籍交流中的作用這一議題展開讨論。

第二場報告會議現場

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助理教授楊洋的報告題目為《東亞理學接受中的圖像因素——基于<四書章圖>的文獻學考察》。“章圖”是解釋各種名目和制度的圖示，《四書章圖》為方便理解“四書”而編撰，并在日本、朝鮮流傳，成為學者學習理學的重要途經。楊洋以日藏文獻為基礎，對《四書章圖》在東亞地區的流傳脈絡進行考述，并探讨《四書章圖》在東亞地區流行的原因。南昌大學哲學系田炳郁教授對該問題亦有研究，在評議中就《四書章圖》在朝鮮的傳播和影響等方面進行補充。會議主持人劉勇亦對“章圖”産生的原因提出見解，并猜測其對朝鮮、日本的儒學所産生的影響。

中山大學曆史學系碩士研究生李恒恩以《朝鮮王朝前期地理知識的獲取和編制——以地理志與類書的考察為中心》。報告人以朝鮮前期地理志為主要材料，介紹朝鮮前期官方修撰全國地理志的過程。朝鮮王朝中央修志人員通過各道官員收集特定的地理信息，再按照一定體例對其重新整合、增補，最終形成全國性的統志。這一知識傳遞和流變的過程，體現了朝鮮前期國家獲取、編制地理知識的方式和興趣。評議人中山大學國際翻譯學院黃永遠副教授從問題意識、學術史等方面對該報告提出批評和建議。

文書、抄本的流通與使用

第三場的報告主題為“文書、抄本的流通與使用”，由複旦大學曆史系邱轶皓副教授主持。第一位報告人是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助理教授李智，報告題目是《從詞彙文獻看蘇美爾人的驿站與信使》。李智以出土泥闆文獻為材料，介紹了古代西亞兩河流域蘇美爾人的詞彙文獻。蘇美爾人将各種詞彙根據符号書寫形狀或内在含義範疇進行分類，以列表的形式記錄其認知的世界，同時也在書寫中創造出許多新的詞彙。在文獻中可以看到蘇美爾人對驿站和驿站旅客的概念各有不同的寫法，這反映了蘇美爾人的認知和詞彙構成的方法。首都師範大學曆史學院蔣家瑜副教授對該報告作評議。蔣家瑜指出，詞彙文獻是兩河流域地區在發明文字初期就出現的文獻類型，它充實了知識的内涵并拓展了知識的邊界。在進一步的研究中，文章還可以嘗試從古代西亞地區多民族的流動與融合對詞彙文獻發展産生的影響等層面進行深入探讨。

南方科技大學人文科學中心研究助理教授錢艾琳的報告題目為《書以載文：以瓦綏提<瑪卡梅庫法篇>為例》。在造紙術傳入阿拉伯世界之後，阿拉伯文學從口傳到筆錄轉變，文書階層興起，書寫藝術也成為一門獨特的技藝。錢艾琳以瓦綏提的《瑪卡梅庫法篇》為例，認為其外觀和内容都強調書法的作用，并以此探讨書法作為一種技藝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意義。評議人李智結合自身研究闡述對這一題目的見解，并就“書寫”和“書法”概念的區别、書法工具的用途等問題與錢艾琳進行讨論。

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副教授朱玫和碩士研究生陳宛钰以《高麗末朝鮮初期“告身”的文書體式變遷與行政運作》為題共同報告。報告聚焦于高麗末期至朝鮮初期這一王朝變動期的告身，通過分析文書的體式變化與行政運作流程，探究告身對王朝行政與統治的作用。文章指出，告身作為人事任命文書在朝鮮半島得以運作，與朝鮮半島官僚制度的建立以及政治結構的特征有密切聯系。源自中國的公文書在東亞不同地區的流傳，不僅是單向的接受問題，還存在本土的自我調适和改造過程。評議人清華大學曆史系阿風教授認為該報告對研究中國告身制度的變遷，尤其是元明時期告身制度的轉變具有啟發性，建議下一步能結合中國元明時期的轉變，并在官制、署經制度、文書格式與用語等方面進行完善。

阿風教授對報告作出評議

文化交互與知識傳播

第四場報告的主題為“文化交互與知識傳播”，由清華大學曆史系曹寅副教授主持。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後杜雨晴以《多重文化交互：<會同四教>與18世紀越南天主教的跨宗教對話》為題作會議報告。報告以18世紀晚期的越南天主教護教文獻《會同四教》的漢字本和喃字本為主要材料，讨論其作者如何以構建跨宗教的知識性對話的方式，來表達當時越南天主教對儒教、道教和佛教的回應。報告認為該文獻體現了亞洲區域内的天主教知識傳播網絡與複雜的文化交互過程。在評議環節，中山大學中文系郭麗娜教授針對《會同四教》作者的社會階層，以及《會同四教》的文本性質等問題提出見解并開展讨論。

中山大學博雅學院副教授程方毅以《從“克拉肯”到“巨型烏賊”——“邪惡章魚”知識的形成與流變》為題作會議報告。程方毅認為，現代諷刺漫畫中常見的“邪惡章魚”形象始于雨果的《海上勞工》，而雨果的章魚形象來自博物學家孟福爾的作品。雨果不滿足孟福爾在博物學框架内的描述，而求助于哲學，将章魚诠釋為壓迫人類進步的自然元素。這一形象的流變反映了人類對自然的理解和态度的變化。評議人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副教授麥貝力（Barry McCarron）對程方毅的研究表示贊賞，并提出巨型烏賊是否存在實态，以及不同文化對該生物如何表現等問題，程方毅結合19世紀時代背景作簡要回答。

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副教授楊培娜和碩士研究生宋恩澤以《明治時期日本對華水産調查》為題作共同報告。報告人梳理了明治時期不同時段日本對華水産調查報告的特點，分析各時期報告形式和内容的變化，并探讨其變化的原因。調查報告的形式演變，反映了日本殖産興業政策對亞洲水産貿易格局的影響，也體現了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在亞洲的傳播。評議人魯東大學文學院講師姜娜認為，在文本轉型的背後應該還存在着方法論的變化和傳播，為下一步的研究提出建議。

東亞知識的近代形成

第五場報告主題是“東亞知識的近代形成”，由中山大學曆史學系楊洋助理教授主持。韓國海洋大學東亞文化專業副教授孫成俊的報告題目是《大韓帝國時期媒體中的梁啟超文本變異——以<羅蘭夫人傳>三種譯本為中心》。梁啟超将德富蘆花所著《佛國革命之花》翻譯為《羅蘭夫人傳》，大韓帝國的知識分子又對《羅蘭夫人傳》進行翻譯，并通過不同印刷媒體進行刊載。孫成俊比較了大韓帝國時期的三個譯本，指出文本中存在着政治傾向和着重點的差異。從這種差異中可以看到，梁啟超思想在大韓帝國内部因接受者的取向不同，被運用于不同的脈絡中。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安東強教授在評議中補充介紹了梁啟超思想的轉變過程，并就近代中韓接受西方思想觀念時方式上的差異提出自己的見解。

孫成俊教授作線上報告

北京工業大學文法學部副教授顧春的報告題目為《由<大同書>與<星界想遊記>的關聯說引發的思考》。康有為的《大同書》與井上圓了的《星界想遊記》都寄托了19世紀末東西思想文化影響下的烏托邦思想。經過梳理文本和西學淵源分析，顧春認為兩部著作雖沒有直接的文本淵源，但在傳統至現代的曆史大變局時期，兩部著作都體現出遊走于“東來東往”“西學東漸”之間互動與抵抗的複雜面相。評議環節，中山大學曆史學系朱坤容副教授與顧春就兩部著作之間的文本關聯性等問題展開讨論。

顧春教授作線上報告

中山大學曆史學系副教授朱坤容以《從宗教到倫理:和辻哲郎的道元研究》為題作會議報告，以和辻哲郎在《沙門道元》一文中所呈現的佛教理解為中心，考察佛教思想對其建立倫理學架構的影響。朱坤容闡述了和辻在《沙門道元》中認知理解的特質，通過個體與時代兩個層面探讨這一特質的成因，探讨其所帶來的影響，并簡要提出如何看待和辻這一代學者在處理佛學問題上存在的共同特點以及時代的影響。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日語語言文化學院教授趙曉靓對報告作評議，詢問和探讨了和辻哲郎的倫理學等内容。

話語建構與知識生産

第六場報告的主題是“話語建構與知識生産”，由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黎相宜副教授主持。清華大學曆史系副教授曹寅以《想象中的基建:殖民主義和民族主義話語中的滇緬鐵路》為題目作會議報告。曹寅梳理了19世紀中葉以來英、中、緬三個國家中不同主體對滇緬鐵路的修建和影響所展開的想象，分析19世紀英國資本主義和20世紀中國民族主義對這些想象的影響，并進一步指出這些想象背後的“東方主義”建構。報告指出，在西方資本精英想象與建構着西方世界的同時，非西方世界的民族主義精英也在用相似邏輯想象、建構西方。評議人中山大學曆史學系袁丁教授從近代英國對緬甸政策以及中國抵制美貨運動等時代背景方面對報告内容提出補充意見。

袁丁教授對報告作評議

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後白雲天的報告題目是《阿拉伯文史著對于“奧斯曼征服”的層累建構》。白雲天通過梳理16世紀至今的相關阿文史著，認為19世紀中期之前沙姆、埃及并沒有被統稱在帶有“阿拉伯”字樣的概念下，将“奧斯曼征服”置于土阿民族關系的框架下，是20世紀才流行的曆史觀；而半個多世紀以來部分阿拉伯史家雖然批判“民族主義史觀”對奧斯曼時代的“污蔑”，但仍然沒有跳出土阿關系的叙事框架。在評議環節，邱轶皓與白雲天博士讨論了若幹阿語地名的翻譯問題。

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吳耀庭以《隐蔽戰線的知識生産:冷戰初期澳大利亞秘密情報局的印尼研究》為題作會議報告。吳耀庭以澳大利亞秘密情報局解密文件為主要材料，闡述冷戰時期該機構從陣營傾向、國家治理、外交事務等方面對印尼進行情報的搜集和分析。評議人袁丁從各國情報機構檔案的共性、冷戰時代背景等方面進行補充說明，并對後續的研究提出建議。

綜合讨論由朱坤容主持。各位與會學者從各自的研究領域出發，圍繞民族觀念形成、知識生産機制的比較、思想溯源、文本闡釋等議題做進一步的闡發。邱轶皓和袁丁均認為，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理論并不能完全取代斯大林對民族共同性的闡述，在普适性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尤其在用以論證較早形成的亞洲民族時，力度相對較弱。李智以現代的“亞述民族”為例，說明民族認同問題的複雜性。楊洋和顧春讨論了如何處理文本中思想淵源的問題。顧春認為文本溯源是非常龐雜也是有意義的梳理工作，但從同時代的思想交流這一層面進行研究也同樣重要。楊洋也認為有時需要跳出傳統“影響-接受”的框架，将重點放在文本的再生成上。朱玫簡單梳理了東亞地區知識生産的傳統，強調國家、官僚、士人等傳統媒介的作用及互動關系，提出有必要對知識生産的機制進行不同地區的比較。邱轶皓和李智介紹了西亞地區知識生産的傳統。邱轶皓簡述了西亞地區的政治秩序和國家觀念，認為西亞與東亞的國家制度有所不同。李智以兩河流域為例，講解古代西亞地區國家力量在文書形成中的主要作用。郭麗娜以雨果研究為例，分享曆史學與文學兩種學科方法的綜合運用。

最後，濱下武志作會議總結發言。他認為，此次工作坊以知識這一概念為主題，在“亞洲”這一框架下，将以往不同分野的知識系統聯系起來，有助于促進學者間相互啟發。

責任編輯：鐘源

校對：栾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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