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國家博物館展示的刻有甲骨文的蔔骨。光明圖片

甲骨文可分為蔔辭和刻辭兩類。刻辭專門記事，蔔辭則是專門對蔔筮情況的記述。蔔筮的人和記蔔的人行為性質不同，目的自然也不同。蔔筮者的目的在于求吉問兇，而記蔔者對占蔔的記述，則是為了參驗。

蔔辭記述的蔔筮過程有多人參與。據《周禮》載，周代有專門掌管占蔔的機構，掌管蔔筮的官員有太蔔、蔔師、蔔人、占人和史等，占蔔似乎已經職業化。一般情況下，非蔔筮的官員是不親自蔔筮的。商代是一個神權和王權合一的時代，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都跪拜在鬼神腳下。蔔筮能與上帝溝通，表示着對神權的掌握。故商代雖也有專職的巫，并分化出巫、祝、蔔、史，但帝王和朝廷高官也經常親自參與蔔筮，如：“癸亥，王蔔貞：旬亡禍。王占曰︰吉。”(《甲骨文合集》39393，以下簡稱《合集》)

《周禮》所載的占蔔過程，有菙氏掌灼龜，蔔師專門辨别兆體，太蔔對兆象進行解釋，作出兇吉的判斷。蔔師辨别兆體稱之為占龜，太蔔對兆象進行解釋稱之為命龜。一般認為，商代占蔔也分攻龜、命龜、灼龜、占龜、刻辭五個步驟。這不同步驟當分别有專職人員掌管。蔔人、貞人、占人為主要成員構成，蔔人司“蔔”，貞人司“貞”，占人司“占”。他們共同完成一次占蔔活動。但這隻是就整體情況而言。從甲骨蔔辭看，商代似乎沒有這樣細緻明确的分工。如“己亥蔔，永貞：翌庚子酒……王占曰：茲隹庚雨。蔔之(夕)雨，庚子酒三啬雲，(其)……既祝啟。”(《合集》13399正)這條蔔辭的貞人為一個叫永的人，而占人則是商王。前引《合集》39393那條蔔辭，商王既是貞人，也是占人，集兩種身份于一身。

雖然商代在蔔筮時，有商王和衆多朝廷高級官員參與，但學者多認為，史才是占蔔的主持人。在商代蔔辭中，史官主要有：史、大史、四方之史和作冊等。周代的史也是神職人員，參與主持祭祀等活動。如《禮記·曾子問》說：“大宰命祝史，以名遍告于五祀山川。”同時，史也參與占蔔。如《左傳》僖公十五年載：“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禮記·玉藻》說，占蔔時，“蔔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是說蔔人根據所占之事，選定龜的品類；史以墨畫龜，标明吉兇兆象；然後君王根據兆象形體，決定是吉是兇。可知周代的史也是參與占龜和命龜的，擔當着占人和貞人的角色等。商代的甲骨蔔辭中也出現了較多的史、卿史、禦史等。如董作賓《殷墟文字甲編》2902：“才南土，告史。”《殷墟文字乙編》6306：“方禍象取乎禦史。”陳夢家《殷墟蔔辭綜述》說，商代蔔辭中的史、卿史、禦史似皆主祭祀之事。但商代的史和周代的史一樣，也是參與占蔔的，如《甲骨文合集》16821載：“癸未蔔，史貞，旬亡。”曆史學家勞幹曾釋史字之“中”為鑽灼蔔骨之弓鑽。可知商代的史和西周太史寮的長官太史掌管冊命、祭祀、禮法、占蔔和記錄曆史等職掌基本相同。

從一條完整的蔔辭看，不管蔔筮的參與者是商王、王朝的高級官員，史或是其他什麼人，也不管這占蔔的占人和貞人是否為一人，或者是兩人，他們都當屬于不同的行為主體：問蔔主體、占蔔主體、記述主體。

問蔔主體，即占蔔這一行為的發起者。問蔔主體因對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有疑問，諸如蓋房子，不知道這一天能不能動土，便請蔔師進行占蔔，求得神靈的可否，以便做出相應的決定。這蓋房者便是蔔筮行為的發動者，即問蔔主體。如前引僖公十五年載：“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晉獻公問嫁伯姬于秦的吉兇，故晉獻公是這次占蔔行為的發動者，為問蔔主體。

占蔔主體即占蔔的蔔筮者。蔔筮者應問蔔主體的請求進行占蔔。占蔔主體主要的任務是通過占蔔，溝通人神，從神那裡得到問蔔主體所問事情是吉是兇的答案，幫助問蔔主體做出行事的決定。在晉獻公問嫁伯姬于秦的吉兇蔔筮行為中，史蘇承擔着占蔔的職能，為占蔔主體。

在商代蔔辭中，有些占蔔主體和問蔔主體是融為一體的。如“癸亥，王蔔貞：旬亡禍。王占曰︰吉”這條蔔辭，王應當即是占蔔主體，也當是問蔔主體。因為是他想知道近十天是不是有災禍發生。而占蔔主體能和問蔔主體融為一體，當由問蔔主體是否具有占蔔的知識而定。當問蔔主體沒有占蔔知識時，就必須請占蔔主體來進行占蔔，如晉獻公。

記述主體即這一占蔔過程的記述者。從行為性質和目的方面說，記述主體與占蔔主體和問蔔主體有着根本區别。問蔔主體是就能否做某件事情而問蔔，問蔔隻不過是所做事情行為過程中的一部分，目的主要指向了這件事情。占蔔主體雖然是幫問蔔主體解決疑問，但目的隻限于占蔔自身。而記述主體将占蔔過程記述下來則為記述行為。從道理上講，問蔔和占蔔目的在于知曉神靈意願，以決定是否實行某一行為。而當占蔔主體通過占蔔，依據龜闆的兆象，得出吉兇的結果，并将所問事情的吉兇告訴問蔔主體時，這一蔔筮過程已經完成，其目的也已經完全實現。記述主體對占蔔記不記述都與占蔔沒有任何關聯。即便記蔔者就是占蔔者或者問蔔者，但在他們已知吉兇後，記蔔與否都不會影響到他們的行事或者占蔔。那麼，當時的人為什麼要将蔔筮的過程記載下來呢？我們可以從蔔辭中的驗辭窺探出蔔辭記述目的的信息。

一般認為，商代甲骨文完整的蔔辭當由四部分組成，即叙辭、命辭、占辭、驗辭。叙辭，(又叫述辭或前辭)記占蔔的時間(有的也記述地點)和貞人；命辭(又叫貞辭)記述占蔔所要問的内容；占辭記述審閱兆紋之後所下的判斷；驗辭記占蔔之後是否應驗的事實。如《殷虛書契菁華一》所載一條蔔辭：

癸巳蔔，貞：旬亡禍？王占曰：有祟！其有來艱。迄至五日丁酉，允有來艱自西。沚告曰：土方征于我東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

這其中，叙辭記蔔問時間，貞辭記占蔔的事項：這十天會不會發生災禍。占辭記兆文所示的占蔔結果：說有災禍發生。驗辭記兆文所示的占蔔結果：過五天到丁酉這一天，确實有來自西方的災禍。土方侵入了東方的邊境，對二邑進行了掠奪；方也在西方邊境搶奪田裡的莊稼。

在這條蔔辭中，為貞人，王為占人，而問蔔主體也當是商王。假若說，或者商王是怕在這十天中忘了這占蔔的事和占蔔的結果，将占蔔的時間和占蔔的結果記載下來，還略微可以說得過去；但他完全沒有必要在這一旬過去後，将占蔔的應驗與否也記載下來。因為這已跟問蔔和占蔔的目的毫無關系。而從驗辭來看，蔔辭記述的目的，全在于看占蔔結果的應驗與否。

《周禮·占人》曾載：“凡蔔筮，既事，則系币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意思是說，每次蔔筮完畢後，巫史都要将記載命龜之辭的龜甲用帛系在一起，到年終時，再将它拿出來，看有哪些方面或多少應驗，有哪些方面或多少沒有應驗。這說的雖然是周代的制度，但從一些商代的蔔辭之尾有“某入若幹”的字樣和發掘時有些一坑掘獲以千數計的甲骨來看，周人的這一制度當來自商代。商代和周代一樣，占蔔之後也要将記有蔔辭的甲骨收藏入府，以便考察占蔔的應驗與否。

商人凡事都要問蔔。将這些占蔔的時間、貞辭、占辭和驗辭記載下來，予以分類總結，不僅可以發現哪些日子的吉兇，哪些事情應驗，同時也可以探讨人神關系。由此而言，甲骨記事的局限性是很大的，記事簡略，非占蔔之事不記。因此，不能說甲骨文沒有記載的事情就不可靠，也不能把它當成是那個時代的百科全書。但另一方面，由于蔔辭書寫的目的不在所占事情本身，其實已經指向了占蔔規律和人神關系的探索，這就使它在某種程度上具有了思想史的價值。也許，西周時人們對于鬼神的疏離，與商人的這一探索不無關系。因為《洪範》已表現出對鬼神的懷疑，說：“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由此而言，仔細比較甲骨文、金文和傳世簡冊文在當時所承擔的不同功能，對它們的書寫目的、寫作模式和記事範疇等有明晰的了解，就顯得特别重要，在與其他文獻相互參驗比較中發揮其最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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