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24期，原文标題《淌過<詩經>的渭河》

曆史上的周人、秦人，都是沿着渭河，進入關中平原腹地，建立起屬于自己的強盛文明。正是在《詩經》所記錄的周人史詩中，渭河首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記者/艾江濤 攝影/于楚衆

渭河上遊，在陝西寶雞西部數次跨河而過的鐵路大橋（視覺中國供圖）

周原膴膴

在陝西采訪時，我無意中打開谷歌地形圖，才第一次清晰地看到關中平原的輪廓：原本親密依偎的秦嶺與渭河，在進入關中腹地後，秦嶺微微向南收縮，渭河緩緩向北移動，山河之間的距離從十幾公裡擴展到50多公裡，而後又漸漸收縮。要知道，正是這塊仰賴渭河與衆多支流沖積而成的半月形土地，先後撫育了周人與秦人，開啟了西安千年古都的曆史。

渭河，這條源自甘肅渭源縣鳥鼠山，在關山簇擁下一路東流787公裡，最終彙入黃河的最大支流，正是在《詩經》所記錄的周人史詩中，首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周人的始祖最初遷徙于渭河與它的支流泾河之間。從後稷開始，周人最早居于渭河北岸的邰（今陝西省鹹陽市楊陵區），世代經營農業，後稷也被後人奉為教民稼穑的農耕始祖。周部族興旺的曆史，則始于四世祖公劉遷居位于豳地（今陝西彬縣、旬邑一帶）的泾河上遊黃土高原之後。全部産生于西周的《豳風》，是十五國風中最早的詩篇。在《豳風·七月》中，先民為我們描述出一幅井井有條的農耕生活圖景：農夫們終年忙碌，男人們負責耕種、打獵、釀酒、鑿冰、修繕房屋、準備祭品，女人們則負責采桑養蠶、紡績染色、縫制衣服。歲末年終，部族還要殺豬宰羊，在公堂舉行隆重的慶典，祝賀首領萬壽無疆。

隻可惜，這幅繁榮的景象在延續到公劉之後十代子孫時被打破了。迫于沿泾河而下的戎狄劫掠，古公亶父率領周人再次南下，來到緊鄰渭河、岐山腳下的周原。

西鹹新區，汾河與渭河交彙之處，夕陽下垂釣的人們

在陝西師範大學校園，曆史地理學家朱士光為我描述了3000多年前的關中生态。那時的關中，氣候溫暖濕潤，山、原、河谷、湖泊交錯。古籍記載如今早已消失的湖泊，便有關中西部隴縣的弦蒲澤、西安附近的滮池與鎬池、潼關附近的陽華、泾陽附近的焦獲。地形上則是原隰相間——原、隰，是黃土高原上特有的地形，前者是高平的地方，後者則是下濕的地方。周人遷居的周原，便是當時最大的原地。

據曆史地理學大家史念海在《河山集》二集中的考證，“那時的周原包括今鳳翔、岐山、扶風、武功四縣的大部分，兼有寶雞、眉縣、乾縣、永壽四縣的小部分。東西延袤七十餘公裡，南北寬達二十餘公裡。可是這個廣闊的周原現在則是有的地方已被溝壑切割成南北向的長條塊，最寬的原面不過十三公裡，與周人初到此地時的情況迥乎不同”。

周人初到這邊土地時的欣悅心情，被記錄在《詩經·大雅·綿》這首詩中。“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平坦而肥沃的土地上，草木繁盛，就連苦菜也像麥芽糖一樣甜。這裡對善于耕種的周人來說無疑是一片樂土。“古公亶父，陶複陶穴，未有家室。”周人很快在這片渭河邊的原上安頓下來，挖窖挖窯，安居樂業。

幾天後，正在豐鎬遺址考古發掘的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商周研究室主任嶽連建告訴我，《詩經》中所說的“陶複陶穴”，正是今天在渭北一些地方還能看到的半地穴式窯洞，當地人稱之為“地窯”。在豐鎬遺址，考古隊發現的半地穴建築，就是窯洞式建築。小時候，在泾陽老家，嶽連建便見過很多地窯：“在平地上先挖個方形的大坑下去，從側面打個斜坡下去，然後在坑的四個立面打窯洞。為了防止水災，把窯洞外圍弄高一點，做一圈防水，有的地坑院還會挖個深的滲井。”

在周原逐漸興盛起來的周人，并沒有停止東進的步伐。為向中原拓展，周文王沿渭河而下，在沣水西岸築豐京。那時的周國，已擁有商王朝統治下“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強大勢力。不久，武王滅商，拉開西周王朝275年的曆史序幕。

沣河，從終南山北麓沣裕口流出，向北延伸78公裡彙入渭河，是一條對西周王朝極為重要的河流。那時的沣水水量比現在更大，鎬京西南部還有鎬池等大面積水域，可以撒網捕魚，嶽連建說，他們在遺址中發現了可使大網下沉的陶網墜。

現在，在西鹹新區的沣河、渭河交彙處，仍有不少人垂釣。在落日的餘晖中，從沣河入渭橋上望，兩河交彙形成的沙洲中，葦草萋萋，到處是垂釣玩耍的人群。走下河堤，繞行20分鐘，才能到達沙洲。踩在松軟的白沙上，看着眼前的幾個年輕人欣喜地網起一條好幾斤重的鯉魚，你會覺得，亘古以來，這片土地、這條河流所發生的變遷，似乎并沒有想象中那麼大。

嶽連建稱，考古學者更願意把沣河西岸的豐京稱為豐邑，如同人們把周原稱為周邑，把洛陽稱為洛邑。西周的都城是鎬京，雖然供貴族打獵的豐邑作為都城的一部分并未廢棄，但都城的中心從武王時便到了沣河東岸的鎬京。

作為周人崛起之地，周原在西周時依然是繁榮的都邑，人口衆多，手工業發達。在位于岐山與扶風兩縣交接處的周原遺址博物館，我們了解到，自漢代以來，這裡就陸續出土了許多青銅重器，其中就有位列“晚清四大國寶”的大盂鼎和毛公鼎，是不折不扣的“青銅器之鄉”。嶽連建解釋，原因在于西周時候好多貴族分封到的采邑都在周原。據考證，周公的采邑便在岐山鳳凰山一帶，這也是唐人将周公廟建在這裡的原因。

從寶雞出發，沿着渭河一路東行，經過鳳翔、岐山、扶風等曾屬周原的土地。黃土原上，恰逢小麥成熟的時節。柏油路邊，到處晾曬着當地農民新收的麥子。我不知道古人是否也習慣在路邊晾曬麥子，但這道獨特的風景線，顯然提醒着我，這裡是周人的故裡，更是華夏農耕文明的興起之地。

位于陝西岐山縣鳳凰山南麓的周公廟，始建于唐代，據考證，這裡也是周公的采邑所在地

蒹葭蒼蒼

秦人是踏着周人的步伐，從甘肅禮縣，沿着渭河，一步步深入關中腹地的。

而真正使秦國崛起為諸侯的，是征讨西戎、護送周平王到洛陽有功的秦襄公。

平王東遷後，宣布将已被犬戎攻占的岐、豐等周人舊地，賜給秦國。秦襄公抓住了這一機遇，不斷與犬戎征戰，在千河上遊建立起秦人進入關中前的第一個都邑——千邑（在今陝西隴縣附近）。經過20年的征戰，周平王的空頭支票終于在秦文公那裡變為現實。至此，誰也不能阻止秦人一路東進乃至兼并天下的步伐了，秦的都城也一路從雍城（今陝西鳳翔），遷至關中腹地鹹陽。

由于善于養馬駕車，再加上百餘年來的不斷征戰，秦國幾代國君先後戰死，彪悍強健的秦人充滿馬上民族的殺伐之氣，與已經興盛幾百年的周人來比，他們在文化上顯然屬于落後的一方。

《詩經·秦風》的前兩篇《車辚》《驷驖》，為我們不厭其煩地描寫了車、馬的盛壯，秦人對戰車、戰馬的喜歡可見一斑。在前往豐鎬遺址的路上，我們在馬王鎮偶遇了著名的西周車馬坑遺址。這一發掘于1956～1957年的遺址，共有七座車馬坑，目前發掘保護的僅是其中的二号坑。二号車馬坑包含一輛四匹馬的戰車，還有兩匹馬的乘用車。隔着3000年的時光，車馬坑中車轅的輪廓，馬匹的配飾依然清晰可見。那是一個以車戰為主的時代，諸侯國實力的體現，便看有多少“乘”戰車。所謂“乘”，便指以三人、四馬、五兵為一組的基本車戰單元。當我們前往鳳翔埋葬秦景公的秦公一号大墓時，一個規模更為龐大的車馬坑，還正在初步挖掘階段。

除了作戰強悍，秦人的野蠻還體現在活人殉葬制度。在那個全長300米、墓深24米、相當于8層樓高，比河南安陽商王墓大10倍的秦公一号大墓中，殉葬者竟多達182人。

《詩經·秦風·黃鳥》中便記錄了為秦穆公殉葬的三位賢臣——曾為秦國立下汗馬功勞的子車氏的三個兒子：奄息、仲行、針虎。“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栗。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國人願意以百人來贖回“三良”的性命，歎惋之情溢于言表。

在沣河西岸馬王鎮出土的西周車馬坑二号坑，包含一輛四匹馬的戰車，還有兩匹馬的乘用車

如果說關中腹地為周人創造了一個禮樂文明的盛世，那麼則為勇武善戰的秦人奠立了俯沖六國、問鼎中原的堅實基礎。

朱士光為我們分析關中自古作為龍興之地的原因，除了植被豐茂、物産豐富外，這裡區位條件很好。早在西漢初年，婁敬在勸說劉邦建都長安時便講道：“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從地貌來看，關中地區處于從大興安嶺、太行山到秦嶺東端、青藏高原以東的二級階梯，戰國七雄中的其他六國，則處于東部沿海地區的一級階梯。“秦始皇占據的關中平原居高臨下，本身就有威懾作用，其他六國雖然主張合縱，但打到潼關是仰視扣關，打不進來；秦始皇出關則是順勢而下。”

況且，秦人那個時代的渭河水量充沛，航運也頗為便捷。史上著名的“泛舟之役”中，秦穆公正是從國都雍城，将糧食沿渭河運送進入黃河，解決了晉國的旱災，從而在諸侯之間聲望大漲。

在前西北大學中文系教授李志慧看來，承襲周人的農耕文明，善于畜牧的秦人，性格裡既有務實，也有強悍的一面。“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秦風·無衣》正是這種民族性的集中體現。

隻是，秦人并非隻有勇武強悍的一面，在他們的内心深處，同樣有深情款款的一面。“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在《秦風》中，《蒹葭》這首詩多少顯得特殊。李志慧的解釋是，“這是秦人受到周文化影響的結果。就像《秦風·終南》所寫‘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到這裡玩的貴族，穿衣打扮也是文質彬彬。能夠将粗犷與文雅兩個方面完美統一在一起的，不是太多”。

2015年，眉縣政府在渭河南岸建了一個叫蒹葭台的景點，這裡也是渭河“百裡畫廊”的一段。雖然這裡隻是後起的景點，莫衷一是，但目前可以确定的是，2000多年前《蒹葭》就寫在渭河邊上，因為彼時秦國的勢力還未抵達黃河岸邊。

大河之彙

采訪時，陝西師範大學西北曆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侯甬堅提醒我，要多注意河流交彙之處。在《渭河》一書中，他寫道：“汭，是指河流會合或彎曲的地方，在這樣的地方，早期居民容易居住，展開生活，彼此來往，促進交流。”

1983年，中科院地理研究所渭河研究組撰寫出版了《渭河下遊河流地貌》一書。據此書所附《渭河水系圖》統計，渭河各級主流共計19條，其中北岸13條，南岸6條。

在渭河上遊，千河與渭河的交彙處，正是非子為周天子養馬、秦人得以崛起的地方。而沣河與渭河的交彙處，則處于西周王室的核心地帶。除了這兩個地方，最為有名的渭汭，無疑要算泾渭交彙之處。

在高陵縣船張村附近，渭河接納了自己的最大支流泾河。泾河的源頭在400多公裡外、甯夏回族自治區泾源縣六盤山主脊老龍潭。

當我們按照導航一路前來，天色已經漸晚，車子很快在一個不知名的村子中迷了路。不得已，我們隻好對着地圖上兩河交彙的地方，一點點靠近。終于，一座大橋出現在眼前，路邊停放的車輛也越來越多。果然，泾渭交彙的地方就在前面，天已經快黑了，但岸邊的遊客依然盤亘不去。随着衆人手指的方向，我試圖分辨那條“泾清渭濁”的分界線，但光線實在太暗了。我是在第二天下午，才看清楚了泾渭兩河的分界線。或許因為在這一段，泾河河道明顯比渭河要窄，更為渾濁的渭水将泾水不斷擠壓到岸邊，水中還是可以分辨出隐隐的一道界限。當地人說，夏季并非欣賞這一景觀的最佳時節，在冬季水量更少的時候，泾渭的分野更加清晰。

按理說，最早注意到“泾渭分明”這一現象的應該是周人或後來的秦人，然而，在《詩經》中，卻是流行于河南淇縣以北的《邶風·谷風》最早記錄了這一現象，“泾以渭濁，湜湜其沚”。農史專家辛樹幟在其晚年所著的《禹貢新解》指出，将《谷風》放入《邶風》是錯簡，這首詩應該放入《小雅》。

而在不同曆史時期，由于兩河上遊水土侵蝕情況的變化，泾渭的清濁并不是一成不變。在《論泾渭清濁的變遷》一文中，史念海将這種變遷總結為：“春秋時期是泾清渭濁，戰國後期到西晉初年卻成了泾濁渭清，南北朝時期再度成為泾清渭濁，南北朝末年到隋唐時期又複變成泾濁渭清，隋唐以後又變成泾清渭濁。”

我們本想将探訪的最後一站放在陝西潼關縣秦東鎮，渭河彙入黃河之處。然而，考慮到距此80多公裡的洽川鎮的重要性，不得不做出路線調整。畢竟，從朱熹以來的很多學者，都将洽川的黃河濕地，視為《詩經》開篇《周南·關雎》的誕生地。朱熹在《詩集傳》的《關雎》篇，有“在洽之陽，在渭之郃”的注釋可為佐證，郃陽即今天的渭南市合陽縣，洽水在合陽縣彙入黃河，這裡的黃河灘地自古以來便被稱為洽川。

此外，《關雎》中的“關關雎鸠，在河之洲”中的“河”，在先秦專指黃河。如此一來，将這首詩收入《周南》，也即周公所管理的河南省南部、湖北省北部一帶，便顯得頗成問題。

不論怎麼說，洽川一帶的黃河濕地，看起來滿足《關雎》寫作的地理環境。黃河沖出晉陝大峽谷，河道變寬，水流減緩，到這裡明顯變得輕松、溫柔起來。沿着洽川濕地旁的公路行駛，道路兩邊風景迥異，左手邊是高高突起的黃土原，一排排窯洞、一座座抽黃灌溉的水利設施，右手邊則觸目皆是綠色的葦蕩，間或伴随農人挖掘的魚塘與荷花池，幾隻腿腳瘦長的白鹭突然從蘆葦叢中一飛沖天。

這片一望無際的河濱濕地，為北國的天空下留下一處勝似江南的美景，也讓古人留下“早知有洽川，何必下江南”的感歎。

（本文寫作參考王若冰所著《渭河傳》，感謝韓佳衛、曹祎黎對采訪的幫助，實習生曾宇清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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