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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1500年前的某一天，建康城（今南京）外長江邊一座正在新建的佛寺裡舉行了一場儀式，黃土夯築的佛塔地基被挖開一個地宮，放入裝有佛教聖物的石質舍利函。儀式是否盛大無從得知，但必定非常鄭重，即使人們用黃土封護地宮時仍然一絲不苟，他們先是在地面灑上一層包括銅錢、金銀、水晶、瑪瑙、琥珀等在内的供奉物，再覆以黃土夯實，如此反複，最終完成瘗埋活動。

千年以降，滄桑巨變。如今這座佛寺所在的鳳台南路西營村距離長江已遠達5千米，經過近3年的考古發掘，這座南方地區保存最好、布局最為完整的佛寺遺址終于重見天日，出土的200餘件文物正在南京六朝博物館“煙雨樓台——西營村考古紀實展”展出。

金寶瓶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唐代杜牧這句詩讓一個煙雨朦胧、梵刹林立的南京影像定格在世人的江南印象中，而西營村南朝佛寺遺址正是“四百八十寺”之一。

一枚銅錢，鉚定佛寺始建年代

“南京被稱作六朝古都，建康城是南方的佛教中心，‘南朝四百八十寺’這個數字并不算誇張，此前在考古工作中也發現過南朝佛教的遺物和遺迹，但是佛殿、塔基、地宮和佛像同時被發現，這還是首次。”考古領隊、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長龔巨平說。

佛寺建築基質分布圖

在已發掘的範圍内，西營村遺址坐北朝南，長約110米，寬近60米，從南向北依次為山門、佛塔和大殿，當年佛寺地處伸入長江的高岡上，從江面上看去顯得巍峨壯觀。佛寺打地基時很考究，大殿基址整體（尤其是中部）用土墊實1米多深，然後在其上開挖磉墩基槽，先用紅色粉砂岩築底，再用黃土、灰土分層夯築，大殿的柱子就立在基槽之上，這樣的地基可以保證柱子穩定支撐巨大的房頂而不會沉降。佛塔地基要承重多層寶塔則更花功夫，人們向地下深挖接近2米，再用黃土雜以卵石夯築，每一夯層隻有薄薄的10厘米左右，幾乎是用做“千層餅”的細緻工夫打地基，這正是當時營建高等級建築時的常規做法。

佛塔地宮

今天的寺廟往往以大雄寶殿作為核心建築，然而西營村遺址考古卻清晰地表明，這座佛寺采用“前塔後殿，以塔為中心”的結構，難道這就是南朝佛寺的基本樣式嗎？南京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張學鋒告訴記者，以塔為中心是印度佛寺的傳統，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生根并開枝散葉，因此佛寺格局仍然保留印度範式，北朝的河南洛陽永甯寺遺址、河北邺城趙彭城佛寺遺址都采用相同的寺院結構。根據西營村考古可以推測，“南朝四百八十寺”中除了“舍宅為寺”（捐出住宅做寺院）之外，專門興建的佛寺應該是圍繞佛塔興建其他建築，并且結合中國建築傳統，四周用回廊圍成方形院落。

元嘉四铢

目前還沒有能證明佛寺名稱的文物，那麼遺址的年代又是如何确定的呢？龔巨平表示，夯土層中出土了大量的銅錢，包括半兩、貨泉、布泉、五铢、大泉五十、大布黃千、四铢等種類，年代可早至秦漢，最晚的是南朝劉宋元嘉四铢。元嘉是劉宋第三位皇帝劉義隆的年号，使用時間為公元424年至公元435年，而元嘉四铢始鑄于公元430年，由此可以推斷，佛塔塔基埋藏舍利函的年代不早于公元430年。同時，遺址出土的佛教造像殘件、蓮花紋瓦當等建築構件均具有典型南朝特征，考古專家認為這座佛寺始建年代不早于南朝劉宋，可能毀棄于梁代的侯景之亂或隋平陳南朝滅亡之際。

一座地宮，見證南朝“一帶一路”

在六朝博物館的展廳中，三組石構件被放在很顯眼的位置，據介紹，它們就是舍利函的殘件。

研究表明，舍利函由底座、中腰、頂蓋三個部分組成，它們扣合在一起形成一個邊長0.88米，高0.78米的石盒，這是目前考古所見形制最特殊的舍利函。

蓮花紋瓦當

按佛教儀軌，舍利函内應該盛放舍利等佛教聖物，因此西營村遺址地宮的舍利函内裝着什麼格外令人期待。可惜的是，地宮在後代曾被發現并被打開，舍利函被打碎，函内的聖物也大量流失，盡管如此，地宮中殘留的文物仍然很豐富，有金、銀、銅、水晶、琥珀、瑪瑙、玻璃等各類材質，在展櫃中顯得五彩斑斓，美不勝收。它們往往被作為佛教的寶物用來供佛，寄托着美好的祈願，如在一件穿孔的滑石立方體上，就刻着“弟子葛安孫願生西方 無量壽佛國□ 食自□一切衆生親親眷 屬朋友知識一同所願”，表明當時佛教信仰在民間已經深入人心。

方形穿孔發願文滑石器

不僅如此，南朝時帝王大興佛寺、論究佛理，高僧在南京翻譯佛經，學術界興起形神之辯、夷夏之争、沙門禮敬王者之争等有關佛理的論辯，佛教由此興盛，甚至成為“國教”。

金花飾件

地宮中的文物，還表明南朝建康城與今天“一帶一路”沿線的聯系。龔巨平告訴記者，科學檢測表明，琉璃、瑪瑙、琥珀等文物多為域外産品，顯示出南亞地區的風格。其實早在漢代，羅馬就曾派使節沿海路來到中國，東晉時高僧法顯從天竺歸國時就取道海路，梁武帝時達摩來中國在廣州登陸，然後被禮邀至建康。地宮中出土如此多樣的舶來品，表明當時中國南方與海絲沿線國家的聯系已經相當緊密。

琉璃珠

展廳中的玻璃器已經殘碎，它們看起來和今天的玻璃類似，晶瑩而透明。這樣的玻璃器當時有兩個産地：羅馬和薩珊波斯，來中國有兩條路線——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走陸路，需要翻越帕米爾高原，在天山或昆侖山腳下跋涉，沿河西走廊進入中原；走海路，則需要經阿拉伯海繞過印度半島進入孟加拉灣，再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南海。

琥珀猴

這座深藏千年的地宮，以其出土的域外文物，向今天的人們展示了當時的建康城如何連接着1500年前的“一帶一路”。

一隻佛足，回響東傳日韓足音

此次考古，發現了大量的佛造像，展廳中展出的佛頭、佛足造型精美，線條流暢，展示了南朝時期高超的雕塑技藝。令人驚訝的是，它們并不是出土于大殿或佛塔的遺迹，而是建築之間的空地地層中，這表明這些殘缺的佛造像曾經被丢棄在院子裡，這個過程也許不是一次完成，而經曆了一段時間，它們成為這座佛寺被毀棄時的見證。

陶佛身

出土的佛頭并不大，基本隻有拳頭大小，紅陶質地，普遍面相圓潤，眉眼細長，臉上帶着淺淺的微笑，清靜自足的神态生動傳神。在一個獨立展櫃裡，展示着一件端坐在蓮花寶座上的無頭小佛像，佛衣有着褒衣博帶式的寬大閑适，下垂的襟擺自然形成一道道褶皺，讓泥土燒制的硬陶有絲綢一般的柔軟質感。佛像的右手放在胸前，手指向上，掌心向外，被稱為“無畏印”，左手在腰旁，掌心向外，食指和中指下伸，屬于“與願印”。據介紹，這種“無畏與願印”最早出現在南朝，随後不僅流傳到中國北方，還遠達朝鮮和日本。

鎏金銅佛足

展覽中還有一件鎏金銅佛足，隻殘存前半個腳掌和腳趾，因為年代久遠布滿綠色銅鏽，但部分殘存的鎏金依然熠熠閃光。銅佛足的尺寸與真人相仿，專家認為它屬于一尊真人大小的佛像，當年因為鎏金而金光燦燦，被供奉在這座佛寺中。

這件殘銅佛足仿佛是一個隐喻，以一種空谷足音的方式無聲講述着一個南朝時佛教東傳朝鮮半島，進而抵達日本列島的故事。據張學鋒教授介紹，六朝時期，朝鮮半島處于“三國時代”，北方的高句麗和東南的新羅向華北政權納貢，百濟為了尋找保護，遂跨海與東晉修好，朝貢關系貫穿了整個南朝，佛教由此傳入百濟。百濟的聖明王還專門派遣使者到南朝的梁尋求佛法，佛教因此在百濟興盛。

釉陶佛頭

為了對抗宿敵高句麗和擴張後的新羅，聖明王還強化了與日本的聯系，将佛像、佛經贈送給日本欽明天皇，南朝佛教就這樣通過國家贈與的形式由百濟傳到日本。為了感謝日本的軍事援助，百濟還向日本傳入了漢文和醫術等，它們和佛教作為中華文明的象征，推動了日本文化蓬勃發展，成為東亞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

新華日報·交彙點記者 王宏偉

編輯: 王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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