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任澤平團隊

7月28日政治局會議明确提出：要穩定房地産市場，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壓實地方政府責任，保交樓、穩民生。

8月3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到：要求地方要“一城一策”用好政策工具箱，靈活運用階段性信貸政策和保交樓專項借款。

“房地産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随着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加速到來、20-50歲置業人群峰值出現、城鎮化率超過64.7%、全國套戶比超1.09，房地産長周期拐點已經出現，大開發時代和普漲時代已經落幕。客觀講，當前房地産市場的形勢，既有長周期因素，也有短周期因素；既有政策因素，也有企業自身因素；是長短期、國内外、政策企業等因素疊加的結果，僅歸因于任何一方面均有失偏頗。

房地産穩則經濟穩，房地産大開發時代已經落幕，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2021年房地産銷售18萬億，仍然是國民經濟遙遙領先的第一大支柱行業，新能源汽車産業鍊加起來預計3萬億，雖然在快速增長，但仍然無法對沖這一缺口。如何既要防止房價死灰複燃，又要恢複市場信心，需要高超的智慧，老成謀國是時間換空間，配合二次房改。

當前房地産到了出手的臨界點，過去幾年在“房住不炒”導向下，各部門出台了三道紅線、集中度管理、嚴查經營貸、去杠杆降負債等政策在大方向上是對的，在當時的背景下是有合理性的，但是在長短期、内外部因素疊加下，面對當前房地産市場低迷拖累經濟增長和就業、破解房地産-土地财政-銀行貸款的經濟增長三角循環需要一定時間，房地産到了出手的臨界點。必須要清楚政策的出發點不是保房企，而是保增長、保就業、保民生。

相信經過長短結合的措施，加上以“城市群戰略、人地挂鈎、金融穩定、房地産稅”為主的二次房改，中國房地産市場有望實現軟着陸。

1、穩增長是當前首要任務，穩樓市必要性和緊迫性上升

7月28日政治局會議明确提出：要穩定房地産市場，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壓實地方政府責任，保交樓、穩民生。

8月22日，央行下調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為1年期LPR為3.65%，較前值3.7%下降5BP，5年期以上LPR為4.3%，較前值4.45%下降15BP。

8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到：允許地方“一城一策”運用信貸等政策，合理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8月3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到：要求地方要“一城一策”用好政策工具箱，靈活運用階段性信貸政策和保交樓專項借款。

2、房地産要軟着陸，避免硬着陸

國際經濟史表明，房地産是周期之母，十次危機九次地産。一定要争取房地産軟着陸，避免硬着陸，老成謀國是時間換空間。

自2021年5月以來，在周期性、政策性等因素疊加下，房地産市場迅速降溫，至今已一年多。排名前50的民營房企有部分出現現金流緊張，甚至公開市場債務違約，上下遊供應商開始僅接受現金交易。可見，這不是個别企業出現了問題，而是整個行業出現了問題，問題帶有一定普遍現象。

受前期調控政策偏緊、不少房企資金鍊緊張難以保樓房影響，疊加老齡化少子化加速到來、城鎮化進入後半段等長周期因素，當前居民對房市信心不足、觀望情緒較濃，房地産市場整體成交偏冷。繼5-6月房地産銷售短暫回升之後，7-8月房市再度轉淡。

3、房地産是周期之母，相當一部分房企“躺平”不拿地，導緻房地産投資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大幅下滑，進而拖累經濟增長

房地産仍然是第一大支柱行業，新舊動能轉換有個過程。7月房地産投資同比增長-12.3%，較6月下降2.9個百分點；1-7月房地産投資累計同比增長-6.4%，較1-6月下滑1.0個百分點。

土地成交方面，房企拿地謹慎。根據中指研究院數據，上半年TOP100企業拿地總額拿地規模同比下降60.0%。根據易居克而瑞數據，僅有不到四成的百強房企在上半年有土地入賬。

施工方面，施工、竣工和新開工同比降幅仍較大。7月新開工、施工和竣工面積同比分别為-45.4%、-44.3%和-36.0%，分别較6月下滑0.3、上升3.8和4.7個百分點。

4、對于房企要區分，要實現優勝劣汰和兼并重組

對于那些轉移資産、躺平爛尾不保交樓的不良企業，相信未來自有法律等着；對于那些被房地産長期低迷耗盡現金流仍竭盡全力維持經營保交樓的良心房企，應該實施積極救助措施，甚至由這些優質良心民營房錢配套AMC度過難關并重組行業。

過去部分房企給老百姓留下了紙醉金迷、為富不仁的不良印象，成為救助市場最大的道德風險和障礙，但是也要看到有一批房企還是誠信經營的良心企業，必須要進行區分，要實現優勝劣汰，要清晰地向社會傳遞穩樓市是為了穩就業穩民生。

5、恢複房地産市場的需求和信心，比貸款展期等措施更為重要

從放松需求的角度，不要指望房地産市場會回到從前普漲的局面，既不可能也不現實，未來70%的低能級城市因為人口流出或停滞面臨房地産過剩，對于20%-30%的人口流入都市圈城市群可以給予政策支持剛需和改善型需求。

比如，上海可以将遠郊區購房資格從5年社保降低到2年社保，北京可以加大工作居住證發放數量，要給在北上廣深工作的年輕人購買起點住宅機會，安居樂業。深圳情況比較特殊，地域小，房價過高，一定要防止短期再次大漲，可以考慮進行區域合并的方式，進行人口和産業的轉移及均衡發展，在穩主城區房價的同時，實現整體區域市場銷量的回升。

對于都市圈城市群周邊的強三線城市，可以通過社保互認、完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方式放松限購，落實國家城市群發展戰略。但是對于大量人口流出的低能級城市，嚴禁再出台過度刺激手段，既違反中央“房住不炒”精神，也将極大增加實體經濟成本，要多從地區優勢角度發展制造業和實體産業，進行土地财政轉型。

6、長期看，取消預售制和二次房改

長遠看，中國住房進入存量時代，取消預售制有助于降負債降杠杆，保障房地産平穩健康發展，不再把風險甩給老百姓和社會。取消預售制，改為現房銷售，并配套房企債務重組、複工保交樓、恢複市場信心和房地産長效機制。進而實現房地産長期平穩健康發展，老百姓安居樂業，社會長治久安。對購房者、金融機構、監管機構、房企各方都是有利的。

通過二次房改建立房地産長效機制，關鍵是城市群戰略、人地挂鈎、金融穩定和房地産稅。

當前房地産是争議最大、最難決策、影響最廣泛的行業，一方面要堅持房住不炒、不能前功盡棄，另一方面确實形勢十分複雜嚴峻、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穩房市是穩住經濟基本盤的客觀需要，穩房市對于穩增長、穩就業、防風險和保民生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試圖從理性、客觀、全面、長遠四個維度，探讨當前房地産形勢的現狀、原因、影響及建議。我們曾提出“房地産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分析框架，本文将以定量分析為主，用邏輯和數據說話，從底層邏輯出發進行推導，力争給出兼顧短期和長遠的建議，促進房地産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相信經過短期市場信心恢複和長效機制改革，中國一定能實現房地産軟着陸和長期平穩健康發展，跨過這道關，解好這道世界難題。

一、當前房地産形勢的九大原因分析

自2021年5月以來，房地産市場迅速降溫，至今已一年多。排名前50的民營房企部分出現現金流緊張，甚至公開市場債務違約，上下遊供應商開始僅接受現金交易。可見，這不是個别企業出現了問題，而是整個行業出現了問題，問題帶有一定普遍現象。

我們曾提出 “房地産是最堅硬的泡沫，要軟着陸，避免硬着陸，用時間換空間”。經濟轉型既要下定決心，也要考慮有個過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房地産長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客觀講，當前房地産市場的形勢，既有長周期因素，也有短周期因素；既有政策因素，也有企業自身因素；是長短期、國内外、政策企業等因素疊加的結果，僅歸因于任何一方面均有失偏頗。

當前房地産形勢的九大原因：

第一大原因，中國房地産市場從增量時代步入存量時代，供求已基本平衡，大部分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已經出現過剩。根據我們的《中國住房存量測算報告》，2020年中國城鎮住房套戶比為1.09，一線、二線、三四線城市分别為0.97、1.08、1.12，中國住房整體已經靜态平衡。經過20多年的高速增長，房地産增量時代已經基本結束，全國房子建得差不多了。

未來主要需求來自城市更新、人口流入的20%的城市圈都市群、保障房租賃房等，未來70%的城市房子将出現不同程度過剩。除了人口流入的都市圈城市群面臨一定住房短缺，大部分東北、西北以及非都市圈城市群的低能級城市，已經出現供給過剩，由于人口外遷嚴重，未來過剩程度還将加深。因此，須重視區域差異中的結構性潛力和風險。

行業進入存量時代，意味着在中期将進入洗牌階段，其程度參考當年的紡織、家電。

第二大原因，中國正在迎來房地産置業人群需求的長周期峰值，這是跟過去20年的最大不同，也是這一輪房地産市場調整更為劇烈的深層次原因。2013年以前中國20-50歲置業人群的不斷增加帶來源源不斷的購房需求，這是過去房價越調越漲的一個基本背景。自2014年以來，置業人群見頂後開始回落，購房需求迎來峰值，但2014-2015年的貨币寬松、2016-2017年的棚改、以及“房價永遠漲”的慣性預期延長了住宅銷售和開工的景氣周期，某種程度上也出現了嚴重透支，套戶比上升帶來庫存增加。

日本在1974年和1991年分别出現了兩次房地産大泡沫，但是1974年前後的第一次調整幅度小、恢複力強，原因在于經濟中高速增長、城市化空間還比較、适齡購房人口數量維持高位等提供了基本面支撐。但是，1991年前後的第二次調整幅度大、持續時間長，導緻日本“失去三十年”，原因在于經濟長期低速增長、城市化進程接近尾聲、适齡購房人口數量接近見頂等。從城鎮化率、人均住房面積、套戶比、人均GDP、經濟增速、職業人群需求、房價收入比等指标特征來看，當前中國房地産市場具備1974年前後日本的部分特征，但是房地産發展階段更接近日本1985年前後。

第三大原因，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加速到來，導緻未來購房需求大幅萎縮。1962-1976年的嬰兒潮人口正在退出勞動力市場，步入老齡化。2021年60歲及以上、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國人口的18.9% 、14.2%，分别比2020年上升0.2和0.7個百分點。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和規模前所未有，2033年左右進入占比超過20%的超級老齡化社會，之後持續快速上升至2060年的約35%。人口結構将經曆百年巨變，金字塔——柱狀——倒金字塔。少子化加速到來，中國出生率持續下降，2019、2020、2021年出生人口分别為1465、1200、1062萬人，持續下降，2021年中國出生人口創下1949年以來新低。2021年總和生育率降至1.15，不僅低于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比嚴重少子老齡化的日本還低不少，比歐美低50%以上。主力育齡婦女數量大幅減少，2016-2019年15-49歲育齡婦女數量分别減少491、398、715、502萬。

第四大原因，中國房價收入比和一二線城市房價在國際上偏高，擠壓了居民消費和實體經濟投資，我們要吸收日本、中國香港的教訓。根據我們的《全球一線城市房價比較報告》，選取紐約、倫敦等具有代表性的全球核心城市進行對比，在考慮持有成本後，中國内地一線城市絕對房價、相對房價依然位居全球前列。從房價收入比看，以使用面積算，北上廣深市中心房價收入比分别為41、32、28、32，高于紐約的7，倫敦的10，東京的10；外圍區房價收入比均在10以上，同樣高于紐約、倫敦和東京。從絕對房價看，全球前十大高房價城市，中國已占一半，這是由深層次的住房制度決定的，中國房地産市場最根本的問題是人地錯配（一二線高房價三四線高庫存）、人口流入地區建設用地供給不足、優質公共資源富集、金融高杠杆、流動性過剩等。

第五大原因，城鎮化步入尾聲，人均住房面積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從城鎮化進程看，2015-2021年，中國城鎮化率由56.1%增至64.72%，接近中高收入經濟體的66.6%。國際經驗表明，城市化發展近似一條稍被拉平的“S”型曲線，大緻分為三個階段：緩慢發展期（30%以前）、快速發展期（30%-70%）、穩定發展期（70%之後）。中國城市化已進入快速發展期的減速發展階段。2021年農民工總量2.9億人，其中，本地農民工1.2億人，外出農民工1.7億人。如果推動戶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中國城鎮化率已經達到75%左右。從人均住房面積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住房事業取得巨大進步，根據我們測算，1978-2020年城鎮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從8.1平方米增至34.7平方米。2020年中國城鎮人均住房建築面積按0.75的系數折合為使用面積為26平方米，接近韓國、日本、法國的27.9、32.9、33平方米。從人口普查定義的家庭戶人均使用住房面積分布推測，當前城鎮家庭住房擁有并不平衡，最低20%的城鎮家庭戶擁有約6%的住房面積，而最高20%的家庭戶擁有約40%的住房面積。

第六大原因，近幾年房地産市場出現了四大透支。

1）需求透支。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克爾瑞數據，近五年累計成交74億平方米和63萬億元，占過去20年的41%和56%，也就是說僅用了5年時間，賣了過去20年56%的金額。

2）房價透支。過去20年，房價長期大漲，房價收入比從2015年的7.4攀升至8.9，近五年城市房價均價複合增長率達到7%。

3）支付力透支。過去十年，居民杠杆率上漲了6.68倍，個人住房貸款餘額超過38萬億，部分城市杠杆率漲幅加大，甚至有些城市杠杆率超過200%。

4）供應透支。70城廣義庫存達到10億平，新房入住率低，近3年70城商品住宅年均供應近5億平方米。從重點25城來看，廣義庫存總量為3.3億平方米，按照銷售面積測算需要1.26年消化，其餘45個城市則需要5年消化，許多城市暗藏風險。

第七大原因，部分房企過度舉債、高杠杆擴張，存在沖規模饑渴症，沒有認識到房地産市場正在發生的曆史性拐點變化，戰略誤判，未能及時調整，導緻在長短期因素疊加之下，遭遇現金流危機。2016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房住不炒”“長效機制”。2017年10月中央提出三大攻堅戰，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是未來三年三大攻堅戰之首，金融去杠杆落地攻堅。2017年下半年棚改規模大幅下降。但是，部分房地産市場主體對國家重大政策調整、房地産長周期拐點到來估計不足、準備不夠，降負債不夠堅決，部分房企逆勢加杠杆向全國擴張、拿地拿在價格高點上或者跨界多元化，結果迎面趕上長周期拐點、房地産調控逆風等疊加，遭遇現金流危機。

第八大原因，在短時間内，多種因素疊加，市場主體應接不暇、難以應對。從供給看，項目開工延遲，開發進程放緩；從需求看，内外部環境影響居民購房節奏，購房觀望情緒濃厚。

第九大原因，在短時間内，三道紅線、貸款集中度管理、預售資金監管收嚴、限購限貸限價等政策密集出台，各部門、各地方集中出台收緊措施。

二、當前房地産形勢的七大影響渠道

作為國民經濟第一大支柱行業、地方政府最大收入來源、居民最重要财富、銀行最大風險敞口，房地産主要通過七大渠道産生影響：

從經濟增長渠道，房地産是國民經濟第一大支柱行業，帶動的上下遊産業鍊特别長，高達50多個行業。2020年房地産及其産業鍊占我國GDP的17.2%（完全貢獻），其中房地産業增加值占GDP的7.3%（直接貢獻），房地産帶動産業鍊占GDP的9.9%（間接貢獻），其中房地産對金融、批發、建材的帶動最為明顯。

從投資渠道，2020年房地産完全拉動的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的51.5%，其中，房地産開發投資占固定資産投資的27.3%。

從财政收入渠道，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财政，2020年土地出讓收入和房地産專項稅合計占地方财政收入的37.6%，中西部地區土地出讓和房地産收入占地方可支配财力的一半。房地産銷售下滑引發地方财政下滑、基建投資乏力等。

從金融渠道，從房地産貸款占銀行各項貸款餘額的比重看，2021年12月為27.07%，如果加上信托等通道業務，占比超過三分之一。從房地産融資存量占社融存量比重看，2021年12月占比為18.76%。如果房企大面積違約，将導緻銀行不良大幅上升。

從居民财富效應渠道，根據我們的《中國住房市值測算報告》，2020年中國住房市值為62.6萬億美元，明顯大于美國的33.6萬億美元、日本的10.8萬億美元、英法德三國合計的31.5萬億美元。從住房市值與GDP的比例看，2020年中國為414%，高于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的148%、233%、271%、339%、354%。從住房市值占股債房市值的比例看，2020年中國為66.6%，高于美國的27%、日本的37%、英國的49%、法國的56%、德國的64%。中國住房市值與股債房市值的比例較高，主要是因為住房市值高，以及中國資本市場發育尚不成熟，直接融資比例較低，股票、債券市值較低，居民投資渠道缺乏。

從就業渠道，2004-2018年我國房地産業從業人數由396萬增至1264萬，至2021年從業人數1500萬，考慮到房地産拉動的上下遊行業，對就業帶動效應更大，預計超過3000萬。

十次危機九次地産，全球曆次大的金融危機大部分都是由于房地産泡沫崩盤所緻，其他資産難以産生如此巨大的沖擊。

房地産是周期之母，房地産穩，則經濟穩。

三、建議：長短結合促進房地産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當前房地産市場形勢不容樂觀，并通過經濟增長、投資、财政收入、金融、居民财富效應、就業、社會穩定等七大渠道快速傳導，影響經濟社會穩定大局。

面對俄烏沖突、中美貿易摩擦、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等多重挑戰，穩房市是穩住經濟基本盤的客觀需要，穩房市對于穩增長、穩就業、防風險和保民生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并不是簡單傳統意義上的救房市，而是在穩房市的同時，要發揮其實體經濟屬性，避免其金融屬性死灰複燃；實現既能通過短期措施促進房地産市場穩定，又能通過長期制度建設促進房地産市場健康發展。

1、短期穩房市措施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初，美國也面臨要不要救市的争議。當時次級抵押貸款及其證券化衍生品在整個金融體系都積累了“幹燥的火種”和“火藥桶”，如果處置不當将造成全球性金融災難。伯南克、蓋特納和保爾森在合著的《滅火》中寫到，一旦發現隔壁着火了，當務之急是滅火，而不是指責鄰居的粗心大意，因為一旦火勢蔓延，自家的宅子也不保。這是三位“救火隊長”對世界各國的警示。等滅火之後再讨論原因、建立防火牆制度也不遲。

當前在堅持“房住不炒”前提下，各城市應因城施策對前期偏緊的調控政策進行适度松綁，促進軟着陸。

1）适當降低人口流入地區限購門檻，增強市場信心。比如，樓市交易低迷、庫存壓力大的福州解除了限購政策，外地戶籍無需社保或個稅記錄可直接購買福州五城區。

2）适度松綁二手房限價政策。當前大部分熱點城市實行二手房貸款限價政策，比如上海，首套房首付35%，二套房首付達70%，在二手房限價政策下，銀行按照相關部門規定的參考價給購房者貸款，而參考價僅是市場價的7-8折，居民合理的貸款額度明顯受限。

3）下調首套首付比和改善型二套首付比，減少剛需人群和改善型購房人群的首付壓力，實現居民“住有所居”“住有宜居”。

4）下調房貸利率，加快貸款審批。通過降低購房成本，可提振剛需群體的購房需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大部分熱點城市二手房貸款限價政策未松綁，居民貸款額度仍受限，單純降低房貸利率對提振居民購買二手房的熱情作用不大，因此需要政策組合拳。

5）提高公積金貸款限額或允許提取未納入貸款額度計算的公積金餘額付首付。比如，成都公積金新政規定從2021年10月8日起，可提取未納入貸款額度計算的公積金餘額付首付，并适當放松信貸政策。

6）北上廣深等應适當降低落戶和購房門檻，充分尊重人口和産業向都市圈城市群集聚的客觀規律。

7）通過貸款展期、債務重組、并購等方式化解風險。允許部分房企的銀行貸款進行展期，緩解房企短期現金流壓力。給予優質房企合理的并購貸款、并購債支持，在行業内部通過并購重組化解風險，防止風險的傳染與擴大。

根據我們對過去20年房地産調控工具及效果的總結：①貨币政策直接影響購買力。房地産短期看金融，首付比例和貸款優惠利率直接決定房地産購買意願和購買力。貨币放松或收緊，影響資産配置需求。②财稅政策直接影響市場供應。稅收政策直接影響房地産交易量，營業稅、個人所得稅、契稅的優惠減免，對增加房地産供應有直接影響。土地增值稅的征收和計算，也直接影響開發商的推盤節奏。③土地政策對不同城市效果不同。在三四線城市土地大量供給的同時，部分一二線城市甚至面臨無地可賣的境地，導緻一二線高房價、三四線高庫存。④“限購”等行政措施短期影響直接。短期限購政策對房地産成交量影響顯著，但是也導緻“假離婚”等社會問題。且限購一取消，人口流入、供求缺口大的區域房價将迅速上漲，并未解決根本問題。

根據我們對過去20年房地産調控的反思：重短期調控，輕建立長效機制，所以調控效果經常反複；重抑制需求，輕增加供給；經常使用行政手段，市場機制不完善；流動性過剩使得房地産越來越貨币金融化，而脫離居住屬性和居民收入基本面；土地收入是地方财政的保障，同時也成為了高房價的推手。

2、長期住房制度建設

根據我們對《全球房地産》的研究，德國房價長期穩定主因是實行以居住導向的住房制度設計、有充足穩定的住房供給和規範發達的租賃市場、嚴厲遏制投機性需求和開發商暴利行為、穩健的貨币和房貸政策、多核心且均衡發展的城市體系。

根據我們對美國、日本、英國、中國香港、德國、新加坡等住房制度和房地産市場的研究，結合中國住房制度現狀和發展階段特點，建議以城市群戰略、人地挂鈎、金融穩定、房地産稅為四大支柱構建長期住房制度。

一是推動都市圈城市群戰略。根據對世界上幾十個國家上百年的人口大遷移研究發現，人口往都市圈城市群遷移集聚是基本規律，人随産業走，人往高處走。符合國際規律，中國人口持續向珠三角、長三角城市群集聚。近10年珠三角、長三角城市群年均常住人口增量超180萬人，成渝、中原城市群年均常住人口增量超65萬人，但東北、西部等區域近年面臨産業結構單一，呈現人口流出趨勢。

分省份來看，中國人口從東北、西北向東南沿海城市群流動，2010-2020年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前五的省是廣東、浙江、江蘇、山東、河南，此時期甘肅、内蒙古、山西、遼甯、吉林、黑龍江等6省人口萎縮，全部位于北方。具體來看，2000-2010年粵、浙年均常住人口增量分别為191.0萬、85.0萬人，2010-2020年粵、浙分别為216.9萬、101.4萬人，江蘇兩個時期分别為56.2萬、60.9萬人。

分城市看，人口持續向少數核心城市集聚。近10年深圳、成都、廣州年均常住人口增量超55萬，鄭州、西安、杭州、重慶、長沙年均常住人口增量超30萬。這些城市均為所在都市圈的核心城市，近年城市發展較為快速、“搶人”力度較大。

長期以來，在“控制大城市人口、積極發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區域均衡發展”的小城鎮派思路錯誤影響下，人口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土地供給向三四線城市傾斜，人口城鎮化與土地城鎮化明顯背離。由此形成了人地分離、土地供需錯配，這是導緻一二線高房價、三四線高庫存的根源。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

二是以常住人口增量為核心改革“人地挂鈎”，優化土地供應。未來應堅持都市圈城市群戰略，推行新增常住人口與土地供應挂鈎、跨省耕地占補平衡與城鄉用地增減挂鈎，如東北和西部地區售賣用地指标，可以有效解決目前東北、西部用地指标大量浪費的問題，以及東南沿海用地指标短缺的問題。嚴格執行“庫存去化周期與供地挂鈎”原則，優化當前土地供應模式。豐富商品房、租賃房、共有産權房等多品類的供給形式，形成政府、開發商、租賃中介公司、長租公司等多方供給格局。

根據我們在《哪裡的房價控制得好：長沙篇》中的研究，全國大部分一二線城市房價大漲的背景下，長沙的房價、房價收入比、漲幅在主要城市處較低水平。2021年長沙二手房均價1.1萬元/平方米,低于武漢、鄭州、南昌等二線城市；近10年長沙房價收入比維持在6—7，處于全國下遊水平；近10年長沙商品住宅年均漲幅低于9.4%，低于大部分二線城市。長沙房地産調控得好的原因在于，長沙是典型多中心組團空間結構，土地供應量大，并且嚴格限制土地成交溢價率，設定商品房“成本 利潤 稅金”價格構成，既确保房企一定的盈利空間，也确保了房價相對穩定。

三是保持貨币政策和房地産金融政策長期穩定。根據我們在專著《全球房地産》中的研究，“房地産過度金融化”是風險之源。實行長期穩定的住房信貸金融政策，穩定購房者預期，支持剛需和改善型購房需求，同時抑制投機性需求。規範房企融資用途，防止過度融資，同時支持房企合理融資需求，提供一定時間窗口讓存在問題的房地産企業有自救機會，即自身債務自清。

從德國看，中性穩健的貨币政策與住房金融體系，是德國房價長期穩定的住房制度“三支柱”之一。二戰後，德國央行首要目标是保持物價穩定，嚴格自律不超發貨币；德國M2增速與經濟增速基本匹配，貨币供應水平合理，2020年M2占GDP比重102.9%，在主要發達國家中處于中等水平，低于歐元區126.2%的平均水平。在穩健貨币政策和溫和通脹水平背景下，德國房價和物價基本保持長期穩定，1970-2020年名義房價指數上漲185%，CPI指數上漲162%，遠低于同期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

四是穩步推動房地産稅試點。随着大開發時代結束，存量房時代下土地出讓金減少、交易環節稅收減少，推出房地産稅替代土地财政是大勢所趨。從國際經驗看，房地産稅通常被成熟市場經濟體作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和穩定來源。2021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部分地區開展房地産稅改革試點工作。

穩增長是今年宏觀經濟的頭等大事。财政部表示，綜合考慮各方面的情況，今年内不具備擴大房地産稅改革試點城市的條件。未來有必要建立科學的經濟模型評估房地産稅對各方影響。

相信經過長短結合的措施，加上以“城市群戰略、人地挂鈎、金融穩定、房地産稅”為主的二次房改，中國房地産市場有望實現軟着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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