誕生在北宋這樣一個思想盛世的天才，注定是不凡的。出生在一個奉儒守官家庭的蘇轼對于緻君堯舜曾深以為然，也曾平步青雲的他人到中年也不得不避世悟道。波瀾起伏、九死一生的仕途之路并沒有使蘇轼頹廢，反而成就了他的超越、超脫，他以儒為本，借助佛老而超越佛老，最終形成了内儒外道的複雜人格。本文意在對蘇轼各個人生階段創作詩詞的解讀，剖析蘇轼的心路曆程，進而分析蘇轼儒釋道三家融會貫通的複雜人格。

在文學藝術方面，蘇轼是一個天才，也是一個全才。他七歲知詩書，十歲有“當時之志”，受儒家正統思想的引導，以修身為出發點，愛物仁人、濟世救民為理想，最終以期實現平天下的偉業。可以說，儒家思想為蘇轼指引了一條十分明确的入世之道。沒有辜負年華與才華，二十一歲同父兄進京應試的蘇轼，一舉創下了北宋科考最高分的驚人成績，歐陽修也不禁贊歎：“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且看這首《蝶戀花·春景》：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 牆裡秋千牆外道。牆外行人，牆裡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

蘇轼長于豪放，亦善婉約，這首傷春之作意蘊豐富，既有對暮春的感傷，又有含蓄婉轉的情愛之思，詞終又飽含了一份意欲奮發有所為卻未能如願的抑郁之情。縱觀全詞，詩人用朦胧的筆觸将自己的心路曆程表現的淋漓盡緻，卻又點到為止，令人回味無窮。其中，“天涯何處無芳草”與“多情卻被無情惱”等句也成為脍炙人口的佳句。

再看這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 千裡孤墳，無處話凄涼。 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鬓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 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蘇轼與妻子王弗鹣鲽情深，奈何王弗二十七歲便撒手人寰，蘇轼的内心悲痛不已，十年後夢中相見，當年閨房種種又曆曆在目，不免潸然淚下，寫下這首千古傳誦的悼亡詞。字字句句皆情真意切，這樣的肺腑之聲，實在教人過目難忘。

蘇轼崇敬陶潛，早年為官時便已然了悟了陶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的人生宇宙觀，他說：“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蘇轼自嘲的“一肚子不合時宜”大概如此，人生一世，來來去去，不過如同飛鴻在雪地裡留下的爪印，雪化了便什麼都沒有了。看似有些消極的思想，深藏的是一顆淡泊的心和對于往事的眷戀。鳳翔赴任時與弟遠别，他賦詩一首，說：“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愛高官職。”蘇轼情感豐富、懷揣天下，他是一個極單純的政治者，将入世作為一種途徑，從政是兼濟天下的一種方式。正所謂“寓于物而不居于物”，蘇轼自入仕起便秉持着一種淡泊名利的品格，太過純正的“愛物仁人”的儒家思想，使他從政的每一步都走的太過剛直。眼看着北宋積貧積弱而導緻的民不聊生的局面，蘇轼主張改革，卻反對王安石過于激進盲目的措施，此般矛盾的政治态度，讓蘇轼夾在兩黨之間艱難生存，胸中的一股“浩然正氣”讓蘇轼無法與結黨營私的人為伍，在既不見容于新黨，又不見諒于舊黨的情況下，蘇轼憤然自請離京。這其中自然有他的深思熟慮，也難免意氣，此番離京終再難得一展宏圖的機會不免有些遺憾。

但這樣的經曆對平步青雲的蘇轼而言是挫敗的又是寶貴的，八任知州他積累無數功績，人生到處又攀上了他文學造詣的高峰，政治悲劇醞釀文學成就是一個有理可循的模式，那些真正有才華的文人，政治的失意讓他們清醒了悟，返璞歸真，如陶公豁然：“久在樊籠裡，複得返自然”，如醉翁暢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如此看來，儒道思想大有一種承接的意思，當儒家的入世思想使仕人陷入苦海時，佛老思想是他們救贖自己的一種很自然的選擇，由入世到出世，最終選擇遁世，若真如陶潛般“但使願無違”，倒也不失為一種對人生的超脫。

而蘇轼的不合時宜，又在于此，有人說儒家思想是加法，而道家是減法，儒家要求學者建功立業，不斷進取，而道家要求為人淡泊名利，潔身自好。看似矛盾的兩種思想，對于此時的蘇轼而言卻是同一的，建功立業卻淡泊名利，因為建功立業的最終目的是“平天下”，而淡泊名利所要求的正是依托功業，卻不能寄托于功業，迷失自我是人性使然，有太多人在爾虞我詐中忘記了自己最初是為了“平天下”而追求高官職，反而以儒家思想作為僞善的外衣，不擇手段的謀求萬人之上的至尊榮耀，最終落得萬劫不複。而蘇轼将兩者合二為一，既不加也不減，奉出本心、本我，以道家思想自守，以儒家思想進取，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直到自請離京之前，淡泊名利的道家思想時刻規正着蘇轼積極入世的人生道路，雖無求仁得仁，但保初心不變。

數度調遣，蘇轼人到中年再悟老莊，初心不改

孟子曰：“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兼濟天下很難，獨善其身卻很簡單。蘇轼一生中最為重要複雜的也是這個階段——自請離京到流落儋州，這漫長曲折而艱險的四十多年歲月中，儒道思想不斷融合，道家思想對蘇轼的人格影響比重不斷加大，他常常會以“道法自然”為精神基礎去思考一些人生哲理。同時可以發現，儒道思想相融的優勢顯而易見，蘇轼沒有像其他文人官員那般憂愁怨憤，反而在接連到來的人生困厄 中不斷地思考人生、超脫自我。

時年蘇轼三十四歲，他深惡痛絕官場的蠅營狗苟，深感壯志難酬，遂自請出京，先後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等職。初到杭州時，蘇轼偷得浮生半日閑，過了一段比較清閑的日子。不必再理會黨派紛争，有時間體悟山水之情。他與客同遊杭州，作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不勝酒力的客人還未完全領略西湖的美景便入醉鄉，他為免客人遺憾，便賦詩西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莊子主張“妙不可言，言不盡意”，恰如陶潛詩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道家的文學是這樣一種隻可意會而不可言傳的精神感悟，它會留給讀者以無限遐想的空間，恰如蘇轼筆下的西湖，不同于白居易寫千山、寫碧水、寫“接天蓮葉無窮碧”的荷花，他直言西湖很美，像西子一般如何都美，這就容易引起讀者的無限遐想而不拘泥于一山一水了。道家所謂大象無形，真正美的事物，是無法用言語描繪出來的。

離京以後，道家思想對于蘇轼的影響逐漸加強，主要表現為一種對人生深入淺出的體悟。蘇轼任杭州知州時，送别老友錢穆父時，作《臨江仙·送錢穆父》一詞時，一改以往送别之詞的感傷憂愁的格調，創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直抒性情，礦大灑脫。結尾時，蘇轼感歎：“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雖多少寄托了些仕途缥缈之感，但更多的是對友人的慰勉，人人都是世間的過客，又何必計較眼前的聚散和江南江北呢？這恰是“無為”精神的體現，表現出一種得失兩忘、萬物齊一的人生态度。

在密州時，蘇轼作《水調歌頭·丙中秋》，詞中句句飽含人生哲理與其對自由的向往：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绮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别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裡共婵娟。

道家超然世外的生活态度，使蘇轼常有“出世登仙”的想法，如他在赤壁賦中說“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但這種出世的思想此時在蘇轼的心中還比較淡泊，所以他立刻就否定了之前的想法，天宮雖富麗堂皇，卻高寒難耐，不如在月下起舞與自己的清影為伴。不論佛老思想如何助蘇轼超脫，但他始終是一個“務實”的儒家君子，因為胸懷天下大志，便無法追求那個虛無的精神境界，羽化登仙對于蘇轼而言，更多的是一種寬慰。至此，蘇轼豁然開朗，心中的波瀾也平息了。緊接着，蘇轼望月又生傷情，中秋佳節不能與弟團圓，無限憂愁。蘇轼對于弟弟蘇轍的感情是十分深厚的，故地重遊，舉頭望月之時，這份思念之情越發深刻，以緻于他甚至無理的埋怨明月，為何總要離别時才圓呢？但筆鋒一轉，他寬慰自己又為明月開脫，事實如此，向來難全。他向天下離散人寄出美好的祝福，希望時空不要成為他們團聚的阻礙。這表現出詩人對時空、人生這樣一些重大問題的态度，所謂“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正是如此，盡管天各一方，但如果能夠精神想通便如同在一處了。詞中蘇轼心緒輾轉曲折，波瀾起伏，在現實和期願中掙紮，好在最終悟出的人生哲理讓蘇轼超脫。他并不完全超然的對待自然界的變化，而是努力從自然規律中尋求出能夠讓他“随緣自娛”的生活方式。

這個時期儒家思想仍主導着蘇轼的抉擇以及生活态度，盡管他已經開始對“入世”和“出世”有所糾結，但從《江城子·密州出獵》一詞中就可以看出，“仁人愛物”的儒家君子風度讓蘇轼深受百姓愛戴，“千騎卷平崗”和“傾城随太守”的盛況就是最好的證明。他曾慨言自己“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他雖才行高世，卻溫和待人，胸無城府，故為人所喜。而詞中的酒後真言更是句句透露着自己作為儒學君子的志向：

酒酣胸膽尚開張，鬓微霜，又何妨？ 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 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上阙還在自嘲自己已生白發，下阙卻反問兩鬓微霜那有何妨？我仍舊可以為國效力。之于天下大志，此時的蘇轼仍有種不屈不撓的精神。他相信朝廷，認為隻有在那裡才能夠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

盡管自己不得意，他仍向朝廷竭力保舉五十八歲高齡的的劉景文，使劉得到小小升遷。他勉勵友人的同時也在勉勵自己：

荷盡已無擎雨蓋，殘菊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

詩的前兩句寫景，“荷盡”、“殘菊”的蕭瑟之景暗喻兩人已近暮年，緊接着突出一個“猶”字，強調菊花猶能傲霜鬥寒，我們怎麼可以因為年邁就對仕途失去信心呢？即使冬景蕭瑟冷落，但不要忘了，來年秋時碩果累累的時刻。可見，蘇轼對仕途和朝廷一如既往的滿懷期望。他自請離京是厭倦黨派之争，認為在那樣的政治環境下很難一展宏圖，但他認為隻有入世——積極進取，才能實現他平天下的理想抱負，盡管現在失意，但終将守得雲開見月明。可見，儒家思想之于蘇轼的根深蒂固，以緻于道家思想在政途上也成為它的依托，陶公所謂“心遠地自偏”的遁世思想之于蘇轼則是“山頭斜照卻相迎”。

可以說，因為名利已經遠去，儒道思想對蘇轼而言就更加的融洽，他不再需要借助功名地位來實現自己的理想，獨善其身讓他沒有束縛，自然曠達灑脫的多，也是因此促成了他豪放詞風的形成。

烏台詩案到被貶黃州，看蘇轼九死一生的轉變

蘇轼調任湖州知州時，例行公事上表一封，卻被有心人做了文章，說他“妄自尊大”、“包藏禍心”，對皇帝不衷，因而被禦史台逮捕，曆經險境，九死一生，終是王安石“一言而決”，使蘇轼從輕發落，貶谪黃州。這一事件對蘇轼打擊巨大，成為他人生與人格的重要轉折點。

初到黃州時的蘇轼是心有不甘的，他擡頭望月時再無“乘風歸去”的雅趣，明月已是缺月，起舞再無清影，變作一縷“缥缈孤鴻影”。回首匆匆，他心中有恨卻無人能懂，隻餘無限幽獨孤寂，歎一句“揀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這是佛老思想與“入世”的鬥争，正所謂“良禽擇木而栖”，蘇轼渴望入世，但朝野上下他都無法一展宏圖。

詩人此時是苦悶的，他“夜飲東坡醒複醉”，百般思索也無法如同從前一般借助佛老排解優思，因為此時“出世”與“入世”成為蘇轼心中一個巨大的矛盾，他猶豫不決，向前已無路可走，而自小樹立的當時之志又教他不可退縮，該如何呢？詩人心中煩躁，憤憤然道：“長恨次生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許是想起李白“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的潇灑肆意，蘇轼心中已隐有抉擇——“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終于，蘇轼看破了人生真理，選擇了出世，這是一個必然結果。一個胸懷大志卻無城府的學者是無法在北宋那樣矛盾紛繁的官場生存的，加之蘇轼不願違背本心，他沒有遇到康熙盛世那樣好的時代，無法一展宏圖抱負，卻也是這樣風雨飄搖的時代，成就了他文壇巨匠的地位。所謂得失，大抵如此。

蘇轼并非自小信佛，事實上，佛教的思想也是在這個時期在他的人格表現中漸趨明朗的。蘇轼有一個叫佛印的好朋友，傳聞佛印的前世是明悟和尚，而蘇轼的前世是五戒和尚，佛印為度化蘇轼轉世而來。烏台詩案以前的蘇轼，或許隻以佛印為友，而此時谪居黃州的蘇轼，則已然相信佛印是前來度化自己的人了。他在《南華寺》一詩中如是說：“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煉。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生死總是能夠讓人看明白很多事情，廟堂之高處也許真的不适合蘇轼。

佛家因果輪回的思想讓蘇轼看破“營營”：“窩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幹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這裡所說的“事”便代表便指名利得失之事，此事自有因緣，得者必強，而失者必弱，無需再過分介懷了。此時儒家“積極進取”的思想在蘇轼的心中已然泯滅了，“水利萬物而不争”成為了他這個時期的自處信條。蘇轼曾說：“學佛老者，本期于靜而達。”此時的蘇轼，也真正攀升到了“靜”與“達”的境界。且看他醉歸遇雨的抒懷之作：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

他是逆旅行人，由風雨聯想到自己的人生起落，但蘇轼并不悲愁落寞，他搏擊風雨、笑傲人生，回首來路蕭瑟、人生起落，無非是晴雨般尋常而已，那些榮辱得失又何足挂齒？“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佛家認為“世間萬物本不可得”，拿起什麼就把它放下，愛不釋手是煩惱，難舍難離是痛苦，所以執着什麼就把它看破，蘇轼已然看破了他從前所執着的“橙黃橘綠時”。不過是“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在這個時期可以集中以一首《赤壁賦》來分析，在這篇賦中，蘇轼談及了他參悟的許多人生哲理。有他對自然的崇拜，“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淩萬頃之茫然”； 有對自由的向往，“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有他對個體生命的思考，“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儒家君子的風度融入對生命的思考，已然超前于當時的時代了；有對宇宙的探索，“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愛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蓋将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觀之，則物與我無窮盡也”，宇宙是無窮的，個體便渺小至極，而生命短暫，時間時空無盡，用有限感受無限，便可知江山無窮，風月長存，天地無私，世間有如此浩渺的事物又何必為名利榮辱蠅營狗苟。

蘇轼胸中長存浩然之氣，而又利萬物不争，超脫之後的他以達天地境界，“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發唱黃雞。”盡管已經出世，但消沉過後的他仍秉持着積極的人生态度，他曾說“詩酒趁年華”，而如今年華老去卻并不服老，他的不屈不撓此時變作了與時間的賽跑，仿佛又回到了曾今傾城出獵時“聊發少年狂”的他，而顯然，如今的蘇轼已然超越了那時的自我，賦予了自己人生新的意義。

回首蕭瑟一生，蘇轼儒釋道思想的積極轉變

蘇轼的思想始終是以儒家的“仁人愛物”為根本的。直至烏台詩案之前，蘇轼的人生理想都是緻君堯舜，不獨獨善其身，更兼兼濟天下。他在《刑賞忠厚之至論》中提出自己的仁政思想，極受梅堯臣與歐陽修的賞識，此後平步青雲，扶搖直上。本以為如此便可“平天下”的時候，王安石震動朝野的變法讓守孝歸來的蘇轼發現，此時的朝廷再也不是他二十歲時所期望的實現理想的舞台。舞台沒有了，理想卻不會變。遠在密州的蘇轼常常借酒抒懷，他仍懷着一腔熱血，期望報效朝廷。但他們沒想到的是，一個例常的奏書被大做文章，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蘇轼，終于泯滅了他緻君堯舜的思想，從此真正淡泊名利，但“仁人愛物”的思想教他始終親政愛民，任一方官員，便造福一方百姓。之于自己，蘇轼開始參禅悟道，去體會人生，感受無限。蘇轼曾在《答李之儀書》中說自己年輕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蓋如此，在屢遭貶谪，尤其是烏台詩案之後的蘇轼，佳作頻出。

起初，蘇轼追求的是遠大志向，平步青雲使他滿懷信心；後來，蘇轼追求的是曠達，人生起落，“利萬物而不争”使他超脫、超越。蘇轼的一生雖未求仁得仁，但好在舒暢總是多于愁苦的。事實上，一件事情之于自己的喜樂，在于你怎麼看待它。而蘇轼最為擅長的一點便是“化解矛盾”。人生中充斥着無數的矛盾和選擇，蘇轼對于儒釋道思想的靈活轉變，使他上至人生大事，下到望月愁思都使自己得到了解脫。

上善若水，厚德載物，天道酬勤。

這就是蘇轼。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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