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津門發生一案，此案被《大公報》連續報道，一時間轟動津門，坊間稱此案為“花花案”。

彼時盡管還是大清王朝時代，但随着洋務運動的大步邁進，天津已經成為東方最發達的城市，不但電燈、電話已經普及，還有電車供居民代步，這些新興時髦的事物自然與租界有關聯。自大清同治一朝，津門已經建成租界，最初有法、意、德三國，意大利人最先興建電力，以至在同治朝，天津衛的老百姓已經見識到了西洋七彩電燈的奇觀。光緒庚子之亂後，租界林立，其中又以日租界占地最多，各租界踴躍跟清廷合作，開設各類公司，給大清國帶來屈辱的同時，也帶來了科技和文明。

今天所說的這樁案子，就發生在意租界。當時，各租界紛紛招募華人巡捕，意租界也不例外。其中有個巡捕小頭目，名叫胡慶梁，街面都管他叫胡四。此人原本是個街頭無事由，後來在古北口當了一段時間的協防，回天津後在意租界謀了個巡捕的差事。他善于鑽營，很快混成了小頭目。因其長期盤剝欺壓商戶，故此十分遭人厭惡，送他一個綽号“胡臭兒”。

1908年5月29日的晚上，萬籁俱寂，約摸淩晨兩點左右，胡四偷偷潛入租界内一戶儲姓院内，對這家的兒媳婦儲陳氏強行無禮。儲陳氏不肯就範，跟其發生厮打，胡四将儲陳氏手腕子咬下一塊皮肉方能掙脫逃走。而儲陳氏卻将他頭上“捕帽”的徽章扯了下來。

事發之後，儲陳氏與家屬到意國警署控告胡四，儲陳氏出示了手腕上的傷口以及胡四帽子上的徽章。洋人認為這件事會使得意租界蒙羞，因此不予理會。随即，儲陳氏家屬将胡四入室無禮，意租界袒護胡四的事兒告訴了《大公報》（創辦于光緒二十八年），《大公報》将此事一經刊登，立即引發熱議。由于胡四劣迹斑斑，經常欺壓良善，于是意國租界内的商戶聯合天津商會，前往意國警署抗議，并聯名控告胡四，堅決要求對胡四予以嚴懲。

意國警署迫于壓力，隻能暫時将胡四停職。儲陳氏有理有據，堅決控告胡四，一紙訴狀投到了天津司法局，司法局随即将此案轉交審判廳。審判廳于光緒三十四年六月一日，傳訊胡四以及證人上堂對質。當日，津門各界代表四十餘人前往聽審，《大公報》全程記錄，稱“該捕者亦未免犯衆怒之甚矣”。

轉天，南段巡警局派出警員四人、印度巡捕一名，将胡四由意國警署再次帶到審判廳審訊。一連庭審十天，最終有了定局，胡四對儲陳氏強行無禮一事屬實，但因儲陳氏反抗而未遂，因此不予重判，判胡四“罰苦工五年”。

所謂“罰苦工”無非就是打掃街道衛生，不用坐牢，每天可以回家，這在當時是一種新興的懲戒方式，也是效法了西方的法律而衍生。

其實這樁案子被如此關注，實際上并不是大家要為儲陳氏伸張正義，而是借此事扳倒胡四。為将此事更大規模傳播，給意租界制造壓力，使其無力袒護胡四，商會拿錢給《大公報》要其連續報道，以至于街頭巷尾無不議論此案。

由此可見，利用媒體做宣傳并非現代人的專利，清朝人早就把這招玩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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