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名為“招娣”的女孩兒成功改名的報道引人關注。

“招娣”無疑是重男輕女認知的具象表達，可怕的是，這樣的性别歧視是一個自我循環、自我複制、自我實現的強有力機制。“招娣”隻能默默地承受，一次次地陷入再生産性别迷思的泥淖。

通常認為，名字包含着父母濃濃的愛與美好的期許，然而，有些名字卻傳遞出父母的不公——“招娣”就是如此。有媒體在全國政務服務平台查詢，發現僅以人口最多的幾大姓為例，起名“招娣”的女性就有好幾千個。更有甚者，在廣東一縣城，30個人的名單中就有12個類似“招娣”的名字。

與“招娣”相仿的名字還包括：夢娣、迎娣、來弟、領弟、想弟、盼弟、念弟、求弟、念兒、夢郎、妹夠、少婷、植弟、保男、迎他……

這些具有性别歧視的名字常被視若無睹。劉天紅 制圖

可以想象，如果知道自己的名字都不過是兄弟的附屬，而父母對自己寄予的也僅僅是求男孩而不得的“意外”，“招娣”這簡簡單單的兩個字會給“招娣”們帶來怎樣的負面影響。事實上，“招娣”們自幼起便“飽受嘲笑”“成年後自卑、敏感、不善交際”。顯然，上述那些“創意無窮”的符号，無法掩飾其單一而刻闆的内核——對兒子的祈盼。

據報道，一位起名“招娣”的女性在成功改名後感歎：修改一個名字“對日後生活根本沒有什麼影響，但你卻因此會擁有嶄新的不被嫌棄的人生。”那麼，“招娣”改名的意義何在呢？

“招娣”：重男輕女認知的具象表達

語言是會說話的，在性别分立的語境中，看似中性的詞彙更包裹着男性權力體系下複雜的性别信息。“招娣”這兩個“普通”的漢字組合到一起，不僅描繪了一副求子心切的畫面，更不經意地傳遞出對女性的敵視。

全國至少有上千女性取名“招娣”，這一事實反映了女性存在對于家庭特别是延續世系、傳承（所謂）“血脈”的文化期待的依附。作為理解傳統社會的關鍵詞，父權制的内核早已遭到衆多批判。但正如傳統不僅指時間的延展更指觀念的腐臭，父權制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具有不容小觑的吸引力。

對父權制的反思不絕如縷，但相關的行為并不多見。父權制的“通行”與其效力和效率有關，換言之，父權制曾經以及現在仍可能是社會運轉時阻力最小的軌道。對男性的偏好不僅來自文化的愚昧，更具有現實的土壤。重視男性子嗣的觀念與經濟水平有限下對主要勞動力的倚賴、社會保障缺位而對家庭養老的期許和當地重男輕女風俗的流行等因素有關，種種因素導緻了對父系繼嗣的偏好。

“招娣”無疑是重男輕女認知的具象表達，可怕的是，這樣的性别歧視是一個自我循環、自我複制、自我實現的強有力機制。一方面，公領域存在諸如資源緊缺、玻璃天花闆、母職懲罰等現象，導緻了微觀層面的性别歧視，而這又反過來為公共空間的女性不友好取向提供了合理性。可見，“招娣”及其背後的貶斥女性現象所以存在，自有其依賴的社會根基。

在長輩眼中，“招娣”不過是迎來男性成員的“前奏”；但當有所需時，她又是不可或缺的依賴對象（所以有“扶弟魔”的說法）。看似矛盾的二者在父權制邏輯中找到了落腳點：女性沒有自己的地位，她隻能是家庭或者家族的犧牲品。在這樣的情境中，“招娣”是把女性工具化的結果，是抹殺女性主體性和自主權的體現。

“招娣”改名：對重男輕女沉疴的挑戰

父權制意味着傾向男性的資源和親和男性的規則，但它的建構還需要“招娣”的“添磚加瓦”。也就是說，“招娣”是父權制得以維系的重要策略，它一方面通過女性的主動服從瓦解了女性對父權制的威脅，一方面通過女性“無怨無悔”的付出加強了父權制的力量。“招娣”及其背後是父權制吸納女性，從而降低其運作成本的實踐方式。

與溺嬰這樣“趕盡殺絕”的做法相比，“招娣”的“制造”更具彈性，也更有“價值”。不論“女兒贍養”還是“扶弟魔”，都表明了男女兩性之間的名實分離：即使女兒付出了再多，具有合法繼承資格的依然是兒子；即使姐妹取得了再多的成就，能夠心安理得地享受的依然是兄弟。

微觀層面上，父權制的可怖就在于它的不以為意，即進入一種自動自發的潛意識狀态——好像魚在水中的契合，譬如曾經“招娣”對自己社會性弱勢的無動于衷，以及擠壓“招娣”的男性對攫取家庭資源的心安理得，就是如此。“招娣”的改名，象征着她們對性别的反思，以及對女性權益的主張與尋回。

“招娣”這一名字，意味着性别社會化的過程從嬰兒出生的一刹那就開始了。“招娣”們所習得的被強化的女性氣質，不外是自己有多輕飄和兄弟有多重要。在家裡，女性宛若無根的浮萍，卻又逃不脫父權制的水域。在崇拜父權制的家庭與社會中，兩性等級化的建構暗示了“招娣”的悲劇。

“招娣”的存在，表明了女性永遠是“祖蔭下”的外人，這又會導緻性别比失衡和婚姻擠壓等惡果。很多時候，面對父母撫育時的忽略、同學相處時的尴尬和就業工作後的犧牲，“招娣”隻能默默地承受，一次次地貶低與看輕自己，一次次地陷入再生産性别迷思的泥淖。當她們勇敢改名，也就意味着對這些沉疴頑疾的“宣戰”，意味着對女性本真性的尋找與确證，值得我們的敬意和掌聲。

當筆者詢問一位阿姨對“招娣”的看法時，她表示“那個時候就是這樣，很多人叫，為了想要男孩”。事實上，“就是這樣”四個字顯示出了這樣的事實：父權制的文化慣性和其現實土壤同樣強大到“可怕”。不論“前喻文化”的傳遞機制還是“文化堕距”的現實表征，都表明改變男性統治文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面對“招娣”背後的父權制認知，要摧毀“招娣”存在的語境，實現民法典中對姓名權的尊重，我們還有一段不短的路途要前行，并且還有很多的努力要去做。但“招娣”改名所顯露的性别平等意識萌芽，無疑是珍貴而值得重視的。

作者/劉潔（作者單位：太原科技大學人文社科學院）

來源： 中國婦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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