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量出土文物和考古研究證實：長江中下遊廣大地區，在新石器時代，有一種幾何印紋陶為特征的文化遺存。該遺存的族屬，據專家推斷是一個崇拜龍的圖騰的部族----史稱百越族（古越族）。出土陶器上的紋飾和曆史傳說示明，他們有斷發紋身的習俗，生活于水鄉，自比是龍的子孫。其生産工具，大量的還是石器，也有鏟、鑿等小件的青銅器。作為生活用品的壇壇罐罐中，燒煮食物的印紋陶鼎是他們所特有的，是他們族群的标志之一。直到秦漢時代尚有百越人，端午節就是他們創立用于祭祖的節日。在數千年的曆史發展中，大部分百越人已經融合到漢族中去了，其餘部分則演變為南方許多少數民族，因此，端午節成了全中華民族的節日。

古越族主要分布在北起江蘇省，南迄越南的近海地帶。今天的廣西壯族，是典型的嶺南古越族後裔，他們的遠祖，是西瓯越和駱越這兩個部落。越族或百越族都隻是一種泛稱。實際上越人并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但也必須看到，越族各個支裔又是個既有區别又有聯系的龐大的人類共同體。他們有着共同的族稱——越或粵。

“越即粵，古代粵、越通用。越族就是生活在長江以南的一個古老的民族。夏朝稱“于越”；商朝稱“蠻越”或“南越”;周秦時期的“越”,除專指“越國”外,亦同樣是對南方諸族的泛稱.周、戰國稱“百越”。”有“斷發文身”的風俗。秦時吞并百越地區。摘自黃現璠撰《試論百越和百濮的異同》

中華民族是秦漢以後曆史形成的我國各民族的總稱。夏商以後的華夏族和秦漢以後的漢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始終起着主導作用，漢代以後形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國内各民族，均部分或全部接受華夏和漢民族文化，大都尊華夏和漢民族的祖先——炎帝與黃帝為共同的祖先，廣義上稱為炎黃子孫，共同締造中華文明（注：參閱黃崇嶽：《中華民族形成的足迹》，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

秦漢以前居住在長江下遊及其以南廣大地區的古越族（越與粵通），在我國南方是一個有重要影響的民族，同時又是一個内部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的支系繁多的民族共同體，故曆史上有“百越”之稱。正如《漢書·地理志》臣瓒曰：“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裡，百粵雜處，各有種姓”。它們在中華民族形成中有重要的曆史地位。

自今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以至雲貴地區，分别稱作于越（楊越）、東越（東瓯）、閩越、南越、瓯越（西瓯）、駱越（今越南北部）和滇越等。他們之所以共稱為“越”，是因為具有共同的文化特征。這主要表現在使用雙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幾何印紋陶器，從事稻作農業和漁獵，住“幹欄式”房屋，尚銅鼓，精于劍，熟水性，善舟船，有鑿齒和斷發紋身習俗等等。這是在古書中有記載并為考古學資料所證明了的。“百越”盡管在文化上有許多共同之處，但社會發展水平卻有很大差别，一般是北方的越人比南方的越人先進。古越族中最先進的代表是曾經雄踞長江下遊，春秋戰國時敢于抗衡強楚并争霸中原的越國（屬于越），但終被強楚所吞并。後代或被同化，或遷徙南方。而在華南兩廣地區的南越族，是“百越”中較後進的一支，直至春秋戰國時還處于新石器時代晚期向青銅和鐵器時代過渡階段，南越族的民族共同體才逐漸形成。

根據文獻和考古學材料，南越族及其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堯舜時代就與中原華夏族有交往。《大戴禮記·少間篇》雲：“虞舜以天德嗣堯，……南撫交趾”。在《逸周書·王會解》中，就提及商王朝東邊的斷發紋身的“漚（瓯）深”和“越漚”向商王進貢魚制品和利劍。這是指江浙和東周沿海一帶的越人。又講到“正南瓯、鄧、桂國……，以珠玑、玳瑁、象齒……短狗為獻。”這“瓯”、“桂”人應是指嶺南地區的南越、西瓯和駱越人。考古學上中原地區的商文化中出土有南方幾何印紋陶，而華南地區出土的幾何印紋陶中的夔紋陶和一些青銅器和鐵器，受中原文化影響也十分明顯，其文化交流情況學術界已作過充分探讨。

秦始皇統一嶺南，建立了番禺、桂林、象郡，大大加速了華南與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漢初，大緻在秦代三郡的範圍内，以南越族為主體（包括今廣西西南部的西瓯和越南北部的駱越），由中原漢人趙佗建立了臣服于漢中央王朝的南越國。這就從軍事、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推動漢民族與南越族的融合，促進了南越族主體的漢化，南越族及其後裔自然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

通過曆史、考古和民族學家的綜合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以南越族為主的華南古越，在衣、食、住、行等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均對中華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貢獻。在衣着方面，華南古越族及其後裔今海南島黎族等南方少數民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纖維織布的發明者。；在欽食方面，古越族“飯稻羹魚”，是栽種稻谷（早稻、水稻）的先行者；在居住方面，古越族是“幹欄式”住房的創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族是舟船的初創者。由是可見，華南古越族對中華民族文化有不可磨滅的曆史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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