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在南陽做了什麼事?在隋唐時期，由于結束了魏晉南北朝南北割據的局面，南方文人不再将諸葛亮作為“光複中原”的楷模，北方民衆和官員出于對諸葛亮的尊重和崇拜，也逐步加強了對“躬耕于南陽”和南陽諸葛廬的認知和回歸由于唐代南陽與襄陽已不存在漢水為界的問題，宛縣也稱南陽縣，今隆中地區屬于襄陽縣也不存在任何異議所以，南陽諸葛廬與“躬耕南陽”在表述時也不存在任何矛盾，不像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将隆中與“躬耕南陽”挂鈎時要扯出諸如“屬南陽鄧縣”、“不屬襄陽”、“郡望說”、“漢水如何如何”等等條件來圓這個說法，故隋唐文人在談及南陽諸葛亮時大都比較直白和簡潔加上這一時期諸葛亮“躬耕南陽”和諸葛亮開始由曆史人物向藝術形象的過渡，所以出現了大量記述南陽諸葛亮的詩文和碑記，一改南北朝時期隻有隆中“亮家說”，沒有南陽“躬耕說”的局面，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諸葛亮在南陽做了什麼事?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諸葛亮在南陽做了什麼事

在隋唐時期，由于結束了魏晉南北朝南北割據的局面，南方文人不再将諸葛亮作為“光複中原”的楷模，北方民衆和官員出于對諸葛亮的尊重和崇拜，也逐步加強了對“躬耕于南陽”和南陽諸葛廬的認知和回歸。由于唐代南陽與襄陽已不存在漢水為界的問題，宛縣也稱南陽縣，今隆中地區屬于襄陽縣也不存在任何異議。所以，南陽諸葛廬與“躬耕南陽”在表述時也不存在任何矛盾，不像南北朝時期的文人将隆中與“躬耕南陽”挂鈎時要扯出諸如“屬南陽鄧縣”、“不屬襄陽”、“郡望說”、“漢水如何如何”等等條件來圓這個說法，故隋唐文人在談及南陽諸葛亮時大都比較直白和簡潔。加上這一時期諸葛亮“躬耕南陽”和諸葛亮開始由曆史人物向藝術形象的過渡，所以出現了大量記述南陽諸葛亮的詩文和碑記，一改南北朝時期隻有隆中“亮家說”，沒有南陽“躬耕說”的局面。

“南陽說”詩作方面如杜甫有《武侯廟》名詩，其中有“猶聞辭後主，不複卧南陽”之句。胡曾的《詠史詩•南陽》也有“世亂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王不自垂三顧，争得先生出草廬”的句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代最為景仰諸葛亮的詩人李白，曾于開元年間先後遨遊過襄陽和南陽，并分别寫下了《襄陽曲四首》、《襄陽歌》和《南都行》等涉及當地風土人情、曆史名人及典故的詩文。在《襄陽歌》中，李白提到的曆史名人中有晉朝的名士山簡和羊祜，也提到了襄陽名勝岘山“堕淚碑”等，但隻字未提諸葛亮。而在《南都行》中，李白不僅提到了陶朱公範蠡、百裡奚等南陽曆史名人，還有“誰識卧龍客，長吟愁鬓斑”的句子。除此之外，李白還在一首以諸葛亮自述的《留别王司馬嵩》詩中感歎道：“餘亦南陽子，時為《梁父吟》。”由此可知，李白心目中的諸葛亮是南陽而不是襄陽的曆史名人。另外，李白還曾做《讀諸葛武侯傳書懷贈長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詩，中有：“赤伏起頹運，卧龍得孔明。當其南陽時，壟畝躬身耕。”另外，白居易有“魚到南陽方得水，龍飛天漢便為霖”。劉禹錫《陋室銘》有“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之句。許渾的《南陽道中》有“荒草連天風地動，不知誰學武侯耕”之句。汪遵的《詠南陽》:“陸困泥蟠未适從，豈妨耕稼隐高蹤。若非先主垂三顧，誰識茅廬一卧龍。”文章方面有嚴從在《拟三國名臣贊序》稱“先主之迹遠播于汶隅，孔明躬耕南陽，盤桓待主。”李翰在《三名臣論》稱：“昔諸葛亮擁膝南陽，為‘梁父吟’，自比管樂，州平、元直以為信然，雖涯量可窺，而遺迹可見”。

碑刻方面現有仍存的成都武侯祠大門左側碑亭中的《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該碑是唐憲宗元和四年（809年）刻建。該碑由劍南西川節度使掌書記裴度撰文，營田副使、成都府少尹柳公綽書丹上石，著名刻工魯建镌刻，文章遣詞精麗堂皇，書法端嚴蘊藉，镌刻剛勁有力，故有“三絕”之稱。該碑也是成都市區現今的地面文物年代最遠的石碑。該碑雲：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複以雲。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因劉備“三顧而許以驅馳”，于是“翼扶劉氏，缵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

因為唐代的南陽已經是一個非常明确的地理概念，就是指現在的南陽市區，所以，這是迄今可以見到的肯定諸葛亮躬耕南陽最早的石刻記載之一。另有唐刑部員外郎侍禦史沈回的《蜀丞相諸葛武侯新廟碑銘》稱：

“伊昔武侯，宛足南陽，退藏于密，不曜其光。”呂溫在《諸葛武侯廟記》稱：“胥字南陽，堅卧待主，三顧缜說，群雄粗定。”《中州雜俎》也記載，諸葛亮“又嘗居葉縣之平山下，現存隋開皇二年斷石幢雲：此地有諸葛之舊墳墟，在高陽華裡。今山下少西有諸葛廟，東金雞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處。蓋孔明琅琊避地而西，自其父祖已然，其居南陽則自孔明始也。

此斷石幢既為隋時物，則去三國時未遠，言必得其真，故而書之”。據《葉縣志•陵墓》稱：“開皇斷石幢系明代葉縣縣令牛鳳在《改正諸葛武侯祠記》石碑中所記。”今平頂山衛東區婦幼保健站有諸葛廟遺址，東有諸葛廟街，《改正諸葛武侯祠記》的石碑，樹立在婦幼保健站院内，至今保存完好。由上文可以看出，諸葛亮的父輩（也可能是叔父）避地而西，曾遷徙南陽葉縣之平山下居住，其父輩死後，諸葛亮即移居南陽躬耕。“高陽華裡”即高陽縣華裡村。高陽縣，《魏書·地形志》記載：置于北魏永安中，廢于北齊。《中國曆史地名辭典》記載：“魏高陽縣，治平頂山東，北齊廢。”高陽華裡。今山下少西有諸葛廟，東金雞冢，疑冢即孔明父祖葬處。蓋孔明琅琊避地而西。

同一時期，未發現有存世的“襄陽說”唐碑，丁寶齋先生編著的《隆中志》有輯自《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五孫樵的《刻武侯碑陰》，内有“蓋激備隆中以天下托”之句。（對該碑文的考證見後文《南襄兩地武侯祠之立廟與碑刻》）詩作方面該志收錄有崔道融、岑參、胡曾的4首詩作。其中，僅崔道融的《過隆中》“玄德蒼黃起卧龍，鼎分天下一言中。可憐蜀國關張後，不見商量徐庶功”應該沒有什麼問題，是崔道融在隆中所作。但随後收錄的岑參《詣先主武侯廟》：“先主與武侯，相逢雲雷際。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契。遺廟空蕭然，英靈貫千歲”就值得商榷了。該詩見《全唐詩》第一百九十八卷七十一首，從詩名和内容看不出岑參是在何處所作，也未提隆中之詞語，但丁先生将他收入《隆中志》，顯然是認為此詩是寫于隆中了。但事實是這樣嗎？岑參(715～770)，南陽人。天寶進士，曾随高仙芝到安西、威武，後又往來于北庭、輪台間。官至嘉州刺史，卒于成都。有《岑嘉州詩集》。此詩作于岑參晚年，按《岑嘉州詩集》順序排列，此詩前有《東歸晚次潼關懷古》，後有《司馬相如琴台》、《赴犍為經龍閣道》的詩作，故該詩應該是他由長安赴成都的途中在今勉縣的武侯祠所作，絕不可能是在隆中所作。如果岑參的詩還有些含糊的話，那丁先生随後收錄的胡曾的《隆中山》兩首問題就更大了。其一：“亂世英雄百戰餘，孔明方此樂耕鋤。蜀主不自垂三顧，安得先生出草廬。”其二：“岸草青青渭水流，子牙曾此獨垂釣。當時未入非熊兆，幾向斜陽歎白頭。”（見《隆中志》第101頁）按《隆中志》的觀點，這兩首詩名《隆中山》，肯定是在隆中所作，是在詠吟隆中的孔明遺迹。但第一首詩我們在前文已經引用過，是收入《卧龍崗志》的同為胡曾的詩，南陽所收該詩的名稱為《詠史詩•南陽》。這就針尖對麥芒了，同一首詩，同一個人，兩個名稱，兩個地點。肯定是一個真，一個假，孰是孰非？

其實，這個問題一點兒也不難解決，查查這首詩的來源《全唐詩》一切就都清楚了。《全唐詩》卷六百七十四第二十八首為《詠史詩•南陽》，第三十首為《詠史詩•渭濱》，正是《隆中志》所收入的兩首胡曾的詩，但名稱不是“隆中山”，而是“南陽”和“渭濱”。顯然，《隆中志》在胡曾詩的收錄上，采用了“移花接木”、“指鹿為馬”的錯誤手法，誤導了讀者。

《隆中志》在胡曾詩收錄上所采用的手法使我們想起了同為襄陽人的習鑿齒，習老先生經常自造“曆史”的做法弄得裴松之老先生都很無奈。有網友在《“沔之陽”諸葛躬耕地》的博文裡提供《三國志》裴注史料曰：《魏書·王淩傳》注中，裴先生對《漢晉春秋》的記載很是不滿，說到“疑悉鑿齒所自造者也”。《蜀書·董允傳注》中，裴夫子引用了《襄陽記》的記載後，又說到與《漢晉春秋》說法不同，“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的也。”（我随即查了一下《三國志》，裴注果然有此語。）該網友接着說：“不可否認，習鑿齒作為一位心系民衆、憂國憂民的史學家，其不畏強權，堅持正義；尊崇先賢，捍衛正統……可以說，習鑿齒的某些精神對我們今天弘揚社會正氣、愛國愛人民是一緻的，其身上的閃光點對當代人仍有較好的指導意義。但是，盡管我們今天不提倡上綱上線，也不得不說：習鑿齒的某些治史态度，諸如否認曹魏政權，‘自造’曆史，有時罔顧事實、史評全由己出……這實際上是一種唯心史觀，不值得我們提倡。所以，對其著述，我們還應該以科學的态度來對待。”我們一個普通的網民對習鑿齒的認識尚有如此嚴謹的科學态度，為什麼我們有些“專家”就把握不了這種态度，非要口出那麼絕對的話語，非要用這種“改頭換面”、“移花接木”的手法去為地方争利益嗎？用科學的态度就不能争嗎？希望“襄陽說”的朋友千萬不要給我們解釋說，“胡曾所言之‘南陽’，意指隆中，意指他沒去過南陽，一直在襄陽活動”。如此，我們真要暈過去了，唐代的“南陽”能“意指”隆中嗎？不過，如果“襄陽說”的朋友能拿出确鑿的證據證明此胡曾詠史詩之名确為《隆中山》，我們也樂于承認，畢竟一首詩說明不了什麼，但如果拿不出證據，最好盡快将這兩首詩從古隆中和其他宣傳資料上撤下來，以免贻誤遊客和後人。

當然，在我們的争論中，詩文的史料價值要遠遠低于正史的記載，因為文人的“發思古之幽情”多是“觸景生情”，走到哪裡就會思詠哪裡，難免有人雲亦雲之嫌。南陽交通便利，離長安、洛陽較近，留下的詩作較襄陽為多也在情理之中。而碑文中的一部分則是“應景之作”、“政績之作”，立在哪裡就會肯定哪裡，即便是立在第三地的碑刻，也多是泛泛而談，這些文人對諸葛亮躬耕地問題并無認真的考證和研究，把他們的詩文作為認定諸葛亮躬耕地的史實依據，實際上是沒有多大價值的。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詩作和碑文反映了大一統的唐代對諸葛亮躬耕地的認知不同于分裂的南北朝時的社會現象，一是回歸了對“南陽”的認同，二是不再偏激的隻認定一處。我們引用這些詩文，隻是在證明後人對諸葛先生的追思之情，證明社科院曆史所所作的：“曆史史籍文獻記載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陽隆中是始終一緻的；元代以前，今南陽市區沒有任何有關諸葛亮隐居的文獻記載和文物古迹。元代以後，今南陽卧龍崗才出現了武侯祠紀念性建築；諸葛亮躬耕地望問題，在古今中外史學界，是一個沒有任何疑義的問題”的結論是毫無道理的。

最後，引用《全唐詩》收錄的唐代詩人胡曾的4首在襄陽的詠史詩供大家欣賞，以證明他真的去過襄陽，但偏偏就沒寫“隆中山”：

卷六四七（25）《詠史詩•漢江》胡曾

漢江一帶碧流長，兩岸春風起綠楊。借問膠船何處沒，欲停蘭棹祀昭王。

卷六四七（47）《詠史詩•檀溪》胡曾

三月襄陽綠草齊，王孫相引到檀溪。的盧何處埋龍骨，流水依前繞大堤。

卷六四七（94）《詠史詩•岘山》胡曾

曉日登臨感晉臣，古碑零落岘山春。松間殘露頻頻滴，酷似當時堕淚人。

卷六四七（121）《詠史詩•鄧城》胡曾

鄧侯城壘漢江幹，自謂深根百世安。不用三甥謀楚計，臨危方覺噬臍難。

圖片源于網絡，文/石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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