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綠色轉型規劃?作者：鄭磊民以食為天，是古老農業時代的生活智慧，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農業綠色轉型規劃?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農業綠色轉型規劃

作者：鄭磊

民以食為天，是古老農業時代的生活智慧。

即便我們一隻腳已經邁入了數字經濟時代，農業生産仍是工業的基礎，而氣候變化導緻的農業生産波動，也依然體現在工業經濟周期之中。在實現以無土栽培和人工光照技術為主的農業生産之前，農業該如何發展仍是人類生存發展的核心問題。

在21世紀生态文明轉型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的農業發展要如何從過去不遺餘力地用工業化方式改造傳統農業的舊模式，向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進行轉化？這正是農業經濟學家溫鐵軍及其團隊20年來在農業生态化和社會化的實踐中努力想要回答的問題。在他的新作《從農業1.0到農業4.0：生态轉型與農業可持續》中，他系統總結了國内外農業模式，探讨了生态轉型與農業可持續發展，通過翔實的國内外可持續農業實踐案例，為中國的農業經濟把脈開方，其建議值得我們思考。

生态化是人類文明的出路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預計，2000—2025年地球平均氣溫将上升0.5攝氏度，這是前所未有的急劇溫暖化時期。氣候無論變暖還是變冷，都可能帶來自然災害或生态危機，農業首當其沖受到影響。例如，在新石器時代，在距今5500多年寒冷期的沖擊下，中國早期文明和西方早期文明都面臨了衰落，人類不得不多次重新學習和發展農業。

農業嚴重依賴氣候，農業1.0就是史前最早的農業形态。《從農業1.0到農業4.0：生态轉型與農業可持續》（以下簡稱《從農業1.0到農業4.0》）從曆史上的氣候變化講起，得出近50年來，氣溫每上升1攝氏度，糧食産量就下降5%的結論。但是作者認為，對農業發展影響最大的還不是這個因素，而是越來越多的國家按照發達的國家制度體系發展大規模農業生産，造成的環境災難愈加惡化。自1990年以來，約75%的農作物已從耕地上消失，農業系統的抗災能力受到沖擊。作者認為這種農業生産也誘發了生态危機。中國數千年的農耕文明主要依靠多元化綜合經營和自然多樣性之間的和諧共生關系。溫鐵軍教授曾多次引用愛因斯坦的名言提醒人們：“人類不可能用制造問題的思路去解決問題。”當農業被工業化改造之後，問題叢生，我們深陷發展困局，一定要有創新性的思路才有可能解決問題。生态化是人類文明的出路，也是農業走出困境進入可持續發展的核心要義。美國國家人文與科學院院士、生态經濟學家小約翰·柯布就曾指出，“中國給全球生态文明建設帶來希望之光”。

農業1.0對應殖民地大農場，我國因受資源禀賦硬約束，難以效仿其走規模化農業道路。農業2.0對應設施化農業、工廠化農業，近年來面臨高虧損和嚴重的環境負外部性。農業3.0對應三産化農業，因其與形态各異的自然條件和社會資源相結合而呈現出多元化。農業4.0即社會化生态農業。通過互聯網等工具，将農業多功能屬性所内含的教育文化曆史傳承等非經濟功能彰顯出來，帶動農村經濟回嵌鄉土社會，農村經濟回嵌資源環境，最終達到人類回嵌自然的生态文明新時代。

發展農業隻能走自己的路

在《從農業1.0到農業4.0》的第二章，作者具體介紹了農業發展的幾個主要模式。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主要存在于英語國家及其周邊受其影響較大的地區，如墨西哥、菲律賓等國。這些地區高度遵循市場經濟原則，實行大規模集成農業模式，通過規模化經營、機械化生産、單一化種植、市場化銷售，進行高投入和高消耗的農業生産。

而萊茵模式主要在歐洲，屬于中小農場農業，由于人口較少，人均資源相對較豐富，具有一定的社會農業、生态化、綠色等特征。

作者指出，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依賴對發展中國家的成本轉嫁，萊茵模式則因政府财政負擔過重，生産力難以提高。

亞洲的發展中國家相對較多，人口比較多，人均資源較少，中國尤其如此，因此發展出了主要以中日韓為代表的東亞原住民農業。這種東亞農業模式是以家庭為單位從事小規模農業與手工業生産的經濟形态，具有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的經濟運行機制。其中，自耕農最為普遍也最具代表性。東亞農業模式主要以中國為代表，甚至是以中華文化為核心。

系統介紹中日韓傳統農業的一本代表作是美國農業學家富蘭克林·H.金所著的《四千年農夫》，該書認為東亞農業是和諧的農業。中國山地多，平原少，以東亞季風性氣候為主，雨熱同期，而且“人地關系”緊張。衆所周知，中國的耕地資源僅占世界的7%，水資源占世界的6.4%，自古以來人口密度一直很大，生存條件與人口增長受到自然資源條件直接且強烈的制約。中國每個朝代都維持着數千萬的人口數量，宋代人口總量開始過億。清朝大一統的國家政治形态延續了280多年，人口規模更是達到4億。

據國外學者的研究報告，目前全球栽培的植物大約有1200種，其中200種直接發源于我國。傳統農業經濟具有穩定發展和可持續的特征。12000—13000年前，中國進入早期新石器時代。這一時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東南沿海和雲貴高原地區一部分人以狩獵采集為生，另一部分人以水稻種植為生。同時期的華北平原和黃土高原地區則是以小米生産為主的旱地農業，而在東北北部、蒙新高原、青藏高原，由于氣候的幹燥寒冷，仍然以狩獵采集為主。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村社制度，是為了共享水利，這和東太平洋季風降水的不平衡有關，人們被迫組織起來建設水利系統。幾千年來，中國不僅有因水利成村的聚落，還有以水立國的德治傳承。

通過梳理傳統農業形成的曆史緣由，作者得出的結論是，堅持生态文明是中國上下五千年來曆史演變的客觀結果，不是主觀選擇。自耕農業必須保證可持續性，維護好土地的再生産能力，因而它天然是有機的，是生物多樣性的。由于人口多，土地必須在全社會均分。此時官方機構或政府發揮着重要作用，乃至占據着主導地位，這種情況在日本、韓國也非常明顯。

如果東亞國家不按照自身農業發展模式的客觀規律和文化内涵，照搬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或者萊茵模式，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矛盾和生态環境的破壞。在模式對比的基礎上，作者論證了東亞農業隻能走自己的路。通過比較東西方農業文明起源和發展的路徑，作者指出“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尋求永續發展之路”是當今人類追求生存發展的唯一選擇，也是中國作為具有5000餘年文明曆史和生态文明傳統的國家對全人類的責任。

農村成為“資源整合者”

該書用三章的篇幅探讨了可持續發展農業和中外的實踐案例。作者認為農業具有“生産、生活、生态”的屬性，農村具有“共存、共生、共享”的特征；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兼顧農民的生計、農村的就業和生态系統的可持續性。

國内案例因為限于信息可得性，以及有些試驗性做法還處在起步階段，可能較難在其他地區複制。中國各地區地理、氣候和農業資源差異較大，需要根據當地情況，因地制宜地設計或選擇合适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盡管如此，作者仍從共性方面總結了針對中國農業的發展建議。

作者提出的對策，首先是進行組織化變革，壯大農村集體經濟。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把農村财産關系的變革作為主要内容。新形勢下，要以信用合作為主體，生産、供銷合作為兩翼，形成覆蓋縣、鎮、村的“三位一體”農業綜合體。第二是模式化變革，借鑒傳統農業優勢推進立體循環農業，實現低開采、高利用、低排放。減量化生産模式和生态産業園模式能夠滿足民衆對有機食品和休閑養生文化的需求。以果蔬等傳統農産品種植産業為支撐，結合采摘、點種、插秧、耕耙等農事活動，開發以田園娛樂體驗、生态養生等農事、農趣體驗為特色的循環農業有廣闊發展前途。

為了将這些對策長期化，還需要推動戰略化變革，對農村自然資源立體式開發，推進生态資源價值化，提升綠水青山“顔值”，做大金山銀山“價值”，實現生态資源價值增量的生态資源資本化。

目前一些地區已在一級市場完成股權設置及協商定價的制度，讓村集體作為“資源整合者”，形成村民股權的交易合約結構化。有些地區的村集體引入了外來投資主體，形成組合投資和資源多元開發。村集體将取得的資産收益在做出一定扣除之後按股返還村民，成為農民的财産性收入。為了促進資源性資産的直接融資，活化大量占壓的地方财政投資，各地還應進一步推動鄉村集體股權資産委托交易的證券化，實現全域生态資産可拆分交易，對接外部過剩的金融資本。

農業資源資本化是一個長期過程，随着社會需求的改變，其對象是不同的。各地農村的可持續發展應因地制宜，結合新需求發揮創造力，而不是走同樣的發展路徑。

這本書對于國外農業可持續發展案例的介紹也特别有啟發性。中國和西方國家都出現了城市居民對有機農産品和農業休閑娛樂活動不斷增長的需求，德國的市民農園讓市民有機會在農村土地上種植花草果樹，體驗農業生産和耕作樂趣，而農民也正在置換身份進入城市工作。美國的社區支持性農業也和市民農業有關，有機農産品的經營很适合中國農村家庭種植的現狀。

我們看到，正是城市化為現代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機會。“農業4.0”是發展變化的，這本書梳理了這個過程，但遠不是結論，作者更希望的是引發一個大家日益關注的新課題。

來源： 解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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