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

2021年，中國正處于“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的曆史交彙期。中國經貿已從數量和規模擴張走向質量和效益提升，高質量發展已成為新發展格局下中國經貿發展的目标和動力。未來，中國的對外經貿該如何展開？在國際貿易方面要注意哪些問題，又面臨哪些挑戰？

10月23-24日，以“世界經濟新變化與高質量發展”為主題的第八屆中國世界經濟學科專家和中青年學者學術論壇暨第三屆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美國經濟論壇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深入讨論。來自全國各地的高校及社科院研究機構的300餘位專家學者通過線上平台參與了本次會議，近萬名學者、同學通過B站觀看本次論壇直播。

論壇線上發言截圖

未來全球價值鍊将會出現更多的碎片化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邱斌認為，全球價值鍊一直以來都呈現碎片化的狀态。從複雜的全球價值鍊貿易網絡可以看出，2000年至2017年，中心度高的國家發生了一些變化：2000年，德國、日韓與美國分别成為了歐洲、亞洲和北美的中心；2017年後，德國在歐洲的位置有所加強，中國成為亞洲生産網絡中心，北美仍是美國為中心。

從服務業來看，2000年中國處在相對邊緣的位置，日韓、美國分别是亞洲和北美的全球價值鍊貿易網絡的中心，2017年，亞洲地區服務業中心度最高的是新加坡。基于特朗普加征關稅以及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邱斌的合作研究發現，脫鈎的影響最大，其中中國的損失超過了40%，而美國的損失也接近中國，脫鈎也會使全球價值鍊更加碎片化。結合最新的文獻發現，未來全球價值鍊将會出現更多的碎片化。在危機和之後的衰退期間，與外國直接投資有關的價值創造的增長速度要比與貿易有關的價值創造增長更快；主要的制造業大國的産出都更依賴于中國的投入。

技術性貿易壁壘與中國企業出口調整

在全球化新形勢下，技術性貿易壁壘被很多國家頻繁使用，中國尤其遭遇來自發達國家的技術性貿易壁壘。這些技術性貿易壁壘對中國出口有何影響？準确回答此問題是中國進行政策應對的前提。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劉青教授研究發現：首先，技術性貿易壁壘沖擊并未削弱中國總體出口，相反地，遭遇壁壘後中國出口産品價值、産品數量、出口企業數量均呈現淨增加效應；其次，出口企業發生了顯著的“優勝劣汰”和“提質升級”動态調整，部分企業退出市場，新企業進入市場，持續出口的企業進行了産品質量改進，整體上促進中國逐漸向出口高技術密集型和高質量産品的企業集中；第三，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淨影響存在多個維度的異質性，比如，技術性壁壘對消費品、高替代彈性産品負面影響較大，而對于中間投入品、資本品、低替代彈性産品負面影響較小；對于民營企業的市場進入阻礙較大，而對于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則無此影響。

因此，發達經濟體對華技術性貿易壁壘是一把“雙刃劍”，對中國部分企業造成了負面沖擊，但同時也對中國出口企業的出口帶來了“優勝劣汰”效應和“提質升級”效應。面對發達經濟體的技術性貿易壁壘，研究清楚實際影響、影響方式與機制是所有進一步研判與決策的前提，在此基礎上，如何有的放矢地應對，如何趨利避害，這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

論壇線上發言截圖

RCEP能否對沖中美貿易摩擦

“十四五”期間，中國面臨複雜多變的外部經濟環境，尤其是中美經貿關系的不确定性成為中國經濟運行所面臨的最大外部風險。在此背景下，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是應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維護全球自由貿易規則的有力舉措。

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馬弘教授進行了兩個方面的分析。首先，分析中美貿易基本格局和關稅摩擦的演變，發現貿易摩擦顯著降低了中美兩國的雙邊貿易額以及實際工資水平，實際工資的下降有近三分之二來自于中間投入品貿易的下降。同時，中美貿易摩擦也産生了一定程度的貿易轉移，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國家，以及越南、印尼等東盟國家均出現出口額顯著增加。第二、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能夠部分抵消美國對中國加征關稅的負面影響。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RCEP）為例，RCEP顯著降低了中國與日本、韓國之間的雙邊關稅，進一步促進了“亞洲工廠”的工業供應鍊的垂直分工合作。

馬弘教授研究表明，全面履行RCEP關稅承諾後，中國的出口和實際工資相比，貿易戰情景都有所改善，特别是在紡織服裝、通信設備以及電氣設備等行業。同時還發現，中國能夠從貿易額、工資水平以及福利水平上，進一步緩解中美貿易摩擦帶來的不利影響，但另一方面也損失了較多的關稅收入。

馬弘教授強調，加入RCEP隻是更高水平開放的第一步，更應該重視的是對競争規則的強調，比較重要的問題包括原産地規則、數字和服務貿易規則、以及國企競争中性問題，需要更為嚴謹深入的探讨。

貿易自由化、職業選擇與個體收入不平等

對外開放與中國收入不平等究竟是何種關系，至今尚無定論。在當前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和構建全面開放新格局的形勢下，厘清貿易開放與中國收入不平等之間的關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副院長孫楚仁教授和陳瑾博士的研究發現，貿易自由化将導緻工人内部及出口企業家内部的收入差距擴大、國内企業家内部的收入差距縮小，并最終導緻總體收入不平等下降。其作用機制在于貿易自由化導緻了不同收入群體規模的變動及其相對收入的變化。具體而言，貿易自由化将帶來工人規模擴大、國内企業家規模縮小、出口企業家規模擴大，同時，不同收入群體間收入增長幅度不同，其中出口企業家與國内企業家的相對收入上升，但增長緩慢，出口企業家與工人的相對收入以及國内企業家與工人的相對收入下降，且下降幅度較大。

上述研究結果的政策含義在于，在個體異質性的情況下，貿易自由化将通過改變個體的職業選擇行為和出口行為，導緻某些技能的個體職業選擇和收入發生變化，進而影響不同群體内部以及總體收入不平等的變化。由于貿易自由化将導緻工人内部、出口企業家内部收入差距擴大而國内企業家收入差距縮小，因而恰當處理群體内部的矛盾就顯得十分必要。由于貿易自由化還将導緻總體收入不平等下降，因此政府可以通過進一步的對外開放政策來改善本國收入分配，增強人們對于社會公平公正的信心。

外需沖擊與企業出口轉内銷

推進出口轉内銷是外貿企業活下去的一個現實選擇。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陳勇兵教授研究發現，負向外需沖擊顯著增加了受影響企業的國内銷售額，促使企業出口轉内銷，但出口下降1%僅帶動内銷增長0.15%左右。進一步研究發現，負向外需沖擊下，企業失去依賴海外市場所獲得的穩定現金收入以及面臨“零碎且高昂”的市場調整成本，進而抑制了企業出口轉内銷的整體轉換率。人力資本強度低、勞動密集型的小型企業在負向外需沖擊下更傾向于轉向國内市場銷售，轉内銷企業自身競争力較差也是外貿企業出口轉内銷整體轉換率偏低的重要原因。

從短期看，支持出口産品轉内銷，是幫扶外貿企業破解内銷難題，促進外貿基本穩定的應急之舉。從長期看，支持出口産品轉内銷也是促進内外貿有效貫通，充分利用國内國際雙循環，培育參與國際合作和競争新優勢的長久之道。

因此，第一，應該加快市場準入助力外貿企業開拓國内市場。加快國際标準與國内标準對接，支持“同線同質同标”産品加速進入國内市場，扶持外貿企業與采購商對接；加快政府行政效率，主要是優化簡化各項審批、認定程序，使得企業盡快在短時間内取得國内銷售許可。第二，應該出台優惠政策以緩解外貿企業資金壓力。鼓勵銀行金融機構對外貿企業的信貸支持，落實各項降準降息政策，引導金融機構重點支持外貿企業和出口轉内銷項目，幫助企業解決資金鍊緊張的問題；對于企業為适應國内市場需求、國内标準認證所需進行的設備采購改造，國内商标注冊以及标準認證等所産生的成本給予補助。

“世界經濟主題”和“美國經濟主題”兩場研讨會分别由西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尹忠明和複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沈國兵教授主持。本次論壇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複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中國世界經濟學會“美國經濟論壇”、中南财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主辦，中南财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承辦。

（本文專家觀點由中南财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複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會務組整理。）

責任編輯：田春玲 圖片編輯：樂浴峰

校對：丁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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