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光緒八年尋甸州志?《光緒龍陽縣志》輿地沿革問題的商榷與補正，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清朝光緒八年尋甸州志?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清朝光緒八年尋甸州志

《光緒龍陽縣志》輿地沿革問題的商榷與補正

劉統進

輿地變革既是曆史風雲激蕩的結果，也是政治軍事鬥争最顯性的留存，當然也與自然環境的變化有關。《光緒龍陽縣志》（後簡稱縣志）經過幾代人接替打磨，史料詳實，文采飛揚，是一部難得的古代方志。特别是1986年經過校注後，使人讀起來更加通俗易懂。但由于曆史的局限和史料的稀少缺失，它所記載的輿地沿革難免出現一些缺失和問題，現就這方面的問題予以商榷與補正。

一、舊石器時期我縣就有人類活動。

1988年6月25日，漢壽縣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時，在聶家橋鄉武峰村磚廠發現了一些石器，後将五件石器送北京大學考古系鑒定。第二年3月24日，經北大考古系呂遵谔教授鑒定為舊石器，并寫出了鑒定意見書。筆者有幸查看了那幾件石器，的确與普通石頭不一樣，有明顯的打磨痕迹。正如呂教授所說：“湖南的舊石器自前年發現以來，頗受學術界注目。在沅江流域的新發現，增加了湖南地區舊石器的透明度，故其意義十分重要。”這幾件石器現珍藏在市博物館。這些石器的鑒定就意味着本縣在舊石器時期，已有先輩在這裡繁衍生息。

1987年，湖南進行文物普查，先後發現了津市虎瓜山舊石器遺址、石門縣清河村大聖廟舊石器遺址、澧縣雞公山舊石器遺址和安化縣小淹鄉及益陽新市渡舊石器遺址。可以說漢壽周圍都發現了舊石器遺址，可惜聶家橋鄉磚廠沒有繼續發掘，要不漢壽也應該有一個舊石器遺址。根據考古專家鑒定，以上遺址距今20萬至2-3萬年不等。由于北大鑒定沒有确定年代，不好斷定漢壽什麼時候就有了人類的活動，但根據舊石器晚期最遲的時間推定，漢壽距今一萬年以前就有人類活動了。

但是，2020年6月在本縣株木山老墳山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舊石器文化堆積。何贊（該考古項目負責人、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業務辦主任。）說，這意味着漢壽區域文化脈絡向前推進了約6萬年。”(《湖南日報》，2020年6月14日02版。)也就是說，6萬年以前，我們的祖先就生活在漢壽大地上了。

新石器時代，我縣先人活動範圍就更大了。根據1983年漢壽縣文化局編的《漢壽縣文物志》（油印本）記載：1981年9月，常德地區文物普查小組和縣文物專幹對酉港公社先福大隊新石器遺址進行發掘調查。該遺址面積為200X50平方米，有2米厚的文化層。發現灰陶居多，伴有黑陶、紅陶殘片；器類有鼎、盆、缽、碗、罐等。大部分器具上有獸面，少數有弦紋、蘭紋等。還發現一種胎壁很薄的陶器。文化層分為三層，代表不同的文化，下層與大溪文化接近，中層内涵與屈家嶺文化基本相同，上層則屬更晚些的文化遺址。

另記載：1982年發現南湖新石器遺址，出土了陶罐、鼎、缽和大量的石錛、石斧等石器。此外，鴨子港鄉新石器遺址出土了石器石斧和石錛。

根據現有資料，考古學界将湖南的新石器文化劃分為四大區域，漢壽應該是“澧水中下遊和洞庭湖區”。“湖南的原始先民從舊石器時代跨進新石器時代的時間，本世紀70年代以來一直确認為距今7000年左右。最近幾年的考古新發現，将湖南新石器文化的上限往前推移了2000多年，即推到距今9000年左右。” [1]我想，就是有人說憑幾塊石頭或株木山老墳山的舊石器文化堆積難以證明舊石器時代漢壽就有了人類，那麼，諸多的新石器遺址就能确定古代先民進入我縣生活也在9000多年以前。

二、傳說時代屬“三苗國”。

中國古代傳說時代，沒有發明文字，曆史靠代代口耳傳說，從生産力來看，屬于新石器時期；從社會形态來看，屬于原始社會，即我國進入奴隸社會之前，也就是夏朝建立之前。

根據考古發現與學者研究，我國原始社會曾有三大部落集團，即黃帝、炎帝、蚩尤部落集團。炎黃聯合，涿鹿之戰，蚩尤戰敗南逃。炎、黃開戰，炎帝南遷。這個時候，南方得到了開發。

大約與堯、舜、禹三代同時，即距今四、五千年左右，南方出現了一個新的氏族部落集團，即傳說中的“三苗”和“三苗國”。“三苗國”是蚩尤部落被打敗後逃到南方後的人們組成的。《尚書·呂刑》：“王曰：昔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孔安國傳雲：“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九黎之君号曰蚩尤。”孔穎達“疏”引漢鄭玄雲：“苗民，即九黎之後。颛顼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高辛之衰，又複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政，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2]九黎就是蚩尤集團的部落，多次被鎮壓，戰敗之後被迫逃到南方。他們不是南方的土著民族，而是中原逃到南方的流民。三苗就是九黎之後。

三苗活動的範圍，吳起說得明白：

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3]

《史記·吳起列傳》、《韓詩外傳》卷三第二十三章、《說苑·君道》所記約同，均為洞庭為左，彭蠡在右。但文山不可考，衡山不是湘南衡山，“所指或許是桐柏及大别各山脈”。[4]

還有一些史籍也有記載：《史記·五帝本紀》：“三苗在江淮、荊州。”[5]明周昕《名義考》：“《書傳》：三苗國在江南荊揚之間。《地理沿革表》：潭州古三苗國。潭州，今長沙。蓋建國在長沙，而所治江南荊、揚也。國中多貓姓。”[6] “總之，三苗活動區域大緻在伏牛山、桐柏山及大别山以南，長江兩岸一帶地區，與石家河文化分布區大體相當。”[7]

為了抗擊中原部落的攻擊，三苗與歡兜組成了新的部落聯盟。堯要将帝位禅讓給舜，堯的兒子丹朱不滿意而發動反對他父親的戰争。《山海經》：“丹朱與南蠻旋舉叛旗，堯乃戰于丹水之浦。”[8]《呂氏春秋·召類篇》：“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9]這次戰争三苗與歡兜失敗，但他們生存的地方還僅局限于河南西南部和河南、湖北交界地方。“即隻限于三苗集團的北部邊沿地區，而尚未深入三苗腹地湖北、湖南。”[10]也就是說，當時中原部落勢力還沒有到達漢壽，漢壽還屬于三苗國管轄。一直到舜、禹發動對三苗的連續征讨，到夏王朝建立的時候，一部分三苗族人逃到湖南、湖北的山區，而成為夏商周時期的荊蠻。

三、三代屬荊蠻部落。

夏、商、西周三代，在湖南稱為先楚時代。根據學者研究，夏朝建立後，從軍事、政治和文化對湖南滲透加強。但夏朝數百年間，文獻無“苗蠻”的記載，未發現夏代考古材料，很可能夏王朝自始至終都沒有在湖南建立起自己的統治。

《呂氏春秋·孟冬紀·異用》：“湯見祝網者置四面，……湯收其三面，……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11]《竹書紀年》載：帝癸“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荊，荊降。”[12]荊即荊蠻。以上說明當時的荊蠻諸部落歸順了商朝，後來随着商朝内部争奪王位，政治衰敗，荊蠻不再納貢稱臣。正如《毛詩正義》所說：“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宮室不修，荊楚背叛。”[13]後盤庚遷殷，經過戰争荊蠻又依附商朝。

進入西周後，也多次對荊蠻進行征讨。《古本竹書紀年·周紀》記載，周昭王曾于十六年、十九年、末年三次征伐荊楚。《史記·周本紀》載：“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14]周昭王死于長江，一說死于湘江的“昭山”。周穆王即位後于十七年、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至于九江（洞庭湖）。”[15]這裡講的“楚”，不是楚國，因為當時的楚國還辟處于丹水和荊山，方圓不過百裡，還沒有達到洞庭湖一帶。經過戰争，“荊人來賓（意貢）”。[16]到宣王時，派大将方叔率師征伐荊蠻，“皆使之來服宣王之威”。[17]從上面的闡述，其結論正如《湖南通史·序言》所說：

夏、商和西周時代，湖南雖受中原文化的某些影響，但并不直接處于中央王朝管轄之下，境内“蠻”、“越”族聚居，自成體系，基本上仍處于原始氏族社會的後期，尚未産生和形成中原地區的那種奴隸制度。[18]

從上文中可以看出，在西周之前中原王朝沒有統治湖南，當時的湘西由荊蠻部落管轄。

《縣志·輿地沿革表》中記載：“三代，縣，在荊州衡陽境。”這裡有兩點值得商榷。

一是三代時期沒有“縣”的建制。中國古代最早設縣的是春秋時期的楚國。《左傳》莊公十八年（前676）：

初，楚莊王克權，使鬥缗尹（管理）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使闫敖尹之。[19]

又《左傳》哀公十七年（前477），楚文王以彭仲爽為縣尹，“實縣申、息”。[20]即楚滅掉了申、息兩個國家，建立縣政權。楚滅息在魯莊公十四年（前680），《左傳》說是因為“蔡哀侯為莘（xīn，地名。）繩息僞以語楚之。楚子如息，以食享，遂滅息。”[21]意思是說楚王聽蔡哀侯講息侯的老婆息妫很漂亮，于是就滅掉了息國而建縣。後楚又滅申、陳等國設縣，設縣尹，是其職務；封縣公，是其爵位。

晉國設縣也較早。《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前633），晉侯圍原，原國投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zhēn）為溫大夫。”[22]晉的縣長官為大夫。

二是漢壽“在荊州衡陽境”不準确。這句話還不能理解為漢壽在荊州境内，給人的錯覺是漢壽在荊州所屬的衡陽境内。我們應該準确理解《禹貢》關于荊州的說法：

荊及衡陽惟荊州。《傳》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正義》曰：“以衡陽之南，無複有名山大川，可以為記，故言陽見其境過山南也。”謂按：《地理志》：“《禹貢》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有荊山，本漢臨沮地，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湘南地也。”[23]

以上說的“荊”指荊山，在今湖北宜昌市遠安舊縣；“衡陽”不是三代時的地名，“衡”表示是衡山，“陽”表示是山的南面。“衡陽”表示的是衡山的南面，不是現在表示地名的衡陽。所以，“荊及衡陽惟荊州”說的是荊州的地域範圍，意思是荊州所轄區域在荊山地區，往南過衡山之南，不是像《縣志》說的漢壽“在荊州衡陽境”。

四、春秋時期屬楚國。

大約在東西周之際，楚國就開始分東西兩路進入湖南。西路從郢都（今湖北江陵）一帶越過長江南部，進入洞庭湖西部的澧水流域和沅江下遊；東路從湖北進入洞庭湖東部嶽陽地區。

文獻最早記載楚人進入湖南是在公元前822年西周宣王時，楚國王熊霜死，“三弟争立，仲雪死，叔堪亡（逃走），避難于濮（在湘西北的氏族部落），而少弟季徇立。”[24]《國語·鄭語》：“叔熊（即叔堪）逃難于濮而蠻。”韋昭注：“叔熊逃難奔濮，而從蠻俗。”[25]說明此時楚國未統治湘西北，叔堪争王位失敗後逃往此地，反而被蠻族同化。

楚國政治軍事力量進入湖南則是在春秋初年的楚王蚡冒時期。《國語·鄭語》：“及平王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楚蚡冒于是乎始啟濮。”[26]

三十五年（前704），楚伐随。随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号。”随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蚤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随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27]

從這個時候起，可以說楚國統治了湘西北，漢壽也屬于楚國管轄，但是原來的土著民族還是不服楚國的統治。楚莊王三年（前611），《左傳·文公十六年》記載：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率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将伐楚。……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湖北省全境及陝西省南部。）[28]

以上說明，當時不僅百濮，還有戎、庸、麇等民族要反叛楚國，但楚國一出兵，群蠻都和楚國結盟，還滅了庸國。不管怎麼樣，楚國的統治是牢固的。到了春秋中晚期，楚國變得十分強大。《史記·楚世家》：

成王恽元年（前671），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于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于是楚地千裡。[29]

由于楚王的德政和正确的外交路線，連天子也委托他管理南方的蠻族，于是楚國就擁有了千裡土地。大量考古資料也證明了這一點。

[1] 《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9.

[2] 《尚書正義》卷十九，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630-633.

[3] 《戰國策·魏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782.

[4] 《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58.

[5] 《史記·五帝本紀》，中華書局，1959，28.

[6] 《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名義考卷五》第856冊，台灣商務印書館，2008，352。

[7] 《楚國八百年》，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23.

[8] 《山海經·海外南經》，巴蜀書社，1993，232.

[9] 《呂氏春秋·召類篇》，2010，江西人民出版社，623.

[10] 《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44.

[11] 《呂氏春秋·孟冬紀·異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225.

[12] 《竹書紀年譯注·今本竹書紀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133。

[13] 《毛詩正義·殷武》，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1719.

[14] 《史記·周本紀》，中華書局，1959，134，

[15] 《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9.

[16] 《竹書紀年譯注·今本竹書紀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198.

[17] 《毛詩正義·小雅·采芑》，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756.

[18] 《湖南通史·古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2.

[19] 《左傳·莊公十八年》，中華書局，1998，138.

[20] 《左傳》哀公十七年，中華書局，1998，1373.

[21] 《左傳》魯莊公十四年，中華書局，1998，130.

[22]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中華書局，1998，288.

[23] 《禹貢錐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97.

[24] 《史記·楚世家》，中華書局，1959，1694.

[25] 《國語集解·鄭語》，中華書局，2002，464-465.

[26] 《國語集解·鄭語》，中華書局，2002，477.

[27] 《史記·楚世家》，中華書局，1959，1695.

[28] 《左傳·文公十六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07-408.

[29] 《史記·楚世家》，中華書局，1959，1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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