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又稱唐宋古文八大家）是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蘇洵、蘇轼、蘇轍、曾鞏、王安石八個人的總稱。這個排名最早是明代的茅坤确定的。茅坤稱贊韓愈為"聖于文"者，認為蘇轼是"仙于文"者，可見在茅坤看來蘇轼在古文方面的成就并不比韓愈低。那麼為什麼在排列唐宋八大家座次的時候，讓韓愈為首而不是蘇轼呢？這還要從三個方面說起。

第一個原因聽起來似乎有些啼笑皆非。那就是按照時代順序來說，韓愈比蘇轼要早。在茅坤确定的唐宋八大家座次當中時間順序體現的十分明顯。韓愈（768——824年）是中唐時期傑出的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哲學家。被稱為"百代文宗"。而蘇轼（1037——1101年）是北宋年間著名文人。從出生年齡上來看，蘇轼比韓愈小了将近三百歲。這樣一來在排列座次時将韓愈放在蘇轼前面也就情有可原了。同時茅坤所處的明代正是理學昌明的時代，在那個"父為子綱"的社會環境中，将蘇轼放在蘇洵前面是讓人難以接受的，所以蘇轼注定沒有辦法成為唐宋八大家之首。這能怪誰呢？誰讓蘇家"一門父子三詞客"呢，蘇轼自己出生的晚不說，還攤上了一個有才的爸爸，也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了。

第二個原因是古文運動的繼承性。安史之亂之後，士人有着強烈的憂患意識渴望政治上的中興。在此種條件和背景之下，韓愈柳宗元發起古文運動，提倡文以明道。旨在賦予文學更加深刻的内涵使其成為推動政治改革的強有力的工具。因此這場古文運動不止有着明确的目的和理論主張，同時有着廣泛的參與者并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這場偉大的古文運動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在韓柳之後，古文創作後繼無人落入了宣傳封建道統的巣臼。到了晚唐再次被骈文取而代之，走向了沒落。而到了宋代，骈文的浮糜文風被士人唾棄為了對抗骈文，歐陽修作為文壇和政壇的領袖，再次扛起了古文運動的大旗。這次古文運動在繼承韓柳的基礎上，對韓柳等人古文中初露端倪的險怪艱澀棄之不取，由此推動古文走向了正确而健康的道路。古文運動在宋代再次發展起來。歐陽修之所以被後人稱道，不止是他在文壇和政壇的成就，還有他的慧眼識英才。蘇轼就是在進士考試當中被歐陽修發現的。所以兩人的散文風格基本一緻。因此，蘇轼對韓柳古文也就存在了繼承和發展的關系。所以在唐宋八大家的座次當中，蘇轼不可能在歐陽修之前，也就更不可能在韓柳之前了。

第三個原因就要從兩人的文章上進行探讨了。唐宋八大家都是在古文方面有傑出成就的文人，單就文章而論，韓愈蘇轼二人可以說分别代表了唐宋兩個朝代中古文的最高成就。但是韓愈更加注重儒家思想，而蘇轼則是融彙老莊思想和縱橫家思想更多。韓愈的文章可以分為論說文、雜文、序文、傳記和碑志。韓愈的論說文重在宣傳道統和儒家思想。例如《原道》《原性》《論佛骨表》等篇。這些文章雖然重在宣傳儒家思想，但是行文噴薄有力，情感真摯可以說是論說文的佳作。雜文的代表作品有《馬說》等，而序文則以《送董昭南遊河北序》為代表，碑志則有《柳子厚墓志銘》廣為流傳。可以說韓愈在古文方面的開拓不僅體現在内容上還體現在形式和題材上。因此韓愈可以說是全面的推動了唐代古文的發展，開創了唐代古文發展的新局面。而蘇轼早期的文章縱橫家習氣過于濃烈，有時故作驚人之語鋒芒太盛而顯得不合義理。例如《留侯論》雖然議論雄辯邏輯嚴密但是過于偏激有些地方言過其實。但是蘇轼也曾經說過"少時好議論古人，既老，涉世更變，往往悔其言之過"說明随着時間的打磨，蘇轼已經逐漸認識到了早期論說文中存在的弊病，并且進行了有意識的改正。所以就整體而言，蘇轼的古文還是十分優秀的。比如廣為流傳的《記承天寺夜遊》就是蘇文中的佳作。

韓愈和蘇轼兩個人都在詩文方面取得了傑出的成就，他們對于文體文風的改革和對文章内容的充實都對後世的古文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是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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