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萍最好聽的呂劇?由東營市戲劇文學創作研究室編劇李玉婷編劇、東營市呂劇團排演的大型新編曆史題材呂劇《梅骨丹心》（下文稱《梅》戲）于12月25日在濟南市百花劇院隆重上演該戲以“揚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為原型，通過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情節鋪設，塑造了一個集文人、官員、畫家于一身的愛民清官形象，并集中展示出了堅持實事求是、為民請命、批判官僚主義的思想主題，于當下有着以古鑒今的深刻教育意義筆者觀摩此劇之後，對李方膺這一人物形象産生了深刻的感悟，在此對其進行淺析，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史萍最好聽的呂劇?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史萍最好聽的呂劇

由東營市戲劇文學創作研究室編劇李玉婷編劇、東營市呂劇團排演的大型新編曆史題材呂劇《梅骨丹心》（下文稱《梅》戲）于12月25日在濟南市百花劇院隆重上演。該戲以“揚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為原型，通過一系列的人物形象塑造和情節鋪設，塑造了一個集文人、官員、畫家于一身的愛民清官形象，并集中展示出了堅持實事求是、為民請命、批判官僚主義的思想主題，于當下有着以古鑒今的深刻教育意義。筆者觀摩此劇之後，對李方膺這一人物形象産生了深刻的感悟，在此對其進行淺析。

“寒梅風骨”

《梅》戲的戲名均由名詞構成，可以形象理解為以梅作骨，赤丹為心，構成對戲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具象化隐喻。文有文眼，戲有戲核，欲要真正深入理解李方膺形象的人格内核，當從該戲的核心意象“梅骨”和“丹心”兩個方面說起。

先是“梅骨”。從字面意義上來剖析，“梅骨”還可拆為“梅”和“骨”二字。“梅”字表意上代指自然風物之梅，屹立風雪，獨步早春，傲雪淩霜，冰中育蕾，曆來被人們視為崇高品格和高潔氣質的象征。元代詩人楊維幀詠之：“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樹獨先天下春。”便是其不屈不撓的精神和頑強意志的體現。而“骨”一詞，可引申為“風骨”，意指剛正的氣概和頑強的風度，于人格意義上，由氣概、氣度、風範、操行、修為等諸多道德因素構成，是一種主體意識的涵育、自我觀念的塑造和精神境界的外化，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種承載和具象，主要表現在人的價值取舍和行為選擇上。将二字合二為一，《梅》戲中李方膺人物形象之“梅骨”便是如梅一般卓絕孤清，淩然獨立，傲霜鬥雪“寒梅風骨”。

“人走到哪裡，就把這梅樹栽到哪裡”的愛梅才子李方膺初到樂安上任，便栽梅明志，讓這親手種下的梅樹“寄吾心志托吾情”，後又在獄中委托鄉親在其死後将其葬于梅樹之下。這種首尾呼應的手法便構成一種隐喻，喻示着這倔強在寒風中向上生長、堅韌不拔、鐵樹虬枝的梅樹已然成為李方膺人格中“寒梅風骨”的外化體現。

而随着劇情的發展，這一風骨得以進一步彰顯。在《放糧》這場戲中，李方膺尚在是否放糧的問題上左右搖擺，“有心徑去把那官糧放，恐難逃大清朝律法嚴懲！”然而他的愛民之心讓他始終放心不下樂安的百姓：”若是謹守官倉待天命，怕見那餓殍滿道塞古城！”最後，當他看到自己上任之際親手栽下的梅樹後，堅定了放糧的決心，毅然為百姓擔下大不韪之風險，違背官場層層上報規矩，越級上報朝廷請求開倉放糧：

（合唱）蓦然看見梅樹影，

枝葉婆娑在風中。

李晴江（唱）：此樹本是親手種，

寄吾心志托吾情。

當日誓言猶在耳，

愧對父老衆蒼生。

梅傲立冰雪、不媚流俗、孤芳獨綻，聯系到後來李方膺面臨小清河水災的極端艱難的情勢下積極作為而得不到知府林文敬等人支持的處境，可見，在這裡，梅樹俨然成為李方膺嚴格要求自己的人格“标杆”和參照。在與梅樹的相互映襯、“一路相扶”之中，李方膺不畏強權、敢逆狂風、傲然挺立、孤膽救民的“寒梅風骨”得以展現。

熱血丹心

以梅作骨，赤丹為心，此二者當為從表及裡、從外向内的“遞進”關系。如同人體構造，居于肋骨之内的是砰砰躍動的赤子之心，李方膺這位“梅骨縣令”形象之下，亦是着一顆躍動着的火熱的赤血丹心。

這“丹心”首先表現在李方膺力解民生之憂的熱情上。

李方膺初上任便投入了對小清河地貌勘察和水情查考之中，未敢暇休：

自來上任三月餘，

勤理政親百姓未敢暇休。

多年未曾防洪澇，

河堤潰河床阻才始新修。

勘地貌探水情實地查考，

閱文獻訪高人煞費思謀。

哪怕是因獲罪而被下到獄中，他依然首先想到樂安的百姓，思索應對水患之策：

李晴江：樂安水患不除，晴江終不安心，有才兄，樂安水患我已想到應對之策，這本《小清河議》乃晴江獄中所作，願助我樂安早除水患！三伯治水多年，經驗頗豐，還望鼎力相助吳大人！

“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書記亦指出，“事關人民福祉的緊要問題，要科學統籌、優先解決”。李方膺“深、實、細、準、效”的注重調查的态度和方法論背後，是“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的赤血丹心，于當下為官者為官行政具有“美育”“蕩滌”的現實意義。

一個人的本性往往在巨大的壓力和利益面前，于其所面臨的兩難選擇之中得以顯現。對該劇進行更深入的挖掘，則可窺見李方膺之“熱血丹心”彰顯于其一系列利益取舍和價值選擇之中的“大愛大舍”上。面對鄉紳的無理豪奪，李方膺毅然割舍掉了自己最珍愛的、平時都舍不得挂的《墨梅圖》。

阿龍：公子，這都是您最珍愛的畫，平時挂都舍不得挂！

林疏影：平日裡你一畫難求，如今卻放任自流。

阿 龍：公子！

林疏影：先生！

小 英：大人！

李晴江：讓他們一并拿去吧！百無一用是書生啊！

林疏影：先生何苦這樣委曲求全啊？

李晴江：民以食為天，我樂安百姓食不果腹，我還有何顔面?

此時在他意識中，知識分子的報國熱情，拳拳愛民之心，和為官擔當的使命感尚是統一于一體的。這種意識使得他在百姓面臨天災的時候毫不猶豫地做出最“利于民”的選擇，哪怕會因此而承擔獲罪的風險：

（白）有才兄——

（唱）可有良策保百姓？

可有妙方縮歸程？

吳有才（唱）：法度規矩豈能改，人命由天誰不從！

李晴江（唱）：若是不按層級報，快馬加鞭送朝廷——

吳有才（唱）：半月可期回文到——

李晴江（唱）：就依此計把文呈！

吳有才：越級上報乃是官場大忌，大人還是三思後行！

李晴江：吳縣丞！事态緊急無暇顧及！一切罪責由我一人擔承！

此時，他在行動中是毫不猶豫的，在心理上也是毫不動搖的，不僅僅是一個現實的人物，而且成了代表愛民清官兼知識分子的理想人格的象征性符号，從而于實際上構成了一個單向性的“扁形人物”。為了讓這一人物形象不流于單調和片面，編劇在後面的場次特意安排了“開倉放糧”的情節，并有意通過對封建官僚——青州知府林文敬言行的描寫與之形成對照。

這種區别在《谏父》一場中林文敬和女兒的對話中有着初步體現。

林文敬：閨閣女子，懂些什麼！

（唱）大清國曆來的規矩層層報，

李晴江藐視此規理難饒。

林疏影（唱）：李縣令赤膽為民不走尋常路，

隻為保受災百姓性命千萬條。

林文敬（唱）：樂安縣幾十年未把災情報，

方博得安居樂業美名在當朝。

林疏影（唱）：賺虛名欺百姓竟無愧悔，

難道說爹爹的良知不受煎熬？！

林文敬（唱）：請赈放糧勢必震朝野，

隻怕是天子怒地動山搖。

林疏影（唱）：心若無愧坦蕩蕩，

又何需私藏奏折理不昭。

林文敬（唱）：官場可比戰場險——

林疏影（唱）：先生他盼聖旨望眼欲穿暮又朝！

林文敬（唱）：一招不慎滿盤輸——

林疏影（唱）：豈能忘正義民心比天高！

（白）萬千災民性命所系，都在這一紙奏折，爹爹此舉與草菅人命又有何異！

林文敬：住口！天災人禍，人力難及，況朝廷剛剛賜下“安居樂業”的金匾，如若此時報災，那朝廷的顔面何在！

········

在李方膺和林文敬的短短四句對唱之中更是得以集中表現。小清河水災的爆發，知府林文敬截留奏章，李方膺因救民心切，越級上報朝廷不得而私開官倉放糧，林文敬前來質問：

林文敬：大膽！

（唱）你可知擅開官倉禍患藏，

越雷池犯天威豈可輕嘗！

李晴江（唱）：大人若有好生德，

何不聽哀鴻遍野村舍旁！

······

可見，與種種行為遵循“現實”“利己”原則，一直着意于政績、仕途和名譽的林文敬不同的是，李方膺一直以來遵循的是“利他”“向善”的“理想”原則，一心考慮着為民請命，“願舍晴江保民安”而絕不顧及是否“那禦賜金匾安居樂業一夜折。”孔子“興觀群怨”說其中之“怨”，指的是文學作品幹預現實、批評社會的作用。無疑，編劇在這裡是有意發揮文藝作品的 “美刺”之能的，将林文敬之行作為李方膺之舉的對照，以林之在其位而不謀其政不作為襯李之作為擔當，以林之謀算私利映李之大愛無疆，以古照今，借古諷今，以實現對現實中存在的某些官僚主義者沽名釣譽、不擔當、不作為、不負責等行徑進行了不着痕迹的砭刺的“現實意義”。然筆者認為，于藝術的角度上看，更值得關注的還是作為“藝術形象的李方膺”人物形象的内心沖突。具體而言，便是林文敬和李方膺“忠君”觀念的本質區别和李方膺“官場的官員”和作為“百姓的官員”兩重身份的“割裂”。從外在“人與人之間沖突”層面上講，李方膺心目中的“忠君”和林文敬心目中的“忠君”觀念有着本質的區别：林文敬心目中之“忠君”，不過為遵守規則“皇命”，維系封建社會運行秩序之“忠”，本質還是為了亨通官運，穩固仕途，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李方膺心中的忠君卻是“赤膽為民不走尋常路，隻為保受災百姓性命千萬條。”一個是“自我”，一個道德化、理想化的超我；而往更深層次也就是人物内心沖突的層面進行進一步挖掘，則會發現李方膺體現于其在“忠君、愛民之間”兩難困境之中的更深層次的矛盾與困惑，确切而言，是其“官場的官員”和作為“百姓的官員”兩重身份的“割裂感”。在劇本的語境中，李方膺有着作為封建皇朝皇權轄制下的“官場的官員”和屬于“百姓的”“具有知識分子報國理想身份的官員”的兩重身份。李方膺曾經以為這兩種身份是同一的、統一的、并行不悖的，故在開場上任之初時自白表明心志：

“蒙恩懷志來赴任，路途遙遙滿風塵。

為官作畫平生願，上報朝廷下安民。”

“有緣此地為知縣，定留清氣滿乾坤。”

然而，在決定“要不要開倉放糧”的關鍵性情節轉折點中，二者之間的矛盾漸漸浮出了水面：開倉放糧，便違背了“官場的官員”，“皇帝的官員”身份；不開倉放糧，便有悖于“百姓的官員”“為民的官員”為民請命的初衷。忠君難，愛民難，忠君愛民兩茫然！當忠君與愛民本為一體之兩面時，這兩種身份、兩種自我确可和諧共處、并行不悖；而當二者之間發生矛盾、産生裂痕之際，又該何去何從？在仕途前路和百姓安危的兩難抉擇中，有使命意識的知識分子/官員要麼選擇明哲保身、罔顧民生，要麼堅持初心使命與理想，李方膺選擇了後者，選擇了“赤膽為民不走尋常路，隻為保受災百姓性命千萬條”的為民之路而将個人生死置之度外：

大義為民放官糧，

梅骨知縣名聲揚。

生死榮辱置度外，

是禍是福兩茫茫。

我們可以說他選擇了儒家中孟子的“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亦可以說這是其對百姓最質樸最赤誠最本能的赤子丹心、高尚人格的體現，故相較于對傳統“好官”形象的美德的彰顯，李方膺形象所展現出的應更多是一種最真摯、質樸的，最有溫度的“人性之美”。“無我”，方為“大我”，眼中沒有自己的存在，反而能在人民的心中樹起永久的豐碑。在這裡，冷冰冰的“封建官僚李方膺”逐漸退去，取而代之的則是其作為“人民的代言人”、“社會良心代表”的“熱血丹心李方膺”身份的确立，至此，李方膺這個“寒梅風骨、丹心其中”的“大寫的人”在這“大舍大得”“大開大阖”的艱難抉擇之中真正得以樹立。

（文/李玮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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