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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

州，楚文化的發源地。它上承中原，下納蠻夷，在燦爛的華夏文明中獨放異彩，其影響之廣，幾乎難有其他區域文化能出其右，荊州博物館可說是這部煌煌楚文化的縮影。它超過十三萬件的文物館藏，記錄下了以鳳凰為圖騰的楚文化的雪泥鴻爪，可究竟誰才是它的鎮館之寶？本文将帶你走進荊博，一探究竟。

選編于《中華遺産》撰文/柳隐溪 于汐 攝影/金陵

每天清晨，如織的人流就開始湧進“中國記憶——五千年文明瑰寶展”，這是在北京舉行的一次空前的文物“盛會”，是中國展覽史上前所未有的“家底大曝光”，全國各地的博物館都将最有代表性的“國寶”送來參展。

就在這次星光熠熠的展覽中，有一隻特殊的展櫃，總是受到目光的特殊關照。據說它是從德國進口的，采用了不會産生熱量的光導纖維材料，周圍還用竹簾包裹幹燥劑加強保護。結束一天的展覽之後，參觀的人群剛剛離開展廳，工作人員就會用布将這隻展櫃整個覆蓋起來。是一件什麼樣的特殊文物，會受到如此悉心的照料？原來這件“嬌貴”的國寶是來自湖北荊州博物館的“對龍對鳳紋淺黃絹面綿袍”。

這并不是荊州博物館選送參展的唯一展品，在全國55家博物館參展的169件展品中，荊州博物館獻出的“鎮館之寶”共有8件，它們是：天星觀一号墓出土的雙頭鎮墓獸；天星觀二号墓出土的漆羽人、鳳鳥蓮花豆和一套取暖用器銅簍、銅爐及銅漏鏟；馬山一号墓出土的對龍對鳳紋淺黃絹面綿袍；高台漢墓出土的龍鳳紋漆盤等。其中漆羽人和鳳鳥蓮花豆還曾作為中國國寶在日本東京和大阪展出過。

荊州博物館，僅僅是一家地方博物館，但卻“明珠暗藏”，收藏了大量鮮為人知、獨具研究價值的珍稀文物，北京的國寶盛會上僅僅是小露身手。

占地5萬平方米的荊州博物館（如圖）濃縮了楚文化的精華。

荊州博物館的多數珍貴藏品出自于荊州城外5公裡的楚國郢都故址（如圖），是迄今為止我國規模最大、最密集的戰國墓葬群之一。

文物大遺址—楚郢都的饋贈

一座掩映在桃花和垂柳中的古城。

它曾經一鳴驚人，然而現在的它，卻似乎很靜默，靜默得如同門前的那條長江，在穿越了激流奔湧的三峽之後，來到這一馬平川的魚米之鄉，惬意而慵懶地舒展悠遊，無語脈脈東流去。

長期以來，荊州的文化底蘊和價值并不為多數人所關注——它仿佛隻是長江三峽旅遊線上一個可有可無的停靠點，或者，對于不少日本遊客來說，它還是“三國”系列裡的一個點。而法國的旅遊團隊到了荊州，停留的時間總比别國的團隊要長一些。據說那是因為法國有一本介紹中國的專著，其中有整整一章就專門留給了荊州——究竟是什麼使得他們對這裡青眼有加？

荊州，上古“九州”之一。

在這一方遼闊的紅色沃土上生生不息的，是楚人的先民。他們以“筚路藍縷”的精神艱苦創業，在荊棘叢生、水澤遍布之地開創出了一片令世人豔羨的美麗家園。

公元前7世紀，楚文王将楚國的國都遷到位于荊州腹地的郢都，從此，開始了“楚”這個南方最大的諸侯國長達400多年的昌盛史——

楚文王在這裡坐擁江漢，“杯酒定兩國”，娶了真正傾國的“桃花夫人”美人妫；楚成王在這裡擎起鳳凰大旗，談笑間盡退中原“八國聯軍”的屢次尋釁；楚莊王在這裡“一鳴驚人”、“問鼎中原”，為華夏留下了諸多成語；楚威王在這裡振翅起飛、翺翔楚天，橫掃長江中下遊、直達上海，神州半壁江山盡歸楚，成就了東周第一大諸侯國的曠世輝煌……

公元前278年，荊州又發生了一件大事。秦将白起率軍攻陷郢都，史稱“拔郢”——一個“拔”字，足以窺見郢都當時的繁華與壯觀。然而，堅不可摧的郢都終究還是被摧毀了。楚懷王自覺再也無顔回到這裡，含恨自盡……楚國被迫兩次遷都，但國力已大不如前，50年後，終為秦所滅。

荊州博物館副研究員肖璇在談到荊州博物館的豐富館藏時，很自豪地提起了荊州作為楚郢都的這輝煌的400多年。博物館13萬件珍貴館藏裡的很大一部分都與對“郢都”這座大遺址不斷被考古發掘有關，都與奇谲神秘的楚文化有關。

越王劍—見證國力強盛的大楚國

這讓我想起湖北省博物館所藏的一件絕世寶貝——“越王勾踐劍”，它雖一經出土就離開了荊州，但卻與荊州博物館的館藏之寶——“越王劍”系列有着深深的淵源。

據當時主持發掘的考古隊長譚維四回憶，1965年出土這件中國曆史上最富傳奇色彩的兵刃的地方，乃是荊州江陵縣望山1号楚墓。當他們在墓主人骨架的左側發現這柄裝在黑色漆木劍盒内的青銅劍時，剛開始并未覺得有什麼特别之處，可是當劍從劍鞘中拔出來的那一瞬間，所有人都驚呆了：隻見它寒光閃閃，鋒利異常，劍身布滿美麗的黑色菱形花紋。試之以紙，20餘層一劃而破，在地下深藏了兩千餘年，依然能“吹毛斷發”。

戰國時代，以步騎戰為主，劍是主要兵器，青銅劍因而大量生産。當時，南方各國以吳越的鑄劍技術最高，越王之劍代表了鑄劍的最高水準，但是兩千多年後，這些越王之劍卻在楚地荊州大量出土。

繼“越王勾踐劍”之後，荊州江陵藤店1号楚墓又出土了“越王州勾劍”。與“越王勾踐劍”類似，劍身光亮而不鏽蝕，劍身上都有雙勾鳥篆浮雕銘文。“州勾劍”的銘文釋文是：“越王州勾自作用劍”，表明了劍主人的身份，乃是越王勾踐之後的第四代越王，此劍出自楚墓，很可能是楚滅越後流入楚地的。專家在研究“越王勾踐劍”在荊州出土的原因時，則提出“嫁妝說”和“戰利品說”等。這把寶劍最終沒有離開家鄉，出土後就留在了荊州博物館。

另外還有數柄藏于荊州博物館的越王劍也享譽四方。如出土于江陵張家山楚墓的“越王盲姑劍”；出土于故楚郢都北郊的“越王鹿郢劍”等，其中勾踐之子所用的“越王鹿郢劍”和“越王勾踐劍”并稱“越劍雙絕”。

荊州博物館古色古香的展廳中，設有一個專門的展廳用來陳列以越王劍為代表的楚文化中的青銅器文物。這些曆經歲月的洗禮而依然寒光閃爍的越王寶劍，見證了兩千多年前古楚國兵吞四方的強大實力。

當時的楚國究竟有多大？據考證，它的範圍已向南拓展至廣東，向東囊括了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直達東海，向東北和西北甚至浸潤了今山東和陝西的一部分，隻有向西沒有太大的進展，但也包括了今四川境内的一部分——範圍之廣，覆蓋整個長江中下遊流域，幾乎完全統一了中國南部。其國力的強盛，更進一步帶動了其文化和技術在整個長江流域的傳播與融合。

出土于荊州城外鳳凰山的西漢古屍，其年代之久遠、保存之完好令世人震驚，甚至超過了長沙馬王堆的西漢女屍，說明楚人已經掌握極為高超的防腐技術。古屍出土時口銜一枚漢白玉印章，上刻篆體“遂”字，專家據此推斷他的名字為“遂”。

古屍出土時口銜的那枚漢白玉印章圖

“遂先生”——解開“後楚國”

時代的墓葬之謎

在荊州博物館的七大專題展中，有個“西漢古屍”展廳，“遂先生”就靜靜地躺在這間珍品館中，他已經在那裡躺了33年，而從他長眠于這片沃土開始算起，至今已有兩千多年了。“遂先生”的發現曾震驚天下，也使荊州博物館一下子出名起來。

“遂先生”于公元前167年下葬，下葬的時候正值“文景之治”，所以他是西漢人，并非楚人，這座墓葬卻還是帶給我們很重要的關于楚文化的啟示。

1975年，荊州城外鳳凰山168号漢墓被發掘，當人們小心謹慎地、一層一層打開那厚重的三重楠木棺椁的時候，終于在内棺中驚喜地發現了保存完好的他。考古學家是從古屍口中所銜的那枚漢白玉的印章得知他的名字的。出土的資料顯示，“遂先生”還是位官員，職銜相當于五大夫。

我們看到的他帶了很多家當：玉印1件，竹牍1件，石硯一套，筆筒1套，銅削刀1件，銅錢四铢半兩……幾乎囊括了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身為朝廷官員的“遂先生”，還攜帶了一支可能是現存最早的毛筆和一座“迷你”型的糧倉。除了絲綢織物因被棺液浸泡而腐蝕之外，大部分随葬品在經曆了兩千多年的滄桑歲月之後，仍然保存完好——竹簡木牍清晰可辨，稻谷出土時都還保持着美麗的金黃色。

最神奇的是，“遂先生”剛剛出土時，負責解剖的專家們驚訝地發現：他的四肢和全身關節都還可以活動自如，皮膚以及皮下軟組織還具有彈性，身體的内髒依然完整，甚至連一側的耳鼓膜都保存完好。

衆所周知，木乃伊是挖空了内髒，并将屍體内外填滿香料才得以保存的古屍，是幹的、僵硬的；像“遂先生”這樣保留了完整内髒、曆經兩千多年不腐的柔軟的濕屍，除了長沙馬王堆的女屍“辛追女士”之外，在世界上幾乎再也找不到類似的了。事實上，“遂先生”是迄今為止中國保存最完好、年代也最久遠的軟屍——連“辛追女士”都不及他。

舉世罕見的西漢古屍“遂先生”的出土，使得荊州博物館似乎是在一夕之間，陡然進入了人們的視線。

我們再來說說，“遂先生”的發現所帶給人們的啟示。這座墓葬的被發現之處正是郢都城内，依照古人的習慣，是不大可能将墓葬修在繁華的城市内部的。不過，這也不奇怪，秦滅六國，郢都被“拔”，這座輝煌了400多年的楚國故都從那時開始就漸漸被荒廢了。短暫的秦王朝之後是強大的西漢王朝，相對古楚文化的斷代，可以講這是“後楚國”時代。

這樣講是因為雖然天下王權巨變，我們卻從“遂先生”以及同時代的其它墓葬裡發現，楚文化非但沒有就此消亡，反而日益煥發出新的生機；中國的曆史版圖發生了巨變，但原住民的文化基因卻并未因此而斷絕，而是繼續上演着一幕幕文化交融的春秋大戲。

在“遂先生”的墓室中，一則特殊的“公文”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這是一張告地府長官的诰文，大意是告訴陰曹地府的負責人，自己即将離開陽世前來報到，請予收留。為此，他帶上了一隊職能齊全的彩漆人物車馬木俑——男仆15人，女婢13人，其中一名仆人喚作“良”。

伴随“遂先生”的漆木器還有很多。除了彩繪木俑以外，還有方盤1件，茶幾1件，耳杯1組，漆圓盤1組，漆盒1組，豹紋大扁壺1組……衆多漆器出土時依然色彩鮮亮、光潔如新，顯示了楚人在漆器制造工藝上的高超技藝。

圖為彩繪龍鳳紋漆内棺，出土時漆彩如新，棺上圖案為龍紋交疊于鳳紋之下，有鳳翔雲中，龍潛水底之勢。

漆羽人—楚人原來“生死不離漆”

其實，遂先生當年使用的漆器遠不是最著名的，他畢竟隻是一個職銜并不高的五大夫。在荊州博物館，像這樣光彩照人的漆器數不勝數，其品種之全、數量之多，竟占據了全國同類文物總數的3/5以上。有人曾驚歎，國内又能有哪一家博物館專辟一間展廳來展出古代漆器啊。而在“中國記憶”展中嶄露頭角的“漆羽人”被稱為是荊州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楚國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漆器、那麼高超的漆器工藝？

我們都知道漆樹主要分布在南方，“漆”被稱為“塗料之王”。據說古楚國的西部，原來生長着一眼望不到邊的漆樹林，稱為“漆園”。一個漆園通常有幾百名割漆工，每日割下漆來，用桶裝了，供給朝廷和貴族去髹漆宮室、家具、兵仗和車輛，也與别國以物換物，用生漆換糧食、布匹、魚鹽之類的。楚國髹漆工匠們的制漆技藝精湛、程序複雜、工藝精細。尤其在戰國時期，楚國制漆工藝飛躍發展，不僅數量多，用途廣，工藝之發達更居世界之首。其時，楚人已能調制出紅、黃、藍、綠、金、銀等彩漆，色調比起中原來豐富多彩得多了。

再來看這樣一段曆史記載：由于漆器的廣泛流行，楚國甚至還專設了管理漆器生産的部門，楚人莊子就曾做過“漆園吏”，對此司馬遷在《史記》裡寫得明白。而至于崇尚逍遙的莊子本人在漆器的圖案設計、工藝規程的制定和定色調色等方面做出了什麼貢獻，我們今天就隻能根據荊州博物館的漆器巨藏來作出推測了。

肖璇研究員介紹說，她清楚地記得2000年那個春節的大年初六，忽然有江陵天星觀附近的農民前來報告，有人正在那裡進行盜墓活動。盜墓被制止以後，博物館的考古人員就趕緊對這處墓葬（天星觀2号墓）進行了搶救性挖掘。令人欣慰的是文物基本沒有遭到破壞，還讓兩件漆器珍寶重見天日，這就是在“中國記憶”國寶大展中亮相的“漆羽人”和“鳳鳥蓮花豆”。巧合的是，另外一件送展的展品“雙頭鎮墓獸”，是在天星觀1号墓出土的，那座墓的主人與2号墓的主人乃是夫妻。

當我向肖璇研究員提問，為什麼在荊博衆多的漆器大寶中“漆羽人”會脫穎而出，成為鎮館之寶。她作了很詳細的解釋：首先是“漆羽人”的精湛工藝堪稱楚國漆藝的代表，天然生漆與造型藝術結合得天衣無縫，而且在世界上出土的漆器文物中，“漆羽人”的造型也是獨一無二的，有着很高的研究價值。

這種研究價值主要體現在根據這件文物來對楚人的宗教、文化價值取向作出判斷。長江流域是中國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楚文化則是長江流域文明的代表。楚人好鬼、激情、豪邁、奢華又能歌善舞，藝術魅力不凡。“神秘”二字是對楚文化最好的形容。這一點，從“漆羽人”身上我們就能清晰地感受到。

人形的上身，卻有着鳥的尾巴和爪子，腿上還依稀刻畫着鱗狀的羽毛，這位兼具人與鳥特征的羽人立于一隻鳳鳥的頭上，鳳鳥又雙腿站立在蟾蜍形底座之上。有人推論，這位“中國式天使”應該不是人，而是神，是古楚國巫文化的見證。

還有那鹿角人面的“雙頭鎮墓獸”。像這般抽象的合體動物，同樣充滿了詭谲浪漫的神秘美感，睜目吐舌、猙獰恐怖，顯示其引魂升天的神威。

如果說“漆羽人”、鎮墓獸讓人們對古楚文化充滿了好奇和探究的熱情。那麼在荊州出土的更多戰國楚漆器帶給人們的則是無窮無盡的藝術享受。其中以動物造型最為豐富，從虎、豹、鹿，到鴛鴦、鳳、鳥，再到各種叫不出名字來的有鎮墓或辟邪作用的合體動物，種類非常繁多。這些漆器的材質和圖樣将楚文化的特點體現得淋漓盡緻：全方位吸取各家精華，廣采博收各家所長，甚至毫不忌憚與蠻夷共處、與鬼神同樂，時時擁有創新變幻的激情。

如今，即使是在荊州，也已經沒有多少家庭擁有漆器了，然而在兩千年前的楚國，楚人對漆木器卻到了情有獨鐘的地步，其應用幾乎涵蓋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人說楚人是“生死不離漆”，這也是我們可以從古代墓葬中得到大量漆器文物的原因。

作為木器，能保存兩千多年簡直是奇迹。一方面漆能起到保護作用，另一方面也和楚地的特殊地理環境和楚人的安葬習俗有關。由于荊州的地下水位很高，文物出土的時候，大部分都浸泡在水中，客觀上被阻隔在空氣之外，避免了被大量氧化。

此外，楚人的安葬習俗中有待死如生的習慣，熱衷于香花香草的楚人，在去往另一個世界的時候，也沒有忘記攜帶大量的香花香草。而這些可愛的植物大部分是中草藥，長期浸泡在水中，在棺椁内形成了特殊的“棺液”，具有防蛀、防腐的作用。另外，楚墓的棺椁采用了多重密封方式，密封性能大都相當好。所有這些，都對地下文物的保存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圖中長着鱗狀羽翼的小人表情怪異，腳蹬于獸，其奇特的造型在全世界獨一無二。

對龍對鳳絹面綿袍—神秘古棺裡的絲綢“龍鳳鬥”

在國寶大閱兵的時候，荊州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中，最受到隆重保護的其實是那件“對龍對鳳紋淺黃絹面綿袍”。這件國寶從前即使在荊博也未公開展出過，一直被小心謹慎地珍藏在文物保管庫裡。

據介紹，荊州用于保管文物的寶庫很是特别，全部是木地闆，還有60公分厚的隔絕牆。對絲綢保護還會采用充氮氣、抽真空等方法。

在采訪荊州博物館的劉德銀副館長的時候，他介紹說，這件綿袍的珍貴價值背後，還有一個頗為曲折的挖掘故事。

1982年１月11日，荊州博物館接到報告：荊州區馬山磚瓦廠的工人在取土制磚時發現了一處古墓葬。在考古組工作的丁家元、閻頻，立即出發趕往現場并進行發掘工作。這是一處規模并不大的小型墓，在荊州這原本是沒什麼稀奇的—直到第三天中午，保存完好的棺椁闆材終于完整出現。

丁家元和閻頻小心翼翼地将外棺蓋撬開一條縫——隻向裡面掃了一眼，他們便飛快地合上了椁闆，火速趕往四五公裡外，找到一處有電話的地方向館裡報告。

這是4件臉上化着彩妝的彩繪着衣木俑，然而讓兩人抑制不住激動心情的，還不是這木俑本身，而是木俑身上穿着的豔麗的繡花絹衣——就像四個正準備登台的演員一樣。在荊州，當時已經發掘了幾千座古墓，但在數以萬計的出土文物中，珍貴的絲織品卻隻是偶見殘片。由于絲織品中含有的絲蛋白，很容易引起織物的腐爛，很難在古墓中長期保存，發現完好的早期絲織品幾乎成了考古人員一種可遇而不可求的奢望。

随着外棺分闆的一塊一塊揭開，發掘進展進一步印證着内棺中可能會出現精美絲織品的猜測。工作人員也同時開始着手進行揭取技術準備。

20多天過去了，1982年2月4日，在無數雙眼睛注視下，内棺蓋終于被揭開。那一瞬間，所有人的眼睛都呆住了：滿滿一箱燦若雲霞的絲綢出現在眼前！

揭開最上面兩層的錦袍和繡衾以後，棺内露出一個被9條錦帶橫向捆住的衣衾包裹。這些2000多年前的錦帶拉力非常弱，而且錦結的打法十分精巧。就算是新的絲織物，這些系扣都很難解開。經過小心試驗，綿帶終于一個個都完好無損地解開了，專家們發現，用9條錦帶捆紮住的2件錦衾，是中國考古史上第一次發現的大幅面戰國錦衾。剝取這2件錦衾，整整用了5個日日夜夜。

從馬山墓中最終得到的錦衾共有3件，它們立即引起了專家的濃厚興趣，原來這3條錦衾造型頗似今天的睡袋，上方的凹口是讓人睡覺時露出頭的部分，這樣可以很好地護住肩部，肖研究員還風趣地說，“這樣做的另一個好處是衛生，有了凹口，被子的頭尾就不會颠倒了。”

衣衾包裹繼續被剝開，更多的驚世絲織品露出了真容，最後專家共在墓中發掘出衣物35件，這是中國曆史上年代最久遠、保存最完好、數量最大、最精美的絲織品發現。小小一座古棺，就是一座驚人的古代“絲綢寶庫”！

圖為首次公開展出的“對龍對鳳紋淺黃絹面綿袍”。

圖為“龍鳳虎紋繡羅”的紋樣，是絲綢考古史上發現的唯一一件戰國時期的羅衣，與“對龍對鳳紋淺黃絹面綿袍”都出土于馬山1号楚墓的内棺之中。棺主為女性，其随葬的絲織品囊括了絹、紗、羅、绮、錦、繡等幾乎所有的絲綢織造門類，不僅織造技藝精湛，而且圖案美妙絕倫，被譽為“絲綢寶庫”。

這其中就包括我們前文提到的那件“對龍對鳳紋淺黃絹面綿袍”，這件衣服樣式古樸，灰白絹裡，内絮絲綿，竟然與我們今人所用的棉衣有着類似的結構，不過它的材質輕柔，刺繡花紋美妙絕倫，領緣和袖緣鑲着動物紋複合縧帶，襟和下擺緣用大菱形紋錦裝飾，體現了楚人神奇浪漫的藝術風格。

專家介紹，這件綿袍的價值還體現在它工藝精湛的“鎖繡”技藝上，這是一種不同于蘇繡，也不同于任何其他我們所熟知的織繡方法，所采用的繡線也代表着極其高超的工藝水準。

研究人員曾經從馬山墓出土的絲織品中取出一根極細的絲線，放在顯微鏡下仔細觀看，他們發現，原來這一根肉眼看起來已經細到不能再細的絲，竟然是令人難以置信地由更多、更細的絲線編成辮子組成的。在2000年前的馬山1号墓，密度最大的絹面達到了經度每厘米158根，緯度每厘米70根，甚至超過了今天由現代工業化機器生産的織物的密度。

古代的楚人，就是将這些極細的絲線用鎖繡的方法，一氣呵成，将自己最為熱愛的、代表楚文化的鳳鳥的紋樣繡在了自己的衣衾之上。

當我問及這件鎮館之寶是否代表了古楚國最高的織造技術時，肖璇介紹說，其實馬山墓的最高價值在于它體現了古楚國在絲織工藝上高度的豐富多樣性。從馬山墓絲綢棺木的發現來看，當時的楚國甚至已經掌握了古代絲綢的全部種類的織造方法。

我們再來重溫一下馬山墓的發現，死者身上包裹着一層層共13件衣衾，種類囊括了絹、紗、羅、绮、錦、繡等幾乎所有的絲綢織造門類。除了主人腳上麻鞋的底和表層以外，其餘全部都是絲織品。

在這裡還要提到另外一件沒有到北京參展的絲綢絕品——絢麗奪目的龍鳳虎紋繡羅衣。它精美的刺繡圖案展現了一幅蘊涵豐富而有趣的畫卷：鳳凰有着誇張絢麗的花冠，一足後蹬，作騰躍狀，另一足前伸，扼住下方龍的頸部，鳳的一翅扇中上部一龍之腰，另一翅扇中一虎之腰——以一敵三的鳳凰，卻兀自神情惬意悠閑，勝似閑庭信步，整個搏鬥場面充滿了力與美。

不過在專家看來，這件羅衣更高的價值在于“羅”的發現，這是絲綢考古史上至今出土的唯一一件戰國時期的“羅”衣，它質地稀疏薄如蟬翼，用比頭發絲還要細許多倍的蠶絲編織。這種“羅”隻有在恒溫條件下才能夠織出來，但是這種技術已經失傳許多年了。後來博物館決定将原物拿到蘇州進行複制，據說花了10多萬元還是隻能用絹來代替。

從漆器、玉器到絲綢，無論是平面圖案，還是立體造型，鳳都是永遠的主角。它的形象雖然纖細，卻矯健灑脫，或展翅飛翔，或足踩飛龍，或翅扇猛虎，讓人看起來眼花缭亂。這些形态各異的鳳凰，給人一種形态自由誇張、完全異于中原平實規整風格的感受。這正是楚文化的奇特之處。

圖為用一整塊墨綠色玉料雕成的戰國玉覆面，出土時覆于主人面部，五官比例協調，刻劃出頭發、眉毛、胡須，像這樣用一塊整玉制成的覆面，目前僅此一件。在這片土地上生活的楚人所創造的楚文化，對後世影響深遠。

楚鳳凰—長江中遊的不死鳥

悠久的曆史，給荊州留下了難以計數的珍貴文物，在風光旖旎的古城西北角，亭台、水榭、樓閣構成了一座中國古典式的園林，它收藏了荊州燦爛的曆史，也收藏了一襲曆久彌新的古楚文化。

“楚人崇鳳”，古楚國因此被比喻為一隻燦爛、絢麗的鳳鳥，專家在對古楚文物做出研究的同時，都對此深有感觸。

我們今天熟悉的鳳，往往透露着女性的、富貴的感覺。而龍和鳳在一起，更象征着和諧美滿，“龍鳳呈祥”乃恩愛夫妻的象征。這些，都隻是我們今天的理解。而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地，鳳更像一個高貴的女神，不僅美得有氣勢，而且充滿力量，和今天截然不同——不僅“龍鳳”不怎麼“呈祥”，還往往體現出“龍鳳鬥”的情形，而且是鳳明顯占上風。

2004年，中國與羅馬尼亞聯合發行《漆器與陶器》特種郵票一套兩枚，中國方面推出的代表文物，就是一座出土于荊州的楚國“虎座鳳架鼓”——兩隻老虎匍匐于地，昂首站立在老虎背上的鳳凰背對背架起一面彩繪大鼓。器物通體彩繪，髹黑漆為底，以紅、黃、褐等色繪出虎斑和鳳羽。木胎則由楚國特有的優質木材“楠木”雕刻而成。

“虎座鳳架鼓”這件樂器，不僅具有獨特的藝術美感，而且非常巧妙地将音樂和藝術品融為了一體，成為春秋戰國時期的标志性文物之一。更為有趣的是，聰明的楚國工匠還在這件優美的作品中，非常含蓄地體現出了楚文化的強勢——鳳凰昂然立在老虎的背上，老虎溫馴趴伏，鳳凰展翅欲飛。

從漆器館到絲綢館，無論是平面圖案，還是立體造型，鳳都是永遠的主角。它的形象雖然纖細，卻矯健灑脫，或展翅飛翔，或足踩飛龍，或翅扇猛虎，讓人看起來眼花缭亂。而由鳳翼、鳳尾演變而生的雲紋，則是舒展大氣、萦回變幻，猶如行雲流水；不禁使人想起莊子在《逍遙遊》中那份超然，“乘雲氣，禦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這些形态各異的鳳凰，給人一種形态自由誇張、完全異于中原平實規整風格的感受。而這正是楚文化的奇特之處。

始建于三國時期的今日荊州城，繼續傳承着它曾經的輝煌。

楚人喜鳳厭龍賤虎是有其原因的，一方面，楚國曾和鄰近的吳、越兩國長期失和，而吳、越以龍為圖騰，後來，越滅吳，楚滅越，這種關系自然會體現在刺繡圖案的設計上；另一方面，楚人先民以鳳為圖騰，對鳳的崇拜包含着楚人遠古圖騰的回憶。

經過了半個世紀的發展，荊州博物館從一座古老的道觀——開元觀中走了出來。雖然荊州不是省會、不是直轄市，在很多人看來并不起眼，但是荊州博物館卻以其豐富的館藏文物和其間蘊藏的難以比拟的楚文化底蘊，無可争議地成為全國地市級的“優秀十佳博物館”之首。

曆經數千載的風雨滄桑之後，“荊州”這兩個簡單的漢字所蘊涵的，已經不隻是一個簡單的符号了——倘若了解這其中的曆史，就會知曉：13萬件珍貴文物的上面，所彙聚凝結的瑰麗燦爛、絕世無雙的“楚文化”的精魂，才是荊州博物館真正的“鎮館之寶”！

當我們走出荊州博物館，來到古城牆腳下，從楠木雕成的門窗後面不經意地瞧見那些深深舊庭院時，回首荊博，隻見她依然保持着那份靜默，然而她裡面的秘密卻不經意從高牆之中吐露了出來，正如“虎座鳳架鼓”上傲然向天的鳳凰一樣，翩翩然，直欲振翅待飛。

地理君

本文選編于《中華遺産》2008年09月刊，撰文/柳隐溪 于汐 攝影/金陵。如果你喜歡這篇文章就請轉發到朋友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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