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網北京11月17日電（記者 楊月）流水的古裝劇，鐵打的《甄嬛傳》。2021年11月17日是國民“下飯神劇”《甄嬛傳》開播十周年的日子，《甄嬛傳》主演們集體發文慶祝《甄嬛傳》開播十周年，字裡行間慢慢都是“回憶殺”。不隻《甄嬛傳》，《渴望》《北京人在紐約》《四世同堂》《編輯部的故事》《刮痧》《金婚》……這些堪稱經典的劇目，都出自鄭曉龍和他的團隊。

鄭曉龍。資料圖

鄭曉龍，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導演、編劇，多部作品獲“金鷹獎”和“五個一工程獎”。鄭曉龍的職業生涯始終充滿着“不安分”，他總想在不斷嘗試中尋求藝術上的突破。因此，他的不少作品在中國電視劇發展史上都具有标簽性意義。探索路上，“不安分”的“電視劇教父”也遇到新問題：電視劇《功勳》和近期争議不斷的電影《圖蘭朵》同期進入觀衆視野，鄭曉龍面對着口碑評價褒貶不一的局面。近日，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專訪了鄭曉龍。

古裝劇也要增強劇作的厚重感和感染力，

沒有好的價值體系是不行的

很多90後、00後觀衆是因為《甄嬛傳》認識鄭曉龍的。該劇的播出，引發收視狂潮，甚至打開了海外市場。鄭曉龍将原作者淩空虛構的故事“落地”到清雍正年間，通過爾虞我詐、鈎心鬥角的殘酷現實，展示了後宮與前朝盤根錯節、複雜多變的關聯。甄嬛從不谙世事的單純少女，最終成長為一個善于權謀的深宮婦人。拍了那麼多現代劇，拍一部古裝劇《甄嬛傳》也大獲成功，讓不少人說鄭曉龍總是“踩在流行點上”。

《甄嬛傳》劇照。資料圖

“我沒有故意踩什麼流行的點，但堅持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堅持關照現實，所以很容易就踩上了。”鄭曉龍說，《甄嬛傳》《紅高粱》《芈月傳》都是以現實主義态度做的，2014年《求是》雜志第一期有一篇評論，提到甄嬛是對封建制度下婚姻的批判，這令鄭曉龍非常開心，覺得說到了自己心裡。

“我們不是講古時候卿卿我我的愛情，之前一些古裝劇把宮廷講得美好快樂、皇上至情至性，不符合曆史唯物主義。我們看這個小說是因為有一個好的人物關系，但如果沒有好的價值體系，是不行的。我把劇情設置到雍正年代，就是希望增加對封建制度的批判。”鄭曉龍說。

現在觀衆看到的《甄嬛傳》，是鄭曉龍和團隊大刀闊斧改編之後的。安陵容在原著小說中是因為跟甄嬛的哥哥相愛，後來和甄嬛反目。但鄭曉龍和團隊将其改成了“安陵容的父親安比槐因軍糧的事兒被牽連了，找甄嬛但認為甄嬛不幫她，才投靠皇後，跟甄嬛反目”。

在鄭曉龍看來，封建社會，皇帝選妃，選的都是官家女子，利用後宮平衡前朝，利用前朝平衡後宮，華妃就是這樣的悲劇，不隻是年羹堯跋扈，皇帝才開始防範她。而是一開始就防範，歡宜香就是明證。“皇帝不可能和妃子們産生真正感情，皇帝也不可能對一個女人真的長情，祖制就不允許，隻是開枝散葉，雨露均沾，從而讓封建世襲制度一代代接續，團隊是帶着典型的批判思路去拍的。”鄭曉龍說。

“美國版《甄嬛傳》的介紹詞是：一個不屈的靈魂，一個弱女子，對抗整個大清帝國。都很真實，但一些觀衆卻認為是體現‘腹黑’，我覺得就是沒看懂我們的用意。”鄭曉龍說，延安文藝座談會要求文藝對封建落後的要批判，《甄嬛傳》積極的社會意義之一就表現在，甄嬛想得“一心人”，但得不到，雖然貴為太後，還是很落寞很無助。

《甄嬛傳》海報。資料圖

“《甄嬛傳》主要是宮鬥，在《芈月傳》裡宮鬥少了，這裡的宮鬥不僅是為了争寵，更有家國情懷。戰國時代，嫔妃基本都是各國的公主，聯姻、和親是基本的婚姻形态。各國通過這種方式與其他國家建立聯系。嫔妃之間的争鬥，反映的是各個國家間的政治關系。”《甄嬛傳》之後，鄭曉龍對《芈月傳》有着新的深入思考，芈月反對世襲，重視軍功，是中國曆史上從奴隸制到封建制轉化過程中先進生産力的代表。

“古裝劇也要有曆史唯物主義态度和曆史唯物主義創作精神，不是簡單展現宮鬥，唯有如此才能增強劇作的厚重感和感染力。”鄭曉龍說，《甄嬛傳》的主題是批判，《芈月傳》則努力想帶給觀衆積極的勵志。

文藝反映生活、影響生活，

創作者要有這種擔當，也要有這種自覺和魄力

1982年，剛大學畢業的鄭曉龍，來到了北京電視藝術中心（原北京電視制片廠）。由于出色的業務能力，他從編輯一路升任到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主任。鄭曉龍在這裡工作了27年，曾完成過多部“自上而下”的作品，斬獲諸多“五個一工程獎”。

“第一次讨論《渴望》的劇本，我們一堆人在飯店讨論了四五天，當時初步準備寫主要發生在家裡的一部劇，所以定為室内劇合适。同時有工廠辦公場景，需要大量外景。第二個需要确定的就是，主角是誰。我們希望反映生活中的真善美，就選擇劉慧芳這樣的主角，定位為年輕漂亮，又善良又賢惠，為家人努力，然後再有了王滬生、有了丢孩子的情節……但無論情節如何設計，都要在現實主義的框架下展開。”如今，回憶《渴望》的劇本初創，鄭曉龍還會感慨創作環境對創作者有着何等重要的作用。

電視劇《渴望》海報。資料圖

那時候，一批年輕創作者聚集在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王朔、蘇磊、朱小平、陳建功等青年作家，都和鄭曉龍一起做過劇本。從小說改編或領導給題目，到走向獨立創作，鄭曉龍時常與身邊活躍的文學青年在一起尋找選題和思路。正是在這樣的創作環境中，《北京人在紐約》《一場風花雪月的事》等一大批現象級的現實主義題材電視劇先後破土而出。然而近年來，進入觀衆視野的這類電視劇不多反少，劇越來越多，很多觀衆卻還是大呼“無劇可看”，原因何在？

在鄭曉龍看來，“我們現在大量現實題材的劇，卻不是現實主義的态度，比如偶像劇、韓劇，是現實題材，但不是現實主義。一些偶像劇裡生活都搞得那麼美好，那不是現實主義，但确實很多年輕人喜歡。時尚、現代，還用一些淺顯的有趣的方式，讓年輕人容易‘看進去’，卻不再深刻思索國家、社會、人生，這個現象決不可取。現實主義對生活細節、邏輯安排是合理的，我們拍《金婚》《永不放棄》等，都屬于當年的爆款，都是典型的現實主義創作，還有《春草》《我是老闆》，講改革開放進程中小人物的命運。”

讓鄭曉龍感到欣慰的是，這些帶着現實主義思考的劇集不僅收獲了高收視、好口碑，還發揮了一些意外的作用。“《北京人在紐約》，起初大家覺得會不會太貶低外國了？但是确實‘洋插隊’不像大家想象那麼美好，那一年我們的‘出國熱’确實一定程度上降了溫，這就是一部劇對現實的影響。”鄭曉龍回憶，《渴望》播出後，犯罪率下降，劇組獲得了公安部表彰。《金婚》播出後，婦聯告訴他當年離婚率甚至出現了一定下降。

電視劇《金婚》海報。資料圖

“這就是文藝作品對現實直接的影響，更别說現實主義反映的人性美好、對人性黑暗的鞭笞，給大家帶來的啟發有多少了。我們的時代還是現實主義的态度，文藝反映生活、影響生活，創作者要有這種擔當，也要有這種自覺和魄力。”鄭曉龍說。

真實地反映時代，真正深入生活，

直面生活中的問題，才能做出真正成為高峰的作品

日前，由鄭曉龍擔任總導演的電視劇《功勳》也在熱播中。該劇是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組織創作的重大現實題材作品、“理想照耀中國——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展播活動劇目，系首部全景式展現8位“共和國勳章”獲得者真實故事的電視劇。對于《功勳》這部新作，鄭曉龍說“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從整體看，應該算交上了一份及格的答卷”。

“搞傳播的人，要懂接受心理學，懂觀衆的普遍接受态度，否則事倍功半。”鄭曉龍回憶《功勳》的拍攝過程，攝制團隊一緻認為要先考慮到觀衆“接受什麼樣的”“不接受什麼樣的”：“空喊口号，搞僞激情，過度拔高，觀衆不接受，認為不真實。英雄，指的是他的事迹，而不是口号。”

電視劇《功勳》海報。資料圖

在鄭曉龍看來，當觀衆不能感受到人的美好的時候，就不接受，觀衆能感受到的時候，就很容易接受。“比如，樸實的人物，表達他們的樸實很重要。不要拍攝成‘帶領群衆怎麼奉獻、多麼偉大’。他們就是默默無聞的，心裡沒想過自己多偉大。一心踏踏實實做工作，最後就可能出成績。”鄭曉龍舉例說，《功勳》中，也有像張富清這樣的人物，沒有什麼耀眼的成績，但他的品格在那兒，多年來深藏功名，所以組織上把他樹立成功勳楷模。“我們希望是吸引觀衆去看，而不是組織觀衆去看。”鄭曉龍說。

怎麼判斷一部劇的優劣？鄭曉龍說，自己一直堅持兩條标準：“一是人設、語言，要符合現實生活中真實的人的真性情。很多作品不說人話，不按照正常人标準做事，很可笑。二是價值觀是不是正确，電視劇一定要講社會主流價值觀。”

《功勳》劇照。資料圖

具體到創作中，鄭曉龍認為，不管是寫曆史中的人，還是寫現在的人，文藝作品人物塑造都應該突出其“典型性”，反映現實中的人物、人性、人格，人的尊嚴、美好等，真實剖析他們具有的各種各樣的缺點、優點、性格、思想、價值觀、欲望。

民族大事或創作憂思，鄭曉龍皆能彙成一鍋飽含人情味的高湯。這種人情味，源于他對現實主義創作風格的堅持。他認為，每個人在戲裡的個性，和對社會的認知，事先都要有源于生活的設計。

犀利的日常觀察，往往令鄭曉龍的作品成為在時代熱銷的精神食糧。拍攝《北京人在紐約》之前，鄭曉龍曾去美國體驗生活半年。在美國的那段時間，鄭曉龍修改了原著中的一些情節：加了大衛這個人物，加了王啟明和郭燕離婚的情節，大衛會說中國話，在中國做傳教士，在台灣當過兵等。在鄭曉龍看來“這是典型化”：“去了美國，當然得跟美國人發生點聯系，而中國人講究‘奪妻之恨、殺父之仇’，我把你生意給搶了，這樣才有意思。”

談及創作技巧，鄭曉龍說自己還有一個堅持，就是語言要符合人物的真性情。比如《甄嬛傳》中有許多到如今還流行着的話，皇後的“臣妾做不到啊”和華妃的“賤人就是矯情”，都成了被網友“玩壞了”的典型語言。

“在特定的那個氛圍中，讓你覺得很真實地反映了這個人物的形象，那這種語言就是成功的。語言的設計要看人物身份，不同身份有不同語言，要注意語言的文學性、生活性的統一，如知識分子與農民工的語言不同。什麼時代講什麼時代的語言，古裝劇帶點文言，觀衆會比較容易理解那個時代，故意用白話，是另外一回事。”鄭曉龍說。

談及“文藝創作有高原無高峰”的問題，鄭曉龍說自己總在想：什麼是高峰？缺什麼樣的高峰？得獎的？掙錢的？他說“都不一定”。大浪淘沙，曆史時空留下來的優秀的經典的明珠，就是高峰，經得住時間考驗。在鄭曉龍看來，中國走向偉大複興，就應該出偉大的作品，出經得住時間考驗的高峰，不是“說這個是高峰，它就是高峰”，而是要被時間考驗、被人類共同考驗的。

“《紅樓夢》當初是禁書，現在是高峰。漢朝骈體文，當初辭藻華麗、用典準确，但是用于宮廷文學，隻為皇上歌功頌德，曆史就不可能給留下來。最後留下的，比如《窦娥冤》，比如明清的小說，留下來的是真實的反映。”鄭曉龍說。

除了審美、娛樂，文學作品還有認識的價值。他又以《紅樓夢》為例，認為《紅樓夢》就是封建社會的一面鏡子，托爾斯泰的作品就是俄國農奴社會的鏡子。“最重要的就是現實主義态度，真實地反映時代，形象大于思維，藝術家、創作者，要真正深入生活，直面生活中的問題，真實反映其優點缺點，不加虛飾地反映，才可能做出真正成為高峰的作品。”鄭曉龍說。（楊維瓊對本文亦有貢獻）

來源：中國青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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