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離騷中屈原的懷才不遇?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舉攻破楚國國都郢都，楚頃襄王狼狽棄城出逃，屈原拒絕了仕秦的邀請，在報國無門的極度失望中，62歲的屈原在五月初五懷石自沉于汨羅江，以身殉國，今天小編就來聊一聊關于如何看待離騷中屈原的懷才不遇?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如何看待離騷中屈原的懷才不遇

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一舉攻破楚國國都郢都，楚頃襄王狼狽棄城出逃，屈原拒絕了仕秦的邀請，在報國無門的極度失望中，62歲的屈原在五月初五懷石自沉于汨羅江，以身殉國。

屈原用生命去殉國家、殉理想，他的人格具有悲壯的美和巨大的感召力。屈原的悲劇向後代昭示：美的人格不會随着肉體的消失而泯滅，它能喚起麻木靈魂的警醒和自覺，激起人們對黑暗現實的反叛情緒，激勵人們向往光明和美好，培養人們高尚純潔的品格和愛國主義情感。

歌德說：“在藝術和詩裡，人格确實就是一切。”《離騷》是我國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的代表作，它以其奇妙的構思、絢麗的辭藻、深刻的内涵，開啟了我國抒情詩的先河，是屈原用他的理想、熱情、痛苦乃至整個生命熔鑄而成的不朽詩篇。這首自傳性質的波瀾壯闊的政治抒情詩，處處洋溢着詩人理想人格的壯美。屈原用他的愛國情懷和滿腔悲憤，在《離騷》中打下了異常鮮明的個性烙印，顯示了詩人人格的壯美，這一偉大創造，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悲劇是最崇高的藝術， 它表現苦難和毀滅的過程是為了突出真、善、美的價值，魯迅這樣評價《離騷》：“較之于《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憑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後儒之服膺詩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響于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可見《離騷》對中國文學的影響無法估量，屈原将人生的悲劇與藝術的悲劇有機而深刻地統一起來，讓《離騷》展現出一種震撼人心的悲劇美，從而讓我們看到屈原對理想人格的追求及他注定的人生悲劇。

崇尚真理，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是人格美的基礎，也是人格美的最高體現。屈原一生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是“美政”， 其主要内容是明君賢臣共興楚國。國君首先應該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享有國家。其次應該選賢任能，罷黜奸佞。另外，修明法度也是其“美政”的内容之一。

屈原主張“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也就是舉賢任能，立法富國。楚國本是當時的大國，但由于楚王的昏庸，緻使政治日趨黑暗，屈原的治國方案就是挽救楚國命運的良藥。《離騷》圍繞着楚國的出路何在，詩人自己的出路何在這兩個重大問題來寫，就像一首樂曲中的兩個旋律，要配合得恰如其分才能譜寫出優美的樂章。

《離騷》起筆不久就指出了楚國前途的危險：“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餘身之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屈原希望楚王能夠離開“幽昧”的小路，離開誤國的小人而采納他的治國方略，跟他走上國富民強的大道，這是他作為一名政治家的報負在其文字中的體現。

屈原的“美政”理想反映了他與楚國腐朽貴族集團的尖銳對立，表達了他革除弊政的進步要求，而其最終目的就是要挽救祖國危亡，使楚國走上富強的道路。他的思想在中國曆史上是先進的，在世界史上也是先進的，但他強烈地把治國安邦之心系附在楚王身上，有悖于現實，最終被扼殺在搖籃裡，政治報負的難以實現是其苦悶的起點，也是其人生悲劇的注定。

在《離騷》裡，毀滅屈原美政理想的，不僅有現實生活中的上官、子蘭一幫黨人及其靠山楚王，還有天國的守門人帝阍，《離騷》是一部帶着強烈浪漫主義精神的作品，屈原的理想人格愈崇高、愈深刻，他的毀滅就愈悲壯、愈撕裂人心。《離騷》通過“悲”來反射出“美”，通過毀滅展示出希望，從而歌頌光明，鞭撻黑暗、掃除污穢。

屈原所處的年代，正是秦、楚、齊、趙、燕、韓、魏戰國七雄争霸的時代，秦孝公對内重用商鞅實行變法，對外采用連橫策略，國勢日強。楚國在楚悼王時任用吳起為相，實行變法富國，足以與秦國抗衡。可是悼王崩，吳起被殺，自此楚國昏君當政、小人專權，龐大、守舊的貴族集團不勞而獲，消耗着大量的國家财富。

屈原博聞強記、明于治亂、娴于辭令（《史記 屈原賈生列傳》），才華過人的他二十五歲被楚懷王任命為左徙，力圖審時度勢、舉賢任能、修明法度、聯齊抗秦，輔佐懷王完成統一天下的霸業。

屈原明白，楚國完成霸業必須變革，而變革必定會觸及貴族集團的核心利益，必然會引起他們的反對、陷害，将影響自身安危甚至生命。楚悼王時期的吳起變法，秦孝公時期的商鞅變法就是前車之鑒。吳起變法，吳起被射死；商鞅變法，商鞅被“車裂”。這些殘酷的現實問題一度考量着年輕的政治家屈原。在深厚執着的愛國熱情下，屈原毅然決定，依靠楚懷王的支持，直面現實，沖破困擾，傾力治國。

可當他滿懷豪情、施展才華向着理想前行時，現實的殘酷讓他舉步維艱。昏庸的楚王聽信讒言，疏遠屈原，并将其放逐。屈原懷才不遇，報國無門，因此在《離騷》中，無論是自述身世、闡述理想、陳辭重華，還是遨遊天國、遍求知音、決心留楚，無不貫穿着屈原懷才不遇的憤懑之情。

司馬遷《史記 屈原賈生列傳》曰：“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優也。”王逸《楚辭章句》謂：“屈原履忠被谮，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由此屈原作《離騷》的原因一目了然。

屈原被放逐的經曆，在他的很多作品中得以映證，讀《抽思》，可知屈原曾流放漢北；讀《哀郢》，可知屈原曾流放到郢都以東的遙遠地區；讀《涉江》，可知屈原曾從今天的武漢一帶，一路流浪到了荒涼的湘西。然而肉體所受之苦較之于心靈的煎熬顯得微不足道，對故鄉思念的精神折磨卻讓他度日如年。“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屈原懷才不遇、壯志未酬，對郢都念念不忘，讓人不禁悲從心來。

屈原的理想人格之美突出在他對祖國的無尚忠誠和熱愛之上。屈原一生，無論是不斷加強自我修養，還是執着追求美政理想，抑或與“黨人”、群小頑強不屈的鬥争，都因一顆愛國之心。愛國固然正确，忠君卻有一定時代局限性。

在“晉才楚用”的春秋戰國時代，一個有才能的人如果在本國無法實現自己的報負，則盡可到異國他鄉去尋求出路。孔子孟子周遊列國，商鞅非秦人在秦變化，吳起非楚人而為楚改革，蘇秦、張儀那樣的策士們，更是朝秦暮楚，哪裡能發揮其才能就去哪個國家。但屈原雖被放逐，卻瞻顧楚國,心系懷王,不忘欲返,冀幸君 “世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妒嫉 ”之一悟 ,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

屈原對楚國的熱愛在《離騷》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詩一開始，他就表現出對楚國命運的憂慮和矢志獻身楚國的決心：“豈餘身之殚殃兮 ，恐皇輿之敗績。”他願意奔走先後，為楚國開辟通向富強之路：“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當他遭讒見疏乃至被放逐時，他心心念念的還是國家：“餘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

誠然，屈原的愛國與忠君密不可分，但在封建時代，君國一體，國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國家的象征，隻有獲得國君的認同才能實現自己的興國理想。這是時代的局限性。屈原的忠誠不二，不侍二主的情懷注定了他投江的悲劇，但他的愛國情懷，卻感人至深，不斷激勵着我們前行。

屈原把他的人生悲劇寫入《離騷》，通過人生的苦痛來思索人生的意義，通過求索來探尋理想的人格。正如美學家鮑列夫在其《美學》中所說的那樣：“悲劇是哲學性的藝術，它提出和解決生命中最高深的問題，認識存在的意義和分析全局性的問題。”因此，《離騷》充分發揮了悲劇特有的美學功能，是屈原的理想人格在其悲劇人生中的文學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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