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劉勰的《文心雕龍》可以說是一部空前絕後的著作。它總結了自上古至南齊以前中國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豐富經驗，其論述之全面，體系之完整，不僅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中首屈一指，而且在世界文學理論寶庫中，也占有崇高的地位。正如魯迅先生所說：“東則有劉彥和之《文心》，西則有亞理士多德之《詩學》，解析神質，包舉洪纖，開源發流，為世楷式……。”①曆代文人學者都給予《文心雕龍》以很高的評價。清代學者章學誠曾贊揚《文心雕龍》“體大而思精”“籠罩群言”(《文史通義·詩話篇》)。“五四”以來至解放後，《文心雕龍》研究更是日趨壯大，出現了許多用新的學術觀點和方法研究《文心雕龍》的論文和著作。到今天，《文心雕龍》研究已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号稱“龍學”。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學者也對《文心雕龍》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我國文學批評就産生了這樣輝煌的著作，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

一、劉勰的生平事迹：

《文心雕龍》的作者劉勰，字彥和，生卒年不詳。範文瀾《文心雕龍注》認為劉勰大約生于劉宋泰始初年(公元465年)，卒于梁普通元、二年間(公元520-521年)。這是關于劉勰生卒年代最有影響的說法。近年來有學者根據一些佛教文獻的記載，推測劉勰可能卒于梁中大通四年(公元532年)，甚至是梁大同四、五年，但學術界對此尚有争議。

劉勰原籍東莞莒縣(今山東莒縣)，但西晉末年永嘉(晉懷帝年号)之亂(公元312年)時，其家族已南遷至京口(今江蘇鎮江)。關于劉勰的階級出身，目前學術界也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他出身于沒落士族，也有人認為他出身庶族。劉勰的祖父劉靈真是宋司空劉秀之的族弟，父親劉尚作過越騎校尉，是個地位不高的武官。劉勰幼年喪父，家境貧寒但笃志好學。他曾跟随南京定林寺一個名叫僧佑的和尚學習，達十多年。僧佑是當時著名的高僧，南齊武帝永明年間奉敕入吳，宣講佛法，并在定林寺建造經藏，廣泛搜集和整理佛教的典籍。劉勰就是在這時一面随僧佑學習，一面參加檢校經卷的實際工作。名師的指點，定林寺裡豐富的藏書，加上劉勰本人的刻苦學習與鑽研，使他博通佛教經論，同時兼通儒學與文學，這就為他寫作《文心雕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劉勰一生寫過不少闡揚佛理的文章，據說當時“京師寺塔及名僧碑志”，很多都出自劉勰之手。可惜他這方面的作品多已散佚，現存僅有《滅惑論》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兩篇。而使劉勰青史留名的，則是他以儒家思想為基礎寫成的《文心雕龍》。

劉勰寫作《文心雕龍》的時間，一般認為是在齊末，此時他大約三十多歲。入梁後， 又對該書作了局部的修訂，如在《時序》篇增加了“今聖曆方興”一段文字，并對梁武帝蕭衍的名字加以避諱(《文心》書中凡該用“衍”字的地方皆不用)等。公元502年，梁武帝蕭衍代齊自立，改年号天監。他登基後不久，為網羅人才，鞏固統治，曾下诏求賢曰∶“可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滞——若懷寶迷邦，蘊奇待價，蓄響藏真，不求聞達，并依名騰奏，罔或遺隐。”(《梁書》卷二)大約就是在這時，劉勰看到自己仕進的機會來了，便将《文心雕龍》獻予梁武帝的寵臣、大文學家沈約，以此作為自己進身的階梯。

大約正是由于沈約的舉薦，劉勰在天監初年被聘為奉朝請。這是個有名無位的虛銜，但它使劉勰有了作官的資格。以後劉勰曆任中軍将軍臨川王蕭宏的記室、車騎倉曹參軍、太末縣令、仁威将軍南康王蕭績的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等。本傳記載劉勰任太末縣令時“政有清績”，但具體有哪些事迹，現已無從查考。大約在天監十八年前後，劉勰上表建議二郊的獻祭應與七廟一樣改為蔬菜瓜果。這話迎合了笃信佛教的梁武帝的心意，加封劉勰為太子屬下的步兵校尉，但仍兼東宮通事舍人。故史稱劉勰為“劉舍人”。

天監十七年(公元518年)五月，劉勰的老師僧佑逝世，定林寺裡收藏的大量經卷需要有人整理編撰。大約在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蕭衍敕命劉勰與一個叫慧震的和尚一起到定林寺編撰經書。這項工作大約進行了兩三年，完成後，劉勰便啟奏皇上請求出家，并先燒去自己的鬓發以表示決心。梁武帝批準了他的請求，于是劉勰就在寺裡改變了服裝，并起法名慧地。又過了不到一年，他就在定林寺裡孤寂地去世了。

二、劉勰寫作《文心雕龍》的動機：

劉勰一生在曆史上最重要的貢獻就是他所著的《文心雕龍》。劉勰寫作《文心雕龍》的動機，用他自己在全書總序《序志》篇中的表述來說，那就是救弊、補偏和立身揚名。首先，劉勰寫作《文心雕龍》有其現實的針對性，那就是要矯正六朝時代江南的文風。隋代李锷在《上隋高帝革文華書》中曾對江南文風作過如下的描述：“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複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争一字之巧。連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這種文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内容空洞，缺乏真情實感。如劉勰在《文心雕龍·情采》篇中所謂：“繁采寡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二是在形式上竭力追求新奇，如《文心雕龍·定勢》篇所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厭黩舊式，故穿鑿取新 。”三是缺乏“風骨”，即缺少昂揚雄健的氣勢。恰如《風骨》篇所批評的“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劉勰對這種文風是極為不滿的，認為它違背了文章為封建政治、封建國家服務的根本宗旨。他在《序志》篇中說：“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緻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而他當時的文章卻“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繍鞶帨”，終将導緻“離本彌甚，将遂訛濫”。為了挽救時弊，所以他“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其次，劉勰寫作《文心雕龍》的目的，是要補前人文論之偏缺。魏晉六朝是文學批評空前繁榮的時代。《文心雕龍·序志》篇說：“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僅就史有記載，且比較重要的而言，劉勰之前出現的文論著作就有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摯虞的《文章流别論》、李充的《翰林論》等。此外，《序志》篇還提到曹植的《與楊德祖書》和應瑒的《文質論》。這些著作的出現，為劉勰寫作《文心雕龍》開辟了道路，也給劉勰提出了新的課題。在劉勰看來，這些著作都是“各照隅隙，鮮觀衢路”，隻看到一角一隅，很少能全面地看問題，更不能作探本尋源的考察，即“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因此他覺得自己有責任來總結曆代創作的經驗，糾正前代文學批評著作的不足。

其三，劉勰寫作《文心雕龍》是為了立身揚名。魏晉六朝社會政治經濟的變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會心理和文化思潮的變化，在許多文人心中喚起了人的自覺。也就是在傳統觀念和信仰标準被懷疑和否定的條件下，人對自身命運和價值的重新發現、把握和追求。早在曹丕的《典論.論文》中就已喊出了“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時代強音。劉勰在《序志》篇中更自我表白說：“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為了追求不朽的名聲，所以他要著書立說。而著書立說，在劉勰看來最有意義的莫過于祖述儒家經典，即所謂“敷贊聖旨，莫若注經”。但這方面的工作，前人已有很大的成就，用劉勰的話來說，就是“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于是他要選擇一個前人尚未深入開掘的領域，那就是論文。

三、《文心雕龍》全書概況：

《文心雕龍》是一部用骈體文寫成的廣義文章學理論著作，其論述範圍涉及劉勰當時所能見到的各種文體，即所謂“論文叙筆，囿别區分”。但其論述的重點，又明顯偏重于“以雕缛成體”的美文學。《文心雕龍》一書的書名，按照劉勰本人在《序志》篇中的解釋：“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以及“古來文章，以雕缛成體”，可知其意思是說：“寫作象雕刻龍紋一樣美麗的文章所運用的心思。”全書共五十篇，約兩萬餘字。按劉勰自己的劃分，分為上下兩篇(編)。上編二十五篇，以文體論為主；下編二十四篇，以創作論和修辭學為主，兼及批評論和文學發展史。最後一篇《自序》為作者自序，所以實際談論文學理論問題的是四十九篇。故《序志》雲：“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

根據劉勰在《序志》篇裡的說明，《文心雕龍》開頭的《原道》、《征聖》、《宗經》、《正緯》、《辨騷》五篇是“文之樞紐”。所謂“樞紐”，是關系到全書的一些關鍵性問題，表明了作者的基本文學思想。從《明詩》至《書記》二十篇是文體論。劉勰在這一部分本着“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的原則，系統論述了各體文章的性質、曆史發展和寫作要點，既是文體風格與寫作論，也可以看作是簡要的分體文學史。下編二十四篇是在廣泛研究各體作品及大量作家創作經驗的基礎上，總結歸納出一些基本的文學理論問題。其中自《神思》至《總術》十九篇，再加上《物色》共二十篇，讨論了有關創作的各方面問題：從創作構思、藝術風格、繼承革新、内容與形式的關系等重大原則問題到具體的寫作方法，可謂“苞舉洪纖”、綱目并舉。《時序》、《才略》兩篇是文學史和作家論，扼要評述了曆代文學發展概況和著名作家的特點與風格。《知音》和《程器》兩篇，則讨論了文學批評方面的重要問題。全書最後一篇《序志》介紹了作者寫作本書的動機、宗旨和全書結構。書中各部分有着較強的内在邏輯性，比較完整地表達了作者對某個方面文學問題的意見。同時各部分内容又彼此呼應和配合，構成一個相當嚴密的體系。

【注釋】

①魯迅佚文《詩論題記》，載西北大學《魯迅研究年刊》1974年創刊号。第35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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