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其著作《呐喊自序》中寫道：“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嗎？我以為在這途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在他為《阿Q正傳》俄文譯本寫的自叙傳略中也說：“聽人說，在我幼小的時候，家裡還有四五十畝水田，并不很愁生計。但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我寄住在一個親戚家裡，有時還被稱為乞食者。”。

同樣在《呐喊自序》中還有記載：“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裡，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台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台 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裡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台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 藥。”

總之，幾乎所有介紹魯迅生平的資料，都講了魯迅出生在一個殷實富足的官宦門第、書香世家。少年時，他家裡發生了一場變故而使家道迅速敗落。很大程度上說，周樹人之所以會變成魯迅，與周家的敗落有着直接的關系，而後者又與其祖父周福清的科場賄賂案有着直接的關聯。

魯迅的祖父叫周福清（緻福），字震生，又字介孚，号梅仙，乃魯迅父親周用吉（字伯宜）之父，以周介孚的名字最為人所熟知。他在33歲那年（同治十年）以殿試三甲第15名成績欽點翰林院庶吉士。

要說周介孚的才學确實相當不錯，翰林院是文翰之林、文翰荟萃之所。翰林學士或稱掌院學士管帶下的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侍讀、侍講、修撰、編修、檢讨和庶吉士等，統稱為翰林，他們實際上是皇帝的文學侍從兼顧問、參謀、秘書班子，一般隻有一甲和二、三甲中非常優秀的進士才能當翰林，曆來被視為“清貴”之選。

古話說得好：古來材大難為用。周介孚為人、做官都不太圓融，個性很強，或許還有點恃才傲物，說話做事近乎刻薄，也不太注意場合。

翰林院三年散館後，他出任江西金溪知縣，卻因頂撞上司，被告到上司的上司——兩江總督沈葆桢（林則徐女婿）那裡，于是沈督以“辦事颟顸”罪名參了他一本，被革去知縣降為教谕（相當于縣教育局長）。

自視甚高的周介孚自然不願做清苦的小小教官，在同鄉京官李慈銘的指點下，他賣田捐官在京候補，最終補了一個從七品的内閣中書（相當于部委秘書），這樣又做了十幾年的京官，直至魯迅的曾祖母戴老夫人去世。

封建社會遵從儒家“百善孝為先”的道德禮儀，朝廷現任官員如若逢父母去世，無論此人官居何職，都必須停職守制，在家守孝報恩滿三年才能複職。

這樣周老爺子回紹興奔母喪，并守孝三年。這個制度叫丁憂。丁者，遭逢、遭遇也；憂，居喪也；所以“丁憂”就是遭逢居喪（在家守制）的意思。

這三年，周介孚本可以安靜地在家讀書，陪陪親人，教教兒孫，盡享天倫之樂，但秉承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志的他卻樂不起來：原因是他的兒子周用吉已經33歲，從十幾歲就中了秀才，鄉試卻連續名落孫山。他自己可是29歲就中舉人、33歲就中了進士進翰林院的。

可以說，周介孚中青年階段還是順風順水，志得意滿；相比之下，他兒子（魯迅的父親）卻是差強人意，比老子當年差多了！

光緒十九年（1893年）春，因第二年即1894年正好是慈禧太後的六十大壽，為了表示慶祝，本應在次年進行的鄉試便提前到這一年舉行全國癸巳恩科鄉試。

得知前來浙江做主考官的殷如璋是周介孚的同榜進士（同年）這個消息，馬、顧、陳、孫、章五家親戚因本年有兒子應試，他們就湊足萬兩銀子找上門來，讓周介孚送給殷如璋，以便讓他們家的孩子鄉試高中，并承諾事後還會給一定的報酬。

這年魯迅的父親周用吉也參加鄉試，這樣連周用吉在内，一共是六人。周介孚決定自己牽頭去向浙江主考大人殷如璋行賄，呈上去的信封上标明“宸衷茂育”，另附一張“銀票洋銀一萬元”的支票。

但是在最關鍵的環節上，周介孚犯了一個緻命的“錯誤”。如果他選擇一個頭腦靈光會辦事的人，也許此事便會一帆風順，但他用的卻是個老實有餘、精明不足的鄉下粗使下人——陶阿順。

當打聽到殷如璋這次是從水路來浙江，将要在蘇州稍作停留後，周福清就決定在蘇州與殷主考勾兌。于是，他帶着仆人陶阿順先到蘇州等候。當主考官殷如璋乘坐的船隻到達蘇州阊門碼頭時，為避人耳目，周介孚自己留在私船上，打發陶阿順先到考官官船上投貼拜會，先行接洽。

受周老爺指派一直候在碼頭的陶阿順見船靠岸，他馬上揣着信去投帖。其時殷如璋正與副主考周錫恩聊天，他讓随從收下信件就打發陶阿順快走。主考知趣，得信瞟了一眼并不立即拆看。

随後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阿順乃普通鄉下人，生怕大額銀票有所閃失，因而不知輕重，在外邊等得急了，便扯開嗓門喊：“殷老爺，信裡還有一萬兩銀票呢，大人收了銀子怎麼連個收條也不打啊？”

聽到喊聲，殷如璋尴尬至極，隻好把那封信遞給副主考官周錫恩，以示自己無私。信一拆開，一張紙條和銀票一起掉了出來。紙條上寫的是：“計開：馬（官眷）、顧、陳、孫、章；又小兒用吉。均用‘宸、衷、茂、育’字樣。”

很明顯，周介孚牽頭欲用一萬兩銀子買六個舉人。這六人中，“小兒用吉”是指魯迅的父親周用吉；“馬（官眷）”，表示這個姓馬的秀才是現職官員之子，剩下顧、陳、孫、章四人也花了銀子，請求照顧。

怎麼照顧呢？訣竅便在“宸、衷、茂、育”四字上，也就是将來考試答卷中要記上去的暗号，主考官如果在批閱試卷中看到有用這四個字做标記的，便可高擡貴手！

陶阿順這一喊，不光正、副主考官，當時蘇州知府王仁堪也在座，還有一大群聽差的也都聽到了。曆史上殷如璋的官聲并不好，他也不是什麼廉潔高尚之人，有很多浙江學子指責他昏庸貪渎！要不，周介孚也不敢貿然行賄，且是集體作弊。

但是，此時此刻的殷如璋哪敢徇私？于是乎，他搖身一變，翻臉不認人，本不甚清廉的他立馬成了鐵面無私的包公，下令逮捕陶阿順送交蘇州府審訊，并一查到底。

周介孚就這樣吃上了官司。凡涉及到本次舞弊案的相關人員，皆被收押。科舉取士涉及到國家用人根基和國脈所在，清朝一貫從嚴究辦，甚至清代科場舞弊案中，曾出現一品大學士也被殺頭棄市的重錘！信内提到的幾位舉子“一并扣考 ”，不得參加考試。

周介孚先是以患病為由逃到上海躲避，後聽說朝廷已下令将他革職，正四處查拿。他知道逃無所逃，還可能會連累家人，遂回浙江紹興府會稽縣衙投案自首，被押赴杭州審訊。

這一案子經過幾個月的審理，浙江巡撫嵩駿于光緒十九年(1893)十一月初十日将審理意見奏報朝廷，認為周福清暗通關節，按大清律例應該處斬，但考慮到周福清“一時糊塗，聞拿畏罪，自行赴縣投首。”、“中途投遞信函求通鄉試關節未成，贓亦尚未與人，不無可原”等理由，建議朝廷适當從輕處理。

負責辦理此案的浙江巡撫和刑部衙門都想在刑罪上減等，免周福清一死。再者，從地方到京城都知道第二年是慈禧太後的六十萬壽，按慣例不宜興大獄，于是刑部多方開脫，鑒于“主犯”周福清賄賂未遂，“較之已成未中者，情節稍有區别，應于斬罪上量予末減，拟以杖一百，流三千裡”，即從斬刑上量減一等，改為充軍新疆。

清朝的司法慣例，刑部拟罪重，由皇上的禦筆改輕，顯示“恩出自上”，即“好人”由皇帝老兒自己來做！

但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企圖革新自強的光緒皇帝大為震怒，禦筆親批：“科場舞弊例禁綦嚴，該革員辄敢遣遞信函，求通關節，雖與交通賄買已成者有間，未便遽予減等。周福清著改為斬監侯，秋後處決，以嚴法紀而儆效尤”，也就是“死緩”。

1894年秋審周福清因慈禧六十大壽，施行大赦而被列入緩決類，繼續收押在杭州獄中。為營救周福清，周家花錢買通官府，刑期盡量往後拖。周家有四五十畝地，經魯迅父親周用吉之手賣了20畝。諸道關節被打通，當年秋後周福清沒有被處斬。

這一來，周家可慘了。從光緒二十年起，每年都要設法活動。清朝制度，凡判決死刑的罪犯監候處決者，于秋審及朝審後，開具名冊案由，奏請予勾，其經皇上禦批勾除者，即照原判處決人犯，行話就叫“勾決”。所以隻有每年将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決”名冊中“實情”一欄之外，才能免死。

這筆花費是相當可觀！此外，周福清以“死囚”關在浙江臬司監獄中，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如果希望獲得較好的待遇，必須上下打點，也不是一點半點銀子的事。以後一年年往後拖，年年花錢打點，一直拖了八年。

由于周介孚在犯罪潛逃期間，魯迅父親周用吉曾被清朝官府抓進監獄頂罪。周用吉的健康狀況本來就很差，不堪這樣的重負，再加上被并處革去生員身份。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科舉時代，秀才身份幾乎就是讀書人的進身之階。

周用吉感覺前途無望，于是萬念俱灰，憂郁悲憤，借酒消愁，後為病魔所纏，又為庸醫所誤，很快就去世了，死時年僅36歲。

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接着義和團運動爆發，清王朝滿目瘡痍，亂成一鍋粥。刑部的監獄也放松了管理，緻使許多犯人逃跑。民亂平定後，清政府規定凡能投案者悉予免罪。

刑部尚書薛升上奏給犯人減罪獲準，因此早就獲得好處的尚書薛大人趁機奏請赦免周福清。此時周福清已關了八年，光緒帝大約已經忘記了他自己當初嚴厲的禦筆親批死刑，也就準許了。

1901年3月19日魯迅祖父周福清被赦免，并允許回鄉。周介孚回到家時，身為長子的魯迅父親周用吉早已于1896年先期病故，孫兒們也已長大成人，長孫魯迅遠在日本讀書，真覺恍如隔世。

自科舉賄考案發後，周家既要變賣田産搭救周福清，又要為長期卧病的周用吉醫病，所以很快花光了所有資産，整個周氏家族也已經敗落。1904年7月13日，周福清抱着對社會和家族的失望，在家中病殁，時年67歲。他帶走的随葬品隻有幾個圖章和一些信件。次年，清政府宣布廢止科舉考試。

正是這次的科考案使周家徹底敗落，周用吉去世後，魯迅兄弟隻好跟随母親魯瑞被寄養在親戚家。十幾歲的少年，每天在白眼中生活，由此，便形成了魯迅的反叛、偏激、敏感和周作人的冷漠孤傲的性格，當然也成就了一代文豪魯迅。

系列：《魯迅三部曲之一》魯迅、周作人兄弟反目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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