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換個角度，來聊聊文字的傳播。我們還是從熟悉的漢字出發，而且會提到一個有趣的概念，叫“漢字文化圈”。

首先，我們從一個悲催的故事說起。

500多年前，在朝鮮的濟州島，有一個官員名叫崔溥。有一天，突然從家鄉傳來了他父親去世的消息，于是，他要從濟州島坐船回朝鮮半島參加喪禮。不曾想，出海的第一天就遇到了大風浪，漂出外海去了。一船人膽戰心驚地在大海上漂流了十來天，最終在中國浙江的台州境内登岸。

當時的中國正值明朝時期，沿海飽受倭寇侵襲，崔溥一行人差點被當成倭寇給砍了腦袋，後來好不容易說明了身份，最終沿着京杭大運河一路來到北京，還拜見了明孝宗朱佑樘，然後從北京走陸路，跨越鴨綠江，在出海五個月後，終于回到了朝鮮。

在這一段傳奇的經曆當中，還發生了一個悲慘但好像又有點好笑的小插曲。崔溥一行人在登陸台州之前，先是漂流到了舟山群島，在島上遭遇到了海盜。海盜把崔溥的衣服扒了，綁住手腳，拿棍子打他胳膊，要他把金銀财寶都交出來，不然小命不保。崔溥就大喊：“我們朝鮮又不産金銀，你就是打斷了我的胳膊，要了我的命，我也拿不出來，沒有呀！”

崔溥說的當然是朝鮮話，可是海盜們聽了，居然給他松了綁。

這是怎麼回事？

因為他們聽不懂崔溥說了什麼，得先給他紙和筆，讓他把話寫下來。

他寫了，讀完之後，海盜頭子很生氣，又把崔溥重新綁上，又打了一頓。

這個場景想來有些好笑，但是又很能說明問題。說明什麼問題呢？朝鮮來的崔溥，不懂中國話，他在抵達北京之後才遇到翻譯，但是在這之前，不管是跟政府官員、還是海盜、還是跟滿大街來看外國人熱鬧的老百姓，好像他都能溝通，怎麼溝通呢？那是借助筆和紙，寫漢字來溝通。

曆史上，漢字曾經跨越民族、跨越國界、跨越語言，傳播到說漢語以外的地方，成為共通的書面溝通方式。1919年，日本曆史學家西島定生借用西方的文化圈概念，圈出了一片曆史上大規模使用漢字而且文化相通的地區，命名為“漢字文化圈”。這個漢字文化圈涵蓋了哪些地方呢？按照我們今天現代國家的劃分來看，主要是中國、日本、韓國、朝鮮和越南這五個國家。

這幾個地方在曆史上有許多文化共性，比如說都有陰陽曆、都有大乘佛教、都有筷子、吃米飯、用漆器等等，在各個文化之間相互傳播。不過我們這裡主要關注的是漢字。

在很長一段時間内，今天的中國、日本、朝鮮、韓國還有越南境内的政權，都把漢字作為官方文字。通用的也不隻是漢字，還有漢字承載的文化内容，比如說漢詩。《源氏物語》裡就講過，平安時代的日本貴族，最愛讀白居易的詩。他們不僅讀漢詩，也寫漢詩。

明朝的時候曾經派使臣出使安南，也就是今天越南的北部，明朝使節當然以華夏自居，把安南看成是蠻夷，安南的君主就很不服，寫了一首漢詩來反駁，這首詩怎麼寫的呢？他說：

“欲問安南事，安南風俗淳。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玉甕開新酒，金刀斫細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這首詩的第二聯寫道：“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可見安南本國的禮樂制度跟中國的一樣，安南君主還特别引以為傲。沒錯，在漢字文化圈裡，儒家的禮樂制度是比漢詩更重要的共同文化基因。漢字文化圈都曾經崇拜孔子，讀四書五經，以忠孝仁義禮智信為最高的道德取向，都實行過類似中國的科舉制度，考試的教材，用的是儒家經典，考試答題，也用漢字寫作。

這裡咱們需要特别提一下，曆史上的中國常常同時存在多個政權，比如說古代的遼宋金時期，今天或許還有人會把遼啊、金啊，想象成蠻夷，但其實他們也是漢字文化圈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是核心部分。遼代創造了契丹文字，但是他們的外交文書呢，還是會用漢字，不但跟宋朝往來用漢字，跟西夏和高麗往來也是用漢字。

遼代貴族的墓碑，好像也總是要寫點漢字才顯得莊嚴，就算碑文的内容用契丹文寫，标題十之八九還是會用漢字。遼、金兩朝都實行科舉制度。金代科舉除了要考儒家經典，有時還會考詩歌和書法，這些當然也都用漢字。

從世界曆史的角度來看，跨地區、跨民族、跨語言使用同一種文字的現象很早就有了，漢字文化圈的情況并不是特例。比如說，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就是最早的跨語言文字。楔形文字最早的創造者是蘇美爾人。

而使用楔形文字的民族有好多家，其中最有名的是巴比倫，他們的語言屬于閃米特語，其實跟蘇美爾人的語言差别很大。跟漢字一樣，楔形文字也是意音文字，其他民族借用的是字形和字義，發音還是用自己民族的念法。

楔形文字在大約2000年前徹底消失，而漢字一直延續到了今天。不過，如今，朝鮮和韓國書寫的是諺文而不是漢字；越南也廢除了漢字，改用拉丁字母來書寫；日本是保留了部分漢字，但是它最重要的文字是假名。漢字文化圈的這些國家，為什麼會逐漸棄用漢字呢？

其實，日本、朝韓、越南棄用漢字的根本原因，很簡單也很明顯，就是文字和語言不兼容。漢字本來就是為了記錄漢語而創造的，一字一音，有天然的适配性。日本、朝鮮和越南學去的漢字用來寫漢語文言文，沒有什麼問題；但用漢字來記錄他們平常使用的日語、朝鮮語或越南語，就不那麼适合了。

我們拿日語來舉例吧。日本的櫻花非常有名。在日本漢字裡，這個櫻字的寫法就很奇怪，右上角不是像漢字這樣是兩個貝，而是三點（桜）。對我們說漢語的人來說，這個字很好記，因為左邊木字旁表示這是一種植物，右邊嬰兒的“嬰”提示讀音。

可是，對說日語的人來說，日語裡的嬰兒跟櫻花的發音完全不一樣，嬰兒的嬰字又那麼複雜，就幹脆把兩個貝簡化成了三點。這就可以看出，漢字裡的形聲字對說漢語的人來說方便記憶。但對使用其他語言的人來說，聲旁反而成了學漢字的阻礙。這是漢字或者說意音文字很難用來完整記錄其他語言的原因。

還有，日語的語法結構也跟漢語很不一樣，它有詞尾，類似漢語的虛詞，但數量要多得多。漢語裡的虛詞，像“的”“地”“得”，都采用諧音的辦法，借别的同音字來記錄。日語裡有那麼多詞尾，時态和語态一變，詞尾都要跟着變，那意義更加抽象，沒辦法用漢字來表達，隻好借用漢字裡的同音字來記錄這些詞尾的發音。

所以，早期日本人要用文字記錄日語的時候，就經常把漢字當成純粹的表音工具。這就像我們小時候學英語，在good morning旁邊，要用漢字寫上“古德貓甯”。這幾個漢字隻用來記音，不表示任何意思。日本最早的文學作品《萬葉集》，還有最早的曆史書籍《古事記》，就都是用這種方法來記錄的。

後來，日本人覺得，反正是記音，何必要用漢字那麼麻煩呢？而且漢字裡同音字又多，都用來諧音的話，你寫南方的“南”，他寫男女的“男”，我寫困難的“難”，都不統一。所以後來，他們就從幾個發音一樣的漢字裡挑出一個作為代表，固定使用，寫着寫着就從方方正正的漢字變成了漢字草書，再簡化成更抽象的符号，而且一個發音隻有兩種符号，分别用于不同場合，這就是今天的假名。其中一套叫平假名，另一套叫片假名。

和日本一樣，漢字文化圈的其他族群，也在漢字基礎上創造了自己的文字。

比如說，越南創造了喃字，這個“喃”就是口字旁加上南方的南。喃字跟漢字的關系非常緊密。比如說，越南語裡，“女性”念成gái 。那麼喃字就寫成左邊一個女字旁，右邊一個乞丐的丐，用的是漢字的偏旁，漢字的規律，但按照越南語的讀音和意思重新組合。在中國西南，過去有很多民族也用類似的方法創造了自己的文字，其中影響力比較大的是壯族的壯字。

比越南喃字改得再多一點的，要數遼、金、西夏時期的幾個北方民族。他們沒有直接拿漢字的偏旁來用，而是在漢字的偏旁上增減了幾筆筆畫，比如契丹大字、女真文字。還有一種，那就幹脆另起爐竈，重新設計偏旁，就像西夏文字。但總的來說，這些文字都還是跟漢字一樣，屬于意音文字。

大改的，像日本這樣的，還有朝鮮。朝鮮發明了自己的表音文字，稱為諺文。朝鮮語也跟日語一樣，有很多詞尾，比如大家都熟悉的“思密達”，和日本一樣，他們走上表音的道路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遼朝後來也從意音文字的契丹大字，變成了表音文字的契丹小字。

我們回顧一下，漢字文化圈的這些漢字以外的文字，統稱為漢字系文字，有兩個共同點。第一，這些文字都是用來記錄本民族語言的。第二，這些文字的造型都是四四方方、有橫豎撇捺筆畫的方塊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朝鮮的諺文。

諺文字母的造型，可以一路追溯到蒙古的八思巴文字，八思巴蒙文來自藏文，藏文又借鑒了印度梵文，但是諺文跟它的這些來源又不同，它是字母文字裡罕見的方塊字。打個比方，英語裡的teacher，按字母t-e-a-c-h-e-r從左寫到右，一列排開；要是按照諺文的寫法，就會把t-e-a像一個漢字那樣排在一個方塊裡，再把c-h-e-r也排在一個方塊裡。

所以從外形上看，諺文還是方塊字。這麼做與其說是技術上的原因，不如說是出于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覺得“方塊字才是字”。可見，漢字文化圈後來自創的文字哪怕不是漢字，還是會深受漢字的影響。

是不是其他民族創造出自己的文字以後，很快就會用新文字取代漢字呢？現實告訴我們，不是的。實際上，漢字在很長一段時間，仍然占據着最重要的地位，漢字還是受到推崇，民族文字反而遭到歧視。

比如說日本的假名，這個名字本身就帶有貶義。一個東西的名字，要是用漢字寫下來，才算真名；用假名寫下來，不過是假的名字而已。假名還有個名字叫“女手”，因為在平安時代的日本，漢字被看成是有權威的文字，而假名是女性才使用的俗字，地位低下，男性不屑使用。越南也是一樣。喃字創制之後，隻斷斷續續當過三十年左右的官方文字，其他時間仍然通行漢字。

日本和越南這樣的國家都如此，中國境内的少數民族更不用說。壯族的壯字在壯語裡叫做Sawndip，意思是生字，不成熟的文字。進取的壯族知識分子，還是要學習漢字，參加科舉考試，有時候反過來，他們還會更加歧視這些土字俗字。

一邊是象征着正統、高貴和典雅的漢字和文言文，一邊是生動、通俗地記錄、表達本族語言的民族文字，漢字文化圈的這些國家和民族，總是在兩者之間搖擺不定。如果自己的文字和自己的語言兼容，用起來也更方便，為什麼改變書寫系統這麼難呢？

這裡原因很多，其中一點可能跟過去文字教育被上層階級壟斷有關，平民、尤其是女性，缺乏學習文字的機會，“我手寫我口”并不是那個時代的首要呼聲。另一點原因是，光有文字還不夠，還需要足夠的文獻去支撐。朝鮮、越南長期奉行儒學，科舉考試采用中國的四書五經，在這種情況下想要推行本民族文字，難度當然很大。

日本、朝韓、越南這幾個地方，真正廢除漢字，或者減少使用漢字，要到20世紀下半葉。越南擺脫法國殖民，争取到獨立以後，才開始大規模推行拉丁字母。朝鮮半島過去用漢字跟諺文混合的方式書寫，直到朝鮮戰争後，北朝鮮和韓國才先後改用純粹的諺文。

日本沒有廢除漢字，仍然采取漢字和假名混合的書寫方式，但漢字的數量和比例都不斷降低，明治維新時降到3000個左右，二戰後又降到了2000個左右。

漢字文化圈的變化，一方面跟現代化有關，教育在全世界受到重視和普及，文字不再被壟斷。會說就基本會寫的民族文字，學習成本更低，更适應一般民衆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跟漢字文化圈的傳統秩序已經終結有關。就算在中國崛起的今天，那個以華夏為中心、其餘皆是蠻夷的舊格局，也不可能重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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