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筆法起源于孔子。孔子在寫《春秋》的時候，采取了“筆”和“削”的方法。所謂“筆”就是将原來的曆史記錄寫上去，“削”是指對原先的記錄進行删減。

孔子作《春秋》

文章本身不對曆史事件進行主觀的論述和評價，但是卻通過對史料的選擇性摘錄讓讀者自己體會到作者的觀點，從而達到暗含褒貶的效果，這種行文方法就是春秋筆法。這種能夠暗喻褒貶寫作手法被後世的文學家們廣泛應用。

羅貫中在進行《三國演義》的創作過程中，大量的運用春秋筆法，表達出了鮮明的擁劉反曹的立場。下面讓我們就從曹丕“三路伐吳”出發，讨論一下羅貫中是如何運用春秋筆法對曹丕的曆史形象進行改造的，以及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文學作品和曆史的差異。

羅貫中著《三國演義》也使用春秋筆法

曹丕的“三路伐吳”發生在夷陵之戰之後，《三國演義》中的曹丕不納谏言、剛愎自用、不通軍事的形象在這個事件中體現得淋漓盡緻。

夷陵之戰的時候，蜀國正在讨伐吳國。大夫劉晔勸說曹丕趁機讨伐吳國，被曹丕否決。而等到孫權不肯遣子為質的時候，曹丕才恍然大悟，然而此時形勢已經發生變化，賈诩和劉晔都不贊成起兵伐吳，但是曹丕痛恨孫權背信棄義，因此不顧賈诩和劉晔的勸阻決意南征。

說伐吳的是曹丕，說不伐吳的也是曹丕，羅貫中通過對曹丕這兩次不聽勸谏的描述使得一個不納谏言的“杠精”君主形象躍然紙上。

三國演義裡曹丕的“杠精”形象，劇照

羅貫中選取了曹丕不聽從勸谏的事例來加以描述，但是對他聽從勸谏的事例卻少有提及。從而讓讀者看到了一個不納谏言的曹丕，這就是春秋筆法的運用。

君主對臣下的建議本來就是權衡利弊之後選擇性采用的，幾次不采納谏言并不等于閉塞言路。更何況曆史上的曹丕還是能夠聽從屬下的勸谏的。

比如“三路伐吳”的時候曹丕采納董昭的計策使得夏侯尚及時撤軍避免了損失；之後聽從蔣濟的谏言追回給夏侯尚的生殺予奪特權的诏書，避免了朝堂勢力失衡；聽從辛毗的勸谏，不遷徙士兵家屬，避免了勞民傷财。

更值得注意的是曹丕非常喜歡打獵，而辛毗則勸谏曹丕出行打獵會讓臣下非常勞苦，于是曹丕外出打獵的次數也減少了，為了不讓臣下受累而壓制自己的興趣愛好，這也是賢明的表現。從這裡可以看出，曹丕是能夠采納臣子的谏言的。

另外曹丕還下達了《廣詢令》，明令百官要在自己的職務範圍内對他多加規勸。能夠做到這一步的君主，怎麼看都不像是一個不納谏言的人。但是這些能夠反映曹丕良好品質的事例在寫書的時候被羅貫中選擇性的忽視了。

魏文帝曹丕，畫像

羅貫中對曹仁的大軍失敗過程的詳加描述和之前曹丕的不納谏言形成了前後呼應，對比之下之下呈現出了曹丕不通軍事、剛愎自用的昏庸形象。

雖然《三國演義》中通過探馬來報的形式說曹休和曹真兩路大軍也失敗了。但是史書記錄卻恰恰相反：

對于曹休大軍的戰果《三國志》是這樣描述的：

帝征孫權，以休為征東大将軍，假黃钺，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馀軍，擊權大将呂範等於洞浦，破之。

而對于曹真大軍的戰果《三國志》是這樣描述的：

（曹真）與夏侯尚等征孫權，擊牛渚屯，破之。

由此可見，曹丕發起的三路大軍除了曹仁一路兵敗，其他兩路都是打赢了的。隻不過當時三國鼎立，吳國後方趨于穩定，又有長江天險可守，因此魏軍沒有擴大戰果。

羅貫中對戰敗的曹仁大軍的征戰過程花了很多筆墨來描寫，但是對曹休和曹真的大軍卻一筆帶過這其實也是春秋筆法的運用。最後給人的感覺就是由于曹丕不納谏言，輕啟戰端，導緻魏軍“三路伐吳”失敗，損兵折将，刻畫出了一個剛愎自用的昏庸君主形象。但是在讀者全面了解了相關史料之後，這個形象就會被淡化了。

三路伐吳時曹仁軍動向

基于史料所進行再創作的文學作品表現的往往是人物曆史形象的某一側寫。

以《三國演義》為代表的曆史類文學作品都引用了大量的史料，但是由于作者的主觀思想不同，所以援引史料的側重點也是不同的，因此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文學作品中被描繪出的人物形象往往也是不同的。

比如曹丕，他做了好事也做了壞事。如果作者覺得他是一個好人，那麼在創作過程中引用大量他做的好事來舉例子。如果作者認為他是一個壞人，那麼在寫文章的過程中會引用許多他做的壞事來舉例子。這樣就會給我們呈現出不同的人物形象。這也正是春秋筆法的魅力所在，它能讓讀者更容易接受自己的觀點。

史官秉筆直書，因此史書往往不帶有個人觀點，就算是點評也是盡量站在客觀公正的角度上。但是文學家的創作往往就是為了表達自己的觀點，抒發自己的情感，分享自己的感悟的，因此文學作品常常會伴有濃烈的主觀色彩，我們在看書的時候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能盡信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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