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稅收這個命題其實蠻複雜的，有關其重要性，教員曾有一句很形象的話：“手中沒有米，叫雞都不來”！中國曆史上的一些重要變法，其核心之一就是進行稅收變革，通過現有社會财富的重新分配，有效解決國庫内的銀子來源問題。

中國古代的稅收方式很簡單，大類上可以分為兩種，就是人頭稅和土地稅。人頭稅，就是按人數收稅，家裡有幾口人就交多少稅，簡單粗暴，執行成本較低，做好戶口登記就行了。

一般而言，王朝建立之初都是收人頭稅，并不收土地稅，其實這對窮人而言很不公平，因為農業社會的主要生産資料——土地，都在地主階層手裡。

之所以這麼征收的原因也怪無奈的，不過是因為人口好普查，隐瞞或漏報很容易被檢舉出來，收稅很容易。另外就是戰後土地需要開墾，恢複生産，征收土地稅，大家種地積極性就不高了。而且在古代，丈量土地很難，缺少專業的土地勘察人士，反而遍地是文盲，征稅核定标準不好界定。

退一步講，王朝剛剛建立，有土地的都是當地大戶，按土地收稅，他們也不樂意，皇帝為了維穩，更加傾向于拉攏這些人，幹脆就免其稅費。也有一些有意思的特例，比如說唐朝初建不久，唐高宗想要征富戶階層的稅，先是對天下的富商做了一次資産清查，按照資産數量劃分了三六九等，對不等等級征收數額不一的财産稅。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時期，為了鼓勵富戶階層更好的接受這個制度，李世民設立了7000多個基礎官員崗位，發布公告稱隻要納稅滿一年，這些富戶就可以從家族裡派出一人當官，任期隻有兩年，任滿之後有其他納稅大戶接任。

這個制度在唐代執行了很久，後期征稅額卻一降再降，主要是因為原先富戶換取的利益是當官，後來是免除俸役，對他們吸引力降低。這個政策簡單有效，但是在後世治理方面也引起了很大的非議，尤其是官商一體方面，有着很大的诟病。

繞得有點遠了，我們接着講人頭稅的征收制度是怎麼一步步演變到積重難返，需要進行變革的。

在農業社會裡，有這樣一句話：“三年豐,三年欠。六年一小災,十二年一大災”，是天象周期性規律，幾個災年磕碰下來，百姓們為了活命，要麼賣地，要麼抵押土地向地主借高利貸，最終失去土地，結局就是生産資源愈發集中，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種情況下，向窮人收稅就更加困難，朝廷财政就會出現問題，要麼變革稅法，要麼繼續加大貧民稅收。

曆史上的中興之主，都會在這個關鍵環節上厲行變法，把人頭稅，勞動稅，逐漸變革為土地稅，财産稅。

在稅法改革曆史上，雍正皇帝的攤丁入畝非常有名，赢得了很大的贊譽，稅法變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攤丁入畝，也就是人頭稅改為土地征收稅。

2、士紳一體納稅，原來免稅的富裕階層也要納稅。

3、追繳國庫欠款，那些花公家錢的要給吐出來，其實和現在的治理貪污腐敗是一個意思。

也就是這次改革，才延續了乾隆盛世，隻可惜乾隆看似一個明君，其實沒有他老子有治理才能，雍正推進變革成功，乾隆撿了勝利果實而已。所以曆史上雍正沒能善終，乾隆卻活了80多歲，凡是推進改革的，都是與現有利益即得集團做鬥争，斷人财路，如同殺人父母，參與階層之間的博弈十分激烈和殘酷。

稅法變革推進過程中存在着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但是卻有着事關王朝生死存亡的重要意義。

因為稅收直接影響的是社會财富在政府和民間的重新分配，稅法變革的本質是為了均貧富，向富人階層多收稅。變革成功了的，王朝中興，變革失敗了的，貧民階層不堪重負，矛盾就爆發了，曆史就會進入土地兼并加劇——農民起義的治亂循環。

所以，曆朝的雄主們總是下大力氣去整頓稅務，因為關于這種劫貧濟富的畸形稅收模式，導緻了太多的曆史慘劇。讀史而知興替，不論是文朝武功的大明帝國，還是自稱神聖的羅馬帝國，它們的繁榮崛起有着很多的因素交叉，但是它們的沒落都和國庫虧空，稅收制度不合理密切相關。

關于明朝，其實是一個非常牛掰的朝代，民族文化相對于唐宋更是到了一個巅峰時刻，名人有王陽明，黃宗羲，顧炎武，李時珍，楊慎等；軍事家有徐達，譚綸，李成梁，戚繼光等人；官員更是有張居正，徐階，海瑞等人；外交還有鄭和。這些名字，哪一個拿出來不是亮光閃閃？

在那個朝代，雖然沒有唐宋繁華，但是有着非常牛逼的知識階層。《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三本名著就說明了一切。隻是後來清代對于明代做了很多的曆史篡改，才讓我們忽略了這個朝代曾有的耀眼光芒。

在大明朝，曾經有着百萬步兵，過億人口，國防力量和經濟循環都要比閉關鎖國的大清朝強悍的多。但最後到了崇祯時期，僅僅6萬滿族騎兵就可以直搗中原，緻使一個超級帝國突然暴斃。原本這些滿族人隻是搶錢搶糧，皇太極自己都沒想到可以入主中原坐上皇帝，連他自己都說：“由北到南，其行若速，恍若夢中矣。”

明朝突然暴斃的根本原因來自于國家稅收的廢弛，國庫虧空，軍需完全跟不上。據曆史記載，崇祯帝和後宮都是穿着打補丁的衣服，把皇宮中的金銀碗筷都送到邊境當軍饷。

明朝到底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呢？簡單來說就是貧富加劇分化下，窮人交不起稅，富人不用交稅。

當時的所有社會财富和資源全部被富有階層霸占了，到嘉靖帝時期已經是很嚴重了。本就富有的地主階層通過各種手段買通官員做他們的話事人，出台各種所謂的國策幫助他們兼并更多的土地，同時避免稅收。

當時明朝的絲綢業很發達，鄭和七下西洋把中國的絲綢傳到了西洋各國家，僅僅是每年數百萬匹絲綢的貿易就上達千萬兩銀子。然而，大明朝對這些絲綢商過于寬容，給他們各種免稅政策，鼓勵農民“改稻為桑”，支持絲綢業發展，完全不考慮農民生存糊口問題，甚至幫助當地富戶壓低生絲價格，逼得桑農賣田求生，使得屯田納稅的人群基礎迅速瓦解。

到了這個時候，政府找農民收稅根本就收不了幾兩銀子作為稅款，但是富得流油的商人又幾乎不用交稅，地方的行政體系幾乎癱瘓。

其實明代的商業活動十分發達，資本主義在這個時期已經出現了萌芽，那麼窮得響叮當的明朝政府為什麼不向商人和地主階層去征稅呢？

主要是因為朝堂之上的文官之流早就成了這個階層的主要代表和說客，在朝堂之上自是為自身階層和背後的利益集團争取各種有利的政策，當時與海瑞，譚綸等人對立的嚴嵩一黨就是絲綢商人利益集結的主要代表，這與美國财團的遊說制度其實是一個模式。

實際上，在明朝前中期，武官集團與文官集團相互制衡，才讓朝局保持了相對平衡，後來武官集團在“土木堡”之變中全軍覆滅，宦官集團開始與文官集團相對抗，但是宦官畢竟不上朝堂，對于國策幹預度有限，整個朝政相當于是文官集團把持，與商人階層公開勾結，所以明朝晚期，中央财政一直都是入不敷出的情況下，稅收政策仍舊在給商人減稅甚至免稅，美其名曰：“不與民争利！”

後來，靠着張居正的大才幹終于将人口土地全部查清，算是補全了稅基，完善了一些民衆通過藏匿人口，少報土地面積逃稅漏稅的缺口，并陸續出台了一些針對富人階層的稅收條例，但是這已經是改革的極限。想要對商業礦産等大蛋糕征稅，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張的變法并未完全改變當時社會的稅收結構。

随着張居正的去世，張家被抄家不說，之前針對富人階層加了稅的幾條政策也全部被取消。就連當時的皇帝，作為天子，人間神仙，在法理上擁有對暴力和道德終極解釋權的存在，都在地主士紳階層的共同反對面前敗下陣來。

有錢的地主士紳階層不願意向大明朝納稅，窮人納不起稅，朝廷要養活官吏和軍隊隻能拿着軟柿子捏，所以崇祯帝說出了那一句：“再苦吾民三年”的話，結果是一苦苦了好多個三年，直至明朝滅亡，苛捐雜稅仍是名目繁多。

而且當時強吸的這些底層民衆的民脂民膏，也并未能用到國家建設之中，而是直接進入了商人階層和官員階層的腰包，一個兩京十三省的大帝國的國庫完全是赤貧的。整個吏治體系從内部已經完全腐敗，内憂外患之下，明朝全面瓦解。

羅馬帝國也是相似的瓦解曆程，王朝建立之初，羅馬帝國幾乎不收稅，主要靠戰争從其他國家掠奪财富來建設自己的國家。但是随着羅馬帝國地理版圖的不斷增大，達到了極限之後，就沒有了戰争收入，隻好轉向稅收來支持财政，但是已經錯過了最好的時機。

既得利益集團和勳貴階層已經有了近百年的發展，樹大根深且财富積累足夠龐大，有了足夠的政治話語權。他們通過修訂法案來給自己家族的生意大開綠燈，貿易，海運，土地交易等這些富人階層才玩得起的項目享受着最低的稅率。

在此期間，有提出相反意見的人陸續被殺死，最終沒有人再敢做類似的嘗試，帝國的财政壓力，全部壓在了普通老百姓身上。自此，财富迅速向上層人群彙集，地主和商人們有了勞力和資本的加持，虹吸整個社會的财富，這是自耕農們完全無法抗拒的巨大力量，最終他們的土地也被富裕階層兼并，失去土地的他們陸續淪為流民和土匪，整個羅馬帝國開始動亂。

曆史是最好的見證，社會發展的規律總是驚人的一緻。财稅作為社會财富最重要的二次分配工具，稅收公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僅事關每一個普通老百姓的權益，更是關聯着整個社會的穩定發展。

然而，由于資本的貪婪和逐利性，注定了擁有資本的富裕階層會采取各種手段逃避稅收。資本避稅意味着富人少繳稅，但是經濟要發展，城市要建設，鐵路得鋪設，衛星要發射，民生養老要保障，哪一些都需要用錢。富人少交或不交，窮人就得多交或全交，也就沒有了稅收公平，要解決這個問題，國家政策制衡是唯一的解決途徑。

如果沒有國家政策的制衡，稅收公平一定不會自發形成，逃稅漏稅是刻在資本的基因之内的，是本能，他們會通過各種複雜的手段躲避收稅。

這種情況下，要是放任富人逃避納稅義務，财政支出要麼去舉債印鈔，要麼隻能把手伸進窮人的口袋裡，最終富人更富，窮人更窮，這很明顯不符合我們國家共同富裕的藍圖。

所以，在今年針對一些企業的偷稅漏稅現象，我國迎來了一次全方位的稅務整頓組合拳。财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共同發布了一系列财稅新政策，意在規避一些高收入群體通過各種手段逃稅避稅的陋習，引起了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讨論。同時多個城市聯合響應掀起了一場嚴查稅務問題的風暴。

上海，浙江，北京等多個地方的稅務局發布通告，要求明星藝人，網絡主播抓緊對照稅法來自查過去兩年内财務稅收情況，并于2021年底正式向稅務部門主動報告和糾正稅務問題。

這種用剛出爐的新法律去判罰過去的案例行為實屬少見，恰是說明了國家整頓稅務的決心和态度：灰色避稅，逃稅行為必将會受到嚴懲！

随着社會發展和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中國的稅種名目不再局限于人頭稅和土地稅，衍生了許多商業流轉過程中的稅種。但是無論稅種名目怎麼變化，稅收還是可以被簡單地分為兩類：那就是直接稅和間接稅。

直接稅就是不能轉嫁的稅，如個人所得稅，房地産稅等，這個與古代的人頭稅和土地稅類似。

間接稅呢，就是可以轉嫁的稅，比如說關稅，增值稅等等，比如你買進口車，企業交過的關稅又由賣方轉嫁給了消費者，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每一樣商品都是含有間接稅的，比如說你在超市買生活用品，超市老闆交的稅又算到了商品價格裡，最終都是消費者買單，但是這類稅務比較隐蔽，交稅人抗性不大。

我國目前主要是間接稅，當然個人所得稅大家會覺得也不少，這個主要是因為直接從工資卡上扣，感觸比較明顯，其實這個稅在國家的稅收占比上并不高。大家可以看一下下圖，我國稅收的大頭主要是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

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都屬于間接稅，最終還是由終端消費者買單。

直接稅的特點是對每個人都征收，多掙多收，少掙少收，其實就是稅收公平，對富裕階層加大稅收力度。而間接稅雖然好收，但是都附加給了終端消費者。對于社會結構而言，窮人數量占比永遠比富人階層大得多，所以，最終還是窮人階層付出了更多。

以往的間接稅模式，效率高，抗性低，利于社會經濟發展，但是卻缺少公平。在共同富裕的大前提下，稅收公平是稅收政策調整的大導向。

可以預見的是，我國會逐步出台政策，由間接稅慢慢向直接稅過渡。為啥說會慢慢過度，而不是雷厲風行，前文的曆史回顧已經說得很明白了，變革根本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兒。嚴格執行直接稅，說白了就是對現代利益即得集團加大稅費征收，對于中産和富裕階層而言，稅費成本增加，必然會存在着一些抗力。

其實在互聯網時代下，富裕階層吃盡了時代的紅利，享受到了财政支持下的各種城市基礎建設帶來的各種利好。享受本就應該與責任對等，現在的問題就是，社會的受益階層享受很多，承擔的社會責任太少，這些責任，應該通過稅費的形式體現出來。

稅費公平是為了實現均富，因為均富才是實現社會穩定，經濟長期發展的核心手段。通過稅收結構改革，調整城鄉，區域，行業收入分配之間的差距，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

但是每個改革都需要平衡過度，所有問題解決的前提都是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在發展的過程中，把蛋糕做大，通過完善，推行房地産稅、财産稅等直接稅的出台把蛋糕分好，幫助先富的人帶動後富的人。

需要明确的是，稅費結構的改革是擺脫畸形稅收模式，卻不能走極端地去劫富濟貧，殺富之說更是亂神之說，不值一顧。所謂殺富，無異于殺雞取卵，不具有持久性，更會引起富裕階層集團叛逃，人和資本都走了，還談什麼分蛋糕？過于極端的稅收政策，所取得的結果一定是失衡的，将會對中國境内正常的投資發展造成極大的抑制，毀掉大批有奮鬥精神和進取心的人，實質上屬于意識形态的扭曲，完全不可取。

在任何時代，稅費結構改革和推進的阻力都是巨大的。現階段，最好的辦法其實是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經驗，發達國家很多是以直接稅為主，間接稅為輔，直接稅核心落腳到房地産稅上，屬于财産稅的一種。

所以，我們一方面可以從法律層面上遏制住一些高收入群體逃稅漏稅的頑疾，合理合法征稅。另一方面繼續給中小微企業減稅降稅，給個人負擔較重的弱勢人群返稅，通過補貼增加弱勢群體的個人收入。一征一補之下，有效保障稅收的穩定，同時通過試點、立法等措施，逐步推進房産稅等直接稅種陸續落地，有效完成稅費結構的正向變革是未來社會發展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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