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洲兒郎，汛情緊急，家鄉盼你回家支援。”7月10日，一封求助信從江西九江江洲鎮緊急發出。鄱陽湖水位井内，水漫過一道紅色标記——“1998年洪水位22.52M”。在這場關于洪水的巨大恐慌中，有一個年份被反複提起：1998年。

22年過去，我們從未逃出洪水的陰霾。而在2020這樣一個特殊的年份裡，洪水就像病毒、像外星人，提醒着我們生活中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們找到了當年親曆洪災的人，他們有的剛出生就遭遇了洪水，被放在木盆裡逃生；有的因為洪水高考失利，被迫打亂人生的軌迹；有的是沖在一線的抗洪士兵，他們結成人牆，跳入曆史上從未被成功封堵過的長江決口。1998年特大洪水，成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在這些個體拼湊的回憶碎片中，你會感覺到一種在混亂中的生命力量。

父親的生死狀

@Jocelyn

1998年，我隻是襁褓中的嬰兒，我的洪水記憶都是大人們填補的。

我家住在江西九江市城區裡，基本不受影響，但八裡湖區域地勢低的地方全部被淹，家家戶戶扛着冰箱彩電往外逃。我爸爸是那股人流中的逆行者，他是警察，被派去靠近市城區的長江大橋抗洪。長江水破壩而出，能擋住洪水的隻有沙袋。我爸的主要工作就是扛沙袋，沒日沒夜地搬，好幾天不能回家。

三餐隻有方便面，沒有熱水，隻能就着礦泉水吃。面餅被冷水生生泡軟，油包倒下去，化也化不開。自那以後，我爸提起方便面就惡心。

受訪者供圖 | 小時候的照片

@Cindy

父親當年是湖南省東山鎮經管站的站長，1998年抗洪時，他從6月開始駐守長江邊，到9月都沒回來。當時全民抗洪，每個村都會派人輪流去堤上，幾天一換，我爸卻一直守在堤上。我媽就負責帶人去一線送物資，安頓受災後來我家暫住的兩家人，大概7位。

9月，我第一次出遠門，到湖北的中專上學。這才跟着媽媽，匆匆與我爸見了面。當時是傍晚時分，他在堤上安排工作。

所有的子弟兵、黨員幹部、農民工人，甚至勞改犯人都加入了搶險救災。爸爸作為其中一段堤的負責人，和大部分人一樣，簽了生死狀，誓與大堤共存亡。

再見到爸爸，已經是國慶了。他變得又黑又瘦，剛開口說話，我就哭了，因為他的嗓子完全是啞的。後來才知道，他在長江邊上日曬雨淋，晝夜溫差大，每天隻能在搭的棚裡睡覺，從堤上回來就病倒了。在家躺了幾周，天天打針，很久以後嗓子才慢慢恢複。輸液的瓶子沒丢，把後院擺得滿滿當當。

逃災路上的孩子

@ 圈圈

我家在長江邊上的江漢平原，屬于“荊江分洪區”。

當時我隻有6歲，暑假在姑姑家玩。一天夜裡，聽到外面格外吵鬧，睜開眼睛，迷迷糊糊地看到大人們翻箱倒櫃，打包東西往樓頂的天台搬。

六樓小小的天台擠滿了各種家具箱子，有人還在往上搬，每戶占一小塊地方。天黑極了，隻有手電的光晃來晃去。大人們說，鎮裡某處大堤潰口了，水馬上就要淹過來。

第二天，從家裡趕來的爸媽和叔叔，找到了我們。我坐在自行車後座上，跟着大人沿着堤面走，第一次真正知道什麼叫“潰堤”。堤面上滿是疏散的人家，擺滿了各種生活用品。整個搬上來的床，蜂窩煤爐，衣櫃，鍋碗瓢盆，桌子，米袋，農具……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

我們隻得從人堆和雜物中揀着空隙走。堤的一邊，是黃茫茫的一片河水，農田不見了，房子小半截泡在水中。天上有直升飛機，盤旋在低空往下投食品和救生衣。那時的慌亂無序，還有空房子裡的荒涼，諸般接近戰亂流離的畫面，是我後來再沒見過的。

那段時間，家裡堆滿了各種箱子，都是親戚存的。爸爸不在家，去其他村防汛，查看堤坡的草坪，查滲水漏水，一天好幾回。晚上，防汛的人挑着馬燈走來走去，換班下來的人在外面乘涼。我當時隻覺得多了很多陌生人，他們就歇在别人家裡，熱鬧得像過節一樣。

每天的話題都是水位，最嚴重的時候，水位逼進堤面，每天有各種雜物順流而下，據說還有人看見過屍體。

那時的人極度敏感，某天，有消息說遠處潰堤了，一傳十，十傳百，全家老小出動轉移财産。現場之混亂、人聲之鼎沸，讓人歎為觀止。到了中午，搬得差不多了，卻連水影子也見不着。燥熱的盛夏中午，大家一身臭汗，打開電視才知道，是一個瘋子亂喊，弄得一場烏龍。

之後在高中圖書館看到一本關于抗洪的書，才知道當時荊江大堤的水位已經接近極限值，輿論要求炸毀荊江大堤，以保武漢三鎮。當時溫總理坐鎮前線，掌握分洪決定權。他猶豫再三終于沒有下令，決定固守大堤，最後洪峰順利通過，分洪區内幾十萬居民得以免受禍亂。

當年的記憶現在已經十分模糊，像一團連不起來的影子。唯一留下的，是縣裡一所名為“李向群”的高中，那是當年為救災犧牲的戰士的名字。

受訪者供圖 | 松東河河堤，攝于家門口

@Mowan_Chow

我家在江西九江的新城區。這是一座港口城市，北低南高，北邊正好就是長江。離江不遠有一座城中湖，那裡有一段堤壩，當時，我聽長輩們談論最多的就是被沖垮的壩，還有如何找到家人。

1998年，洪水把筒子樓一層都淹了，我家就住在二樓。

破壩時，我爸爸在國棉一廠上夜班，距離堤壩僅有幾公裡路。我當時隻有兩歲，被媽媽放在木盆裡，跟着大人一起撤離。大伯先跑來找到爺爺奶奶，然後又去找他嶽父嶽母。媽媽也要忙着去找外公外婆。慌亂和尋找就成了大家最深的記憶，所幸最後大家都安全地撤離了。

今年洪水又一次逼到了我家門口，防汛營地就在我家窗前三公裡左右的湖邊。前兩天路過江邊，發現水位已經快逼至最高點，不光壩體消失，連建在高坡上的健身器材都看不到了。

但大家似乎都很樂觀，該怎麼生活還是照舊，好多人還在江邊的圍欄附近拍照留念，不知道這是不是港口城市人們的性格。

受訪者供圖 | 家門口的防汛營地

被洪水改變的人生

@莫零

1998年我剛好參加高考。我是安徽石台縣人，屬于池州地區。那一年，小城一共被淹了七次，水位線最高的時候，直接淹沒一樓。

我家當時住在靠秋浦河邊的平房裡，高考前一周就被淹了，不能住人。我成績好，學校給我調了間二樓的教師宿舍住。高考當天上午，雨下得很大，我考完語文出來，秋浦河的水已經平到岸邊了。中午剛吃完飯，對面宿舍樓的校長就大喊：“水漲上來了，趕緊走。”

等我們收拾完東西下樓，水已經沒到我的腰了。爸爸讓我騎在他脖子上，媽媽扶着我們。走到考場大約有500米，我們深一腳淺一腳，像蝸牛一樣向前走。走到一半，爸爸被路中間一個輪胎絆倒了，我們三人一齊落入水裡。

那水的沖勁很大，在水裡沒有任何能抓住的地方。我嗆了好幾口水，還好很快被在前面拍攝的攝影記者發現了，大家七手八腳過來救了我們。

我吓得臉都白了，全身都濕透了，但沒衣服可以換，一位解放軍脫了個外套給我披上。到了考場，我遲到了二十多分鐘，全身都濕了，考試發揮大受影響，下午場考試我卷子沒答完就打鈴交卷了。

本來在學校排名前十的我，隻考了五百分剛出頭。班主任建議我複讀，我自己放棄了，上了個大專。

受訪者供圖 | 家鄉的橋，98年隻剩一個橋面

@張Sir

1998年，我十一歲，父親是一名警察。

8月7日中午，電視裡在放《新白娘子傳奇》，畫面上突然彈出一條新聞：“4号至5号閘口破壩”。母親沖進卧室，往塑料袋裡塞了幾件衣服，又去廚房抓了幾個吃剩的饅頭，然後牽着我逃荒一般往高處跑。

父親換上老頭杉和迷彩褲，朝大堤方向趕去。我家地勢較高，沒有被洪水吞沒，但整個九江城區變成一片汪洋。沒有受災的家庭，靠着志願者投送的有限糧食解決溫飽，我正在長身體階段，因為吃不飽哭過兩次。

大家每天縮在屋裡聽廣播、看新聞，得知抗洪前線先後把汽車、輪船推入決口處，依然封不住洪流，最後不得不讓數百名軍人跳入水中築起“肉牆”。鄰居聽說我父親也在抗洪，常來打聽一線的消息，我隻能無奈搖頭，因為我也聯系不上他。

再次見到父親，距離破壩已經過去九天，父親沒有想象中那麼蓬頭垢面，但神情疲憊，小腿上有輕微的皮膚潰爛。我問情況如何，他說有點累，想睡會兒，第二天他又上壩了。

那一年最可愛的是軍人。完成抗洪任務後，他們繼續幫着恢複了一些城市基礎建設，計劃在9月15日清晨悄悄撤離。群衆自發聚集到部隊撤離的必經之路上為他們送行，那張著名的“凱旋門”下“十萬百姓送軍人”照片中，有無數少年在心裡種下了一個抗洪英雄夢。

2020年，我三十三歲，是一名警察。

7月10日，九江防汛應急響應提升為一級，三天後局部地區警戒水位超過1998年，大量村鎮被淹，勞動力隻剩1000餘人，江州島面臨滅島危機，向遊子發出回鄉抗洪的号召。

相比二十二年前，防洪抗洪的科學化、機械化大幅度提升，再也不需要用血肉之軀去堵缺口，但人員轉移、重要财物轉移仍然需要人工參與。老婆帶着孩子搬去地勢較高的嶽父嶽母家住，我扭頭去了距離當年凱旋門不遠的單位集合。

從随時有可能倒塌的房屋裡背出老人小孩、背出糧食設備，趟過齊胸高的洪水，全身上下浸泡過髒水後奇癢無比。我們像是1998年夏天我父親和那些軍人的縮影，在平行時空裡無所畏懼地直面每一次挑戰。

今年已經過半，這似乎也是每一個中國人的縮影。

“她拿着紅紙跪在車頭。”

@塗彌

那時我隻有5歲，記得江邊全都是沙包袱，有人把嬰兒放在盆裡劃着出門。大水淹沒了整個八裡湖地區，一直到橋頭。沒淹沒市區是因為解放軍短短一個多小時時間，在橋頭搶築起了一道麻包大壩。大批子弟兵進駐九江抗洪，大家也就心安了。

當時解放軍吃住都在大壩上，九江老百姓自發給他們送去各種西瓜水果等食物，我們家也送了幾車蔬菜。

2020年很魔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長江水已漫過堤岸，洪水來勢洶洶。我遠在他鄉，隻能利用自己的專業，畫一幅《龍神偃旗息鼓圖》，祝願家鄉人民平安順遂。

圖源受訪者微博 | 圖中是鄱陽湖、廬山、含鄱口

@藍藍攬欄

我老家是湖北荊州的。那一年大潰堤，洪水淹沒了所有的房子。人們搬到第二道防線的大堤上，那裡搭滿了窩棚。沒有離開家的人，就用拆掉的門闆搭成閣樓住。我們叫它水閣，水閣搖搖欲墜。小孩們玩得很開心，大人們都很絕望。

我有一個同學，當時在窩棚裡寫作業，一個解放軍叔叔還說要給她捐款，支持她以後念書。印象最深的，就是當時解放軍救災，但不進我們鎮子，就在郊外凹凸不平的土路上打地鋪睡。鎮上的人家裡也住進了很多受災的人，一家幾十口，吃飯時，都是用盆裝的菜。

解放軍每天都在大堤上抗洪搶險，很少見到他們回來。後來洪水退了，解放軍離開那天，我們全鎮的人淩晨三四點就起床了，街道兩旁都是人，我摘了媽媽種的所有的花，我爸還扛了一箱水，我媽拿了水果，每個人手裡都有禮物。等了半個多小時，有人才來通知，他們早就偷偷走了，不想接受我們的禮物。

二十一年過去了，我從當初的孩子變成了媽媽。我的表弟在18歲的時候當了消防兵，侄子長大了，也進了軍校。現在回想起來，當年的解放軍叔叔，其實就和他們一樣，二十來歲，還是家人眼裡的孩子。

@一個好人胡文盲

1998抗洪有個标志性的場景，現在還在北京軍事博物館，就是九江堵口。堵口的士兵，就是我們團。我們被授予了全軍最高榮譽稱号——“抗洪搶險模範團”。

當時的戰鬥是極其艱苦的，沒有睡眠，沒有安全，隻有同時間賽跑。白天，烈日當頭，一身汗沒幹，一身汗又起，把已被汗水浸白了的迷彩服放在甲闆上，居然可以立着不倒。

晚上，借助燈光，大家小心翼翼地扛着沙包踩過沉船之間的木闆，傳遞至後面的戰友。正如大家從電視上看到的一樣，戰友累倒了，擡到指揮船上挂水，醒了後拔掉針頭就跑回連隊繼續戰鬥。手指被石頭砸了或中暑了，輕的處理一下繼續戰鬥，重的當即用快艇送到171醫院救護。

在堵口現場最危險的節點，都可以看到佩戴紅色胸牌的黨員骨幹。這是無法想象的兇險——他們用背包帶把自己固定在腳手架上打樁，腳手架被洪水沖擊地嘎吱作響，一旦被沖垮，有再牛的遊泳技術也難逃犧牲的結局。

六天五夜過後，堤壩合攏了，長江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汛期成功封堵決口。九江日報是這麼形容那天——“這一天終于不可抗拒地來了。”

我們穿上幹淨的軍裝，按統一的規定列隊站在軍車上。事先指導員說，可能會有很多老百姓來送，但實際場面依然讓我們始料未及。

當車輛剛剛駛入十裡大道﹐兩邊樓上的鞭炮聲就一直沒斷過，夾道的群衆湧向軍車，見我們不收他們的東西，就拼命地向車上扔。水果、慰問信、可樂……年輕人幹脆往車上爬要同我們一起回軍營，有一位女孩爬到駕駛室邊上朝帶車幹部“叭”地親了一口，弄得帶車幹部滿臉通紅。

最令人感動的是一位老太太﹐她拿着一張寫有“大恩難忘”的紅紙跪在車頭求我們留下來，現場軍民無不為之動容。從十裡鋪到老火車站，不過十幾分鐘車程，而我們走了近七個小時。

受訪者供圖| 當年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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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 | 劉瑞

編輯 | 陳曉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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