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任悠悠

編輯 | 許悅

對吳函來說，這輩子都不想再經曆那樣的緊迫無措。

真的是踩着時間一秒一秒過：一面盯着醫院叫号屏幕踱步，一面掐着手機上的計時器抓耳撓腮，這就是吳函2019年5月3日下午5點16分的狀态。

“做什麼檢查？現在都這麼晚了，醫院都下班了。”“HIV檢測。如果門診下班了，急診可以做麼？”“急診不做的，醫生5點半就下班，你試試吧。”幾分鐘前的這段對話一直圍着吳函轉，他知道這裡還夾着身邊那些被好奇支起來打量自己的旁人眼光。

2天前，激素戰勝了理智，吳函和網上聊起來的男性網友發生了無保護性行為。事後後悔，吳函想起了補救——暴露後預防性服藥，但它隻有在高危行為發生後72小時之内服藥，才能高效阻斷HIV病毒的感染幾率，阻斷概率會随着時間的流逝而變小。

72小時，吳函已經浪費了寶貴的48個小時，節假日、醫院工作時間、檢驗流程，這些都注定他還要流失更多個小時。

好在人生對吳函還算不薄，最後算下來是在距離“關鍵72小時”僅剩4小時時，吳函拿到了對方陰性的檢查結果，放下了手中糾結已久的暴露後預防藥物處方單。

吳函屬于有自我保護意識的那部分高危人群，還有部分是對艾滋病完全處于沒有概念的狀态。

世界衛生組織數據顯示，約21%的艾滋病感染者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狀況。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約有超過1.43億人接受了HIV檢測（最新數據是2019年1-10月，全國共檢測2.3億人次），大約有57.7萬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但仍有32.1%的感染者未被發現。

“當現有手段已經難以覆蓋和推動這30%左右的人到機構進行檢查時，這時候就需要鼓勵自檢這種新型的幹預措施，以提高艾滋病檢測率。”南方醫科大學皮膚病醫院兼職教授、北卡羅來納大學中國項目辦主任唐衛明對界面新聞如是說。

而中國的情況，從獲取渠道上來看，機構外的HIV檢測大緻有三種，一是網上購買HIV檢測包，二是大學校園裡自動販賣機出售樣本回收包，第三種是從社群組織中獲取檢測包。

但是根據國家制定的《艾滋病自我檢測指導手冊（第一版）》中的“艾滋病自我檢測”的定義，大學校園售賣的“自動檢測包”不屬于“自我采集樣本、檢測和讀取結果的過程”的定義範疇。

網售HIV檢測包成為了機構院外檢測的一個主要渠道，這一點早在2017年的《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動計劃》就注意到，“探索通過藥店、網絡銷售檢測試劑等方式開展艾滋病自我檢測”。

“我們網站月銷量是6萬盒，一年的總銷量可以達到72萬盒-75萬盒。”京東上銷量第一的準信有限公司的負責人（名稱）告訴界面新聞，店鋪銷售的品牌以準信為主，主要是以基于血檢和唾液檢測為主的産品架構。據介紹，準信是北京庫爾有限公司的旗下子品牌。

75萬的銷售量對于一個店鋪而言，不算小。但這個數據還是被低估了。

去年，唐衛明在參加國家性艾協會組織的HIV人員自檢檢測的經驗研讨會上，一個淘寶店主表示自己一年的HIV檢測包銷售額是200萬份。“如此之高的銷售量，質量又是如何，這點真的讓人擔憂。”于是，唐衛明撰寫了《中國艾滋病自我檢測的機遇與挑戰》一文，并發表在了當年柳葉刀雜志上。

文章寫到“國家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曾對通過網絡購買艾滋病自我檢測試劑的5萬多名消費者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有150人的艾滋病病毒抗體自我檢測呈陽性。之後将他們的血樣送到專業實驗室進行複檢後發現，這150人中有97人的艾滋病病毒抗體檢測呈陽性，換而言之，網上自我檢測試劑的準确率僅為64.7%。”

網售HIV自檢試劑的質量一直都是衆說紛纭的話題，這也是吳函坦誠自己會第一時間選擇醫院的原因。面對界面新聞的詢問，準信網店的負責人表示：“沒有任何一種檢測試紙能确定診斷為艾滋病患者，檢測試紙僅作為初篩選擇，如檢測陽性後需要去疾控确診。”

世衛組織2019年11月28日發布的最新艾滋病毒檢測新規則中提到，“世衛組織鼓勵所有國家通過三次連續的反應性檢測來确定診斷結果是否為陽性。以前，大多數高負擔國家都使用兩次連續檢測。新方法可以幫助各國在艾滋病毒檢測中獲得最大程度的準确性。 ”

不可否認，網售的快速、便捷、匿名性都成了機構檢測有力的競争利器。那網上售賣的産品真的是屬于無證經營嗎？

在國際上，聯合國依據HIV自檢包的獲批狀态及是否投入市場或是否處于研發期間将其分為3類：由WHO預審認證，經國際醫療器械監管者論壇成員國之一管理機構批準或者經全球基金診斷專家評審小組推薦可采購的HIV自檢包；一類是在部分國家獲批和流通的自檢包；以及仍在研發中尚未在市場上售賣的自檢包。

截至2018年7月，共有8款HIV自我檢測産品獲得了WHO的預審認證，，其中2款是唾液檢測，6種是血液檢測。目前這些産品都未在中國上市。

界面新聞在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首頁的醫療器械查詢-國産醫療器械一欄輸入“HIV”，總共出現了118條結果，這些都是擁有CFDA批準認證的檢測試劑，可以看到，大部分是基于血液檢測，也有尿液和唾液檢測的試劑。

唐衛明向界面新聞解釋：“國際上現有基于血液、唾液的HIV檢測手段，但毫無疑問，血液檢測是國際上自我檢測的主流。”這一點也得到了京東網店準信方面的确認，店鋪負責人告訴界面新聞，網站上銷量排行第一是基于血液的HIV檢測，其次是血液 唾液雙檢測，第三是兩個品牌的組合HIV檢測包。”之前我們店裡也銷售過尿液檢測，但是一直賣不動，一是價格太貴，二是很多人都認為艾滋病屬于血液傳播疾病，所有更多選擇血檢。”

這樣的想法并非沒有理論依據，唐衛明解釋到，目前采用的所有HIV檢測都是基于HIV抗體檢測，而HIV抗體在血液中的濃度比在尿液和唾液中的濃度都更高，所以從HIV檢測角度看血液比尿液和唾液更準确。

理論派的觀點也得到了實踐派的支持。

走進杭州市刀茅巷103号，艾滋病民間組織“浙江愛心工作組”負責人王龍接待了界面新聞，看着堆滿貨架的唾液檢測包，外包裝上還寫着“疾控中心專用”的字樣，但即使這樣，也并未讓它超過血液檢測的普及性，王龍介紹，從2004年成立工作組以來，三種檢測手段都使用過，但無論從便捷還是價格上，血檢都更勝一籌。

王龍介紹：“尿液檢測操作起來最麻煩，有的人沒尿，有尿了又要思考到底是取尿前段、中段還是後段，關鍵做出來的準确性很差，假陽性和（檢測闆）白闆的情況很多。而唾液檢測的話，也有溫度的要求，對于刷子刷的位置也有深淺要求。隻有這種血檢包最方便，一滴血、三滴稀釋液，30分鐘，陰陽性立馬搞定。”

但是，他們因為操作資質問題而不能做血檢。國家2006年發布了《全國艾滋病檢測工作管理辦法》，文件中明文規定了艾滋病檢測實驗室、實驗室業務人員的資質。一位三甲醫院檢驗科工作的檢驗科主任告訴界面新聞：“無論是末梢采血還是靜脈采血，隻要是涉及到血液制品，都需要有相關資質的審核和評定，持證上崗才可以。”

而這些對于社群工作人員來說，無疑是有難度的。為此，在杭州市下城區疾控中心的牽頭下，王龍與不遠處的社區衛生中心合作，他們負責檢測前後的咨詢服務，社區衛生中心負責檢測的方法，以此來解決資質問題。

“那那些周圍沒有就近社區的社群怎麼辦呢？我想呼籲下是否可以給我們社群的人做末端血采集的培訓，這樣像我們類似的更多社群就有了資質，也符合今年‘社區在行動’的艾滋病防治日主題呀。”

“2019年10月中旬，CFDA批準了一款尿液檢測自檢包，或許與之相關，現在這種情況（不讓社群做血檢而做尿檢）更加普遍了，但這款尿檢包的特異度和靈敏度又是怎樣的呢？”唐衛明表示了自己的擔心。

為此界面新聞聯系到了聯合發明這款經CFDA批準的全球首款尿液檢測包的廈門大學國家傳染病診斷試劑與疫苗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工作人員張老師，他在郵件中回複表示，這款尿液檢測包經過國家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控中心蔣岩牽頭組織國内多家醫療機構開展的上千例臨床驗證結果顯示，完全由患者利用這款産品自行操作并判讀的檢測結果，與專業人員利用血液标本檢測試劑對同一患者同時期采集的血液标本進行檢測的結果，二者的符合率高達99%以上。

“雖然尿液中抗體含量是血液中抗體含量的千分之一，但這款尿液檢測包的高敏感性保障了檢測結果的靈敏度能夠滿足對HIV初篩檢測的要求。”

他還指出，此前中國藥監部門批準上市的HIV診斷試劑，無論是使用唾液、尿液還是血液标本，均僅限于在專業醫療機構由專業人員使用。這款産品是首款針對普通民衆無需專業知識就能掌握操作的産品。

盡管這款産品剛問世不久還未有詳細的數據，但是，在上文提到的《艾滋病自我檢測指導手冊（第一版）》中，艾滋病自我檢測操作一章中僅有尿液檢測的操作步驟解析。

從世界層面上來講，世界衛生組織2016年就将自檢作為擴大艾滋病檢測的手段，同時在今年全球十大衛生挑戰裡面，進一步發揮自檢的作用來極大程度上發現感染者這個涉及到第一個90的目标。

無論是尿液、血液還是唾液檢測，無創、便捷、快速、最好價廉，都是大衆對艾滋病自我檢測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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