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詩歌開創了源遠流長的楚騷傳統，他是華夏文明的一個重量級的人物。李澤厚曾将“楚漢浪漫主義”與“先秦理性精神”并列，将屈原提到了與孔子老子同等重要的高度。但是，同樣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符号，屈原的影響力還是遠遠不如孔子和老子。我們主要把屈原當作一個詩人來看待。

屈原與他的楚騷傳統在中國曆史文化中的地位為什麼該如此重要？我們該怎麼重新理解屈原的詩歌？屈原的《天問》是史詩的雛形，但為何中國并沒有誕生出史詩？

4月11日下午，在“屈原哲學與文化論壇”籌委會、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秭歸縣、宜昌市駐北京人才工作站暨舉賢網和華夏出版社共同主辦的首屆“屈原哲學與文化論壇”的主題報告中，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程廣雲教授發表了“壽同天地、光齊日月：屈原詩歌與楚騷傳統”報告。他通過文本解讀的方式，嘗試重估屈原在中國文化中的價值。

“我們應該從大曆史和大文化觀出發，

把屈原和儒家、道家并列起來比較”

程廣雲認為，中國的古詩有三大傳統：民間傳統、英雄傳統和士大夫傳統。這些傳統在《詩經》裡都有表現。屈原是士大夫傳統的代表。士大夫傳統表現為一種更加個人化和自我化的抒情與叙事。因此，屈原是中國的第一個詩人，因為他是第一個以詩歌來表現自己的人格的人。

程廣雲教授

古代的詩歌不等于現代意義上的詩歌。現在我們把詩歌理解成一種純粹的文學形式，而在古代，詩歌是綜合的藝術形式。對于《詩經》來說，詩是可以“頌”（朗誦），可以“弦”（器樂演奏），可以“歌”（聲樂演唱），可以“舞”（舞蹈）的，這也許是民間詩歌的原始面貌。後來，經過慢慢演變，“詩”與“弦”“歌”“舞”逐步分離。其中，士大夫傳統在這個分離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詩”的傳統被發揚光大，這也是我們現在把屈原定位成詩人的原因。

屈原所開創的楚騷傳統，劉勰概括稱“同于風雅”，“異乎經典”。程廣雲認為，“異乎經典”才是屈原的主要價值，因為它在“先秦理性精神”之外别開生面，開辟了浪漫主義的傳統。從文學的角度出發，我們會把屈原和莊子的文章并列比較。但程廣雲認為，我們更應該從大曆史觀和大文化觀出發，把屈原和儒家、道家并列起來比較。

“自我意識”的閃亮登場，

是屈原最根本的曆史文化意義

程廣雲還将《離騷》與但丁的《神曲》做比較，雖然《離騷》出現的時間比《神曲》早得多，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以第一人稱來叙事。但丁在《神曲》裡，隻是一個旁觀者，而屈原在《離騷》裡把自己當作一個聚焦點，這是“自我意識”的閃亮登場，這是屈原最根本的曆史文化意義。

程廣雲認為，《離騷》堪比希臘神話英雄主義傳統。荷馬式的英雄半人半神，既有着神一樣的智慧和力量，又像人一樣必死。這一張力決定他們要将有限的一生投入無限的征服事業中去，要自我實現。同樣，屈原式的英雄也要在短暫生命中實現自身的美德和才能，他的理想有兩個基點：一個是人生的緊張感和功名心，另一個是社會正義感和同情心。屈原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基于這兩個點。

荷馬

我們該如何理解屈原的家國情懷？

當時的世人都是有着天下情懷，唯屈原有着家國情懷，這在當時的語境中是非常特别的。所以，我們現在會講到屈原的愛國主義、忠君不二等品德。而在新文化運動中，這被魯迅批為奴性。程廣雲認為，其實魯迅對屈原的總體評價也不完全是這樣的，我們不能強化這一點。屈原有的恰恰不是奴性，因為他除了愛國，他還很愛民，也很自愛，愛國愛民自愛是“三位一體”的。

還有人會覺得，楚國隻是一個諸侯國。屈原愛的隻是楚國，還“連齊抗秦”，阻撓中國統一，這是違反曆史潮流的。但是，程廣雲認為，當時中國在從封建制到郡縣制的轉變過程中，實際上有兩種方向，一種是如秦皇漢武搞中央集權大一統，另一種是從呂不韋到劉安，“雜糅百家”，實際上要維護封建制的格局。而屈原可能會比較偏向于後一方向。

此外，我們經常解讀《離騷》就像解讀《詩經》一樣，一切都被政治化的解讀了。程廣雲認為這是不對的。《離騷》并非隻有政治一條線，它還包括生命線、愛情線和事業線。若我們隻将它進行政治化的理解，如“香草”“美人”等寄托了屈原的政治理想，這樣會将《離騷》由多面體變成單面體，而喪失了其獨立的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

《九歌》彰顯楚國的精神世界

《九歌》是屈原在楚國民間祭神樂歌的基礎上改寫的抒情詩，共有十一篇。若我們把《禮魂》看作是副歌或者是終曲，另外，把《國殇》看成烈士祭祀。其他的每個祭祀就正好對應九個神，所以這裡的“九”也可以當成實數處理。

根據各篇所祭祀的神祇，我們可以發現，東皇太一是主神、上皇和上帝。東皇太一、東君和雲中君是天神，居于第一位格；湘君和湘夫人是人神配偶，居于第二位格；大司命和少司命是命神搭檔，居于第三位格；河伯和山鬼是地神，居于第四位格。

程廣雲認為，這九神構成了一個四維的精神時空，包括空間三維：天神、地神、人神，還有時間一維——命神。除東皇太一領導諸神，總覽四個維度之外，每一個維度都有二神：東君和雲中君象征着農耕文明所依賴的兩個基本天文氣象條件，太陽和雲雨；湘君和湘夫人代表着人的兩性；河伯和山鬼象征着農耕文明依賴的河流和山嶽兩個基本地質條件；大司命和少司命支配着萬化衆生的性命。九神這個序列，揭示了楚國的精神世界。

屈原的《天問》是史詩的雛形，

但為何中國史詩并沒有誕生？

程廣雲認為，對屈原的《天問》的解讀，一般有兩種：一種是宇宙論的解讀方式，另一種是生存論的解讀方式。司馬遷是生存論的解讀方式的代表，認定《天問》暴露了屈原的生存困境。而柳宗元是宇宙論解讀的代表，認為《天問》展示了屈原對宇宙、人生、社會曆史等奧秘的探索。劉小楓研究《天問》，也是站在司馬遷立場上反對柳宗元。

程廣雲認為，《天問》有兩個意義：我們可以把它看作古希臘自然哲學《論自然》之類的哲學詩，通過這種方式來表達他們的自然哲學思想體系；此外，《天問》是史詩的雛形。屈原不是要對《天問》裡的每個問題一個個進行回答，而是要追問那些背後已經失傳了的神話故事或曆史傳說。在這種意義上，《天問》是一部史詩的流産。屈原《天問》從開天辟地，經堯舜禹、夏商周到楚史一路追問，混雜神話英雄傳說，卻有問無答。

屈原

“中國的史詩本來說可以誕生的，但最後并沒有誕生，這成了中國曆史的一個謎團”。這可能與中原儒家正統興起之後，上古神話以及英雄傳說的衰落有關。這些神話一方面被理性化和人文化（如《史記》等）；另一方面則變成奇聞逸事、奇談野史（如《山海經》等）。屈原也沒有成為一名詩哲聞名于世，也沒有留下一部史詩，這是因為中原文化早熟，使得南國文化元素失去了生長的充足空間和發育的充分時間。

屈原雖沖破了巫術文化的網羅，

但無法突破儒道互補精神構架的規制

程廣雲最後解讀了《蔔居》和《漁夫》。《蔔居》和《漁夫》皆非屈原原作，但這兩篇文章對于領會屈原的人格和思想卻非常重要。《蔔居》對屈原持表揚态度，它設定屈原與太蔔對話，太蔔宣告了自由意志的解放，人們不再依靠“龜策”“決疑”，而是“用己之心”“行己之意”。而《漁夫》則對屈原持批評态度，它設定屈原與漁夫之間的對話，屈原“深思高舉”，高揚自由意志，走到甯死不屈的地步，而漁夫則是一位受到道家思想影響的隐士，反對“凝滞于物”，主張“與世推移”，達到自在逍遙的境界。

兩篇并列，可見屈原及其楚騷傳統雖然沖決了南國巫術文化的網羅，高揚自我意識、自由意志、獨立人格，但卻無法突破中原儒道互補精神構架的規制。唯有如此，方顯楚騷傳統獨特的曆史文化意義和價值。

作者

：徐悅東

編輯

：覃旦思；校對：薛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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