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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一年春天，長安城的柳樹隻有遠望才能看出一點淡淡的鵝黃。但冰雪多已消融，護城河中靜水流深，有些陰冷之處冰塊尚未完全融化，河水流過，凜凜作響。北方的春天雖然乍暖還寒，但豔陽高照，一天比一天暖和，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屋子，在街市上晃蕩的時間也越來越久。當然，長安城的街道就算再冷的天也不會空寂，隻不過随着春光明媚，故事多了起來。這天午後，太陽偏西，宣武門外的一處空地上圍了許多看熱鬧的人，不一會兒來了幾個衙役，大喊着分開人群，到了空地上，随即幾位公子模樣的富家少爺催馬沖出人群，大笑着揚長而去，隻留下一個灰頭土臉的青年。

豔陽高照

這位青年随即被衙役們以聚衆鬧事的名義押走，看熱鬧的人們漸次離開，有幾個好事的浪蕩子還追着這個倒黴犯人走了好長一段路才作罷。進了衙門，衙役們審訊得知此人名“李白”，知道他在長安還有朋友，才通知他的朋友，經朋友多方奔走這才将其救出大獄。這件事，李白在十餘年後的一首《叙舊贈江陽宰陸調》中有詳盡的回憶。一再幹谒無門給李白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負擔，加上長期四處奔波，寄人籬下，經濟拮據，窮愁潦倒，使得年輕的詩人一度放任自流，得過且過。

《叙舊贈江陽宰陸調》

重返長安後，他經常與長安一幫無所事事的青年浪蕩子同遊，鬥雞走狗，飲酒賭博如《白鼻䯄》中所寫:“銀鞍白鼻䯄，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寶馬香車浪蕩漫遊，飲酒觀姬，一派富家公子的堕落生活。《白馬篇》一詩更是詳盡地描摹了當時的潇灑生活:快意恩仇，一擲千金，幾乎是三國時期曹植潇灑少年生活的翻版，但對于李白來說，畢竟沒有這樣的經濟基礎，最多算是徒有一番空想。“歸來使酒氣，未肯拜蕭曹”，即使戰功赫赫，也不将功名放在心上，但在李白當時的處境下，此等過分的淡泊之言，自然不是他的真情實感，而是一種有意為之的潇灑狂傲。

《白馬篇》

《古風其二十四》也是這一時期所作，其中寫道“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路逢鬥雞者，冠蓋何輝赫。鼻息幹虹蜺，行人皆怵惕。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雖然他與那些“多黃金”的權貴子弟鬥雞走狗，但心底還是時時充滿“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的感慨與激憤。這才是真李白。出獄後的李白深感仕途艱辛，心懷憤懑，萌生退意，一首《行路難》寫盡了詩人乘興而來敗興而歸的心境，讀之令人唏噓:這年夏天，李白滿懷複雜心緒辭别長安奔赴洛陽，打算經洛陽回安陸。

《行路難》

至洛陽，再到南陽，盤桓數月，第二年冬天才回到安陸。到安陸才知嶽父許員外已去世經年，暫時安身之家遭此變故，這是李白所始料不及的。傳說由于許員外的家産被他的侄子霸占，李白和夫人許氏不得已遷家至安陸桃花岩，以耕種為生，“入遠構石室，選幽開上田”（《安陸白兆山桃花岩寄劉侍禦绾》），閑暇時讀書作詩。這段生活恬淡自然，李白完全擺脫了汲汲于功名而不得的失意狀态，像一個心無功名的隐士，時而與友人在山中相會。“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複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

耕種為生

（《山中與幽人對酌》）然而好景不長，因為這也不是真正的李白，縱觀李白一生，那個真正的他在内心深處始終是一位雜糅了隐士、道士的儒者，他心中最根深蒂固的理想一直都是建功立業。所以，僅僅一年後，李白再次離開安陸，北上襄陽，谒見荊州長史韓朝宗，未果而歸安陸。次年，李白遊洛陽、太原，幹谒無果。次年，遷家任城（今山東濟甯）。從七二四年辭親遠遊直至七四一年，十七年時間，奔波萬裡山河，耗費無數心機，卻仍然沒有謀得一官半職，這一路走來，都是靠家人親友的幫助。

洛陽

這些經曆使李白真正感受到建功立業過于艱難，作為一種理想，它是多麼恢宏浩大，然而自己連做一點小事的機會都沒有，更遑論建功立業。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品《蜀道難》，表面上講蜀地山路的崎岖難行、蟲蛇當道，細思李白當時的處境，這難于上青天的蜀道豈不是李白心心念念的仕途，又豈不是令人歎惋的人生之道？“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在這裡更可理解為已到中年的詩人向青年時期追求功名之路的告别，而“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的歎惋更使這首雄奇的樂府長詩多了可以穿越時空的特質。

參考資料

·《蜀道難》

·《叙舊贈江陽宰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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