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館舊址

京師同文館課堂

《天津條約》規定條約一律以英文版為準，推動了同文館的設立。圖為英國畫師所繪天津條約簽訂現場

東堂子胡同西口

◎韋力

同文館書閣乃是中國高校圖書館的源頭，徐克謙主編的《網絡環境下高校圖書館的建設與服務》一書中明确稱：“我國近現代意義上的高校圖書館出現在晚清。從現有文獻考證，最早的高校圖書館是1862年晚清政府為培養外語人才創建的京師同文館書閣。”該文同時引用了光緒十三年（1887）所刊《同文館題名錄》中的所載：“同文館書閣存儲洋漢書籍，用資查考。并有學生應用各種功課之書，以備分給各館，用資查考之用。漢文經籍等書三百本，洋文一千七百本，各種功課之書、漢文算學等書一千本。除課讀之書随時分給各館外，其餘任聽教習、學生等借閱，注冊存記。以免遺失。”

由這段記載可知，同文館書閣既有漢文典籍，也有西洋文本，這些書都是服務于教學，以及用作翻譯底本等。故吳晞在《從藏書樓到圖書館》一書中也引用了這段話，然後稱：“同文館書閣實際上已具備了近代圖書館的性質。”吳晞還談到了中國早期具有開放意識的藏書樓——藉書園、共讀樓等，他認為這些藏書樓隻是舊式藏書在某種程度上的開放，隻有到了後來的同文館藏書閣，才是以西方圖書館為藍本，以滿足全社會或某一特定範圍内讀者利用文獻為目的的新型圖書文獻機構。他認為：“在這些名為藏書樓，實際上已沖破藏書樓的早期圖書館中，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同文館書閣和強學會書藏。”

奕接觸中外交涉，使他有了對外開放的觀念

關于同文館書閣藏書之來源，當時的奏折中有一些記載，從中可知當時的法國翻譯官送給同文館書閣一批書，總計有188本之多。同時文中提及其他國家送給中國的一些書也轉給書閣來收存，而當時的清政府也回贈了一些書。

欲了解此書閣的曆史，當然要從同文館講起，該館的成立與恭親王奕有直接關系。

在奕之前，已經有一些有識之士呼籲朝廷對外開放，雖然那些口号及想法在今天看來頗不現實也有些幼稚，但那些人可以被視為開眼看世界的啟蒙人物。從曆史進程的角度來說，那些先行者的作用隻是制造了一些輿論氛圍，但在社會層面而言，其實影響有限。畢竟當時是皇權社會，沒有朝廷的有力支持，那些呼籲隻不過是民間的聲音，正因如此，後來奕所主持的對外開放才是中國真正大變革的開始。

為什麼奕有如此大的作用？這就需要聊到他的出身和經曆。奕是道光皇帝的第六個兒子，跟鹹豐皇帝是異母兄弟。鹹豐帝登基後，遵照道光的囑咐，封奕為恭親王，即此可見道光皇帝在生前就對奕頗為看重。

從鹹豐三年（1853）開始，奕成為軍機大臣中的領頭人物，同時也是朝廷要員之一。此後随着朝廷中種種大事的發生，他的職位有升有降。鹹豐十年，英法聯軍入侵，鹹豐皇帝避難到了熱河，臨行之時授奕為“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也就是安排奕代表國家跟外國人談判，這是奕首次接觸中外交涉。這種交涉對奕的思想變化有較大影響，他漸漸對中國之外的事物有了較為客觀的認識，也就對中國的現狀有了客觀看待。如果要挖思想根源的話，奕的對外開放觀念應當肇始于此。

思想上的變化直接影響了他的行動，鹹豐十年十二月，他跟文祥等人聯合上了一道奏章。此道奏章對于近代史頗為重要，因為奏章中第一次提出要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由此衙門負責辦理一切涉外事務。這件事得到了朝廷的批準。但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跟外國人進行談判與接觸，因為那時中國沒有外語學校，而公、私所辦的各種學堂、書院也都沒有外語課，奕在跟外國人談判時，明顯感到因為語言的障礙而令交涉十分艱難，并且容易産生誤會。

關于奕設立同文館的動機，尚智叢所著《傳教士與西學東漸》中認為有兩個契機，其一是在1860年9月：“八國聯軍攻陷通州，直逼京師，鹹豐皇帝逃往熱河，恭親王奕受命議和。其時，英國參贊巴夏禮已先期被俘，奕命他緻書聯軍統帥，商議和談。巴夏禮親書中文信一封，但旁邊卻有英文數行。當時朝中竟無人識得這幾行英文，不知何意，不敢發信。當時廣東商人黃惠廉認得英文，恰好在天津，奕命其速進京。經黃惠廉辨認，這幾行英文隻不過是巴夏禮的簽名和日期。區區‘夷字數行’，朝中竟無人識，一去一來，耽擱多日，影響戰和大局。此事對清廷刺激極深。”

該文談到的第二個契機，是簽訂《中英北京條約》和重新認定《中法天津條約》。這兩個條約中都規定今後除英國、法國給中國的外交文件一律用本國文字書寫，但西方國家所送來的這些文本究竟有沒有對中國不利的條款？那必須有相應的翻譯人員将其變為漢文，才能讓朝廷做出決定。如此說來，要想跟外國人打交道，第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語言，而國内又極少有相關人員，奕便想到成立總理衙門之後，同時要設立翻譯館，以此來培養翻譯人員，于是就有了京師同文館的設立。

最先學習英語，一為商務，二為海軍

京師同文館最初培養的隻有英文翻譯人員。為什麼要先開英文館？這其中還有一個曆史背景。那就是自從雍正之後，中國關上了對外開放的大門，使得中國人對境外的情況了解極少，朝中的一些大臣根本不知道美國也講英語，因為在一些奏折上都會提到“傳習英、法、美三國文字”。而魯迅認為，中國人最先學習英語，一是為了商務，二是為了海軍。

同文館的開立并非一帆風順。在當時中國那固守的環境下，任何新鮮事物幾乎都會遭到反對，所以奕給皇帝上的奏章受到了許多大臣的抵制。但奕提出請外國的學者和專家任教師來培養中國各方面的人才，即此可知，恭親王奕确實有着開放的思想，這一點跟各種文獻中所描繪的權臣形象有較大不同。

這場風波搞得很大，在翁同龢的日記中多有記載，而恭親王卻能夠頂住壓力，與這些人堅持論戰，終于使得對外開放的關鍵一步得以實施。

奕何以能在這種氛圍下頂住壓力堅持自己的主張？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得到了兩宮太後的支持。然而行事多，被人指責也會越多，後世對于他有着許多負面評價，卻少有人會講述到他動用這個特權，使中國王朝第一次有了專門的對外辦事機構，同時成立了第一家國辦的外語教學及科學機構。如果沒有這樣一位權力高度集中的人物，而他又能堅定地頂住壓力實施對外開放的措施，那麼中國後來的一系列變化将不知走向何方。雖然說曆史不能假如，但總要肯定一些人在曆史的關鍵時刻所做出的正确決定。

同文館就這樣建立了起來，并且附屬于總理衙門，那時的總理衙門就設在北京的東堂子胡同，而這條胡同至今仍然是這個名稱。為什麼要把同文館跟總理衙門安排在一起呢？奕說過這樣一句話——“免緻在外滋事”，看來他還是擔心社會的頑固勢力找茬兒，于是将其安置在政府的辦事機構内，外人難以接觸，也就少了一些麻煩。

丁韪良被聘為英語總教習因為漢語特别的好

關于新建起來的同文館，總教頭丁韪良在《花甲憶記》中有詳細的描述：

1866年，因新聘教習的到來，同文館新建了一批房屋，此後又陸續增建了一些。它們全都是平房，按照北京标準的式樣建造，地上鋪着方磚，屋内外裝飾很少。每一座主建築前都有一個用磚石鋪砌而成的院子，兩側是較矮小的廂房。全館共有七處這樣的四合院，此外還有兩排低矮的房屋。這些房屋跟四合院中的廂房便被用作住館學生和三四十名館役的寝室。那些房屋整體看起來就像是一個軍營，或一個集中營。

能夠感受到，丁韪良的這段描述雖然詳盡，卻沒什麼好感，他覺得這裡像個集中營，等于是關犯人的地方。他的這種感受可能跟過往的經曆有一些關系。

丁韪良原本是美國基督教長老會的傳教士，幾次來到中國，并且在中國生活了許多年，對中國事物頗有了解。在英國公使威妥瑪的推薦下，他前來任同文館的總教習，據說當時給他開了很高的薪水，他看在高薪的份上來此工作。但是，僅工作了幾個月就向總理衙門提出了辭職，這個舉措令到同文館的其他大臣們頗為不解。

當時在此館的董恂問他為什麼要辭職，是否嫌薪水低。丁韪良很誠實，他說自己在這裡的付出跟所得相比，其實薪水已經很高了。這讓董恂更奇怪于他為什麼要辭職？丁的解釋是：“坦率地說，照管十幾個隻學英語的男孩子，對我來說太沒出息了，我覺得自己是在虛度光陰。”同文館剛成立時，前來學習的人還很少，心中頗有抱負的丁韪良認為自己這是大材小用，覺得自己來這裡工作就像一位建築師被人聘作了泥瓦匠，因此提出辭職。但在衆人的挽留下，他還是留了下來。

丁韪良能夠受到朝中大臣看重的原因，是因為他既能說英語，又能說漢語。赫德曾在日記中說：“今天我的老師批評了這裡各個英國人的漢語，他認為丁韪良是最好的——無論是說官話還是說土話都行。”看來在外國人眼裡，丁韪良漢語特别的好，但在中國人這邊，卻并不這麼認為。同治三年（1864），他将《萬國公法》翻譯出來後，很快被大臣送進了朝廷，因為那時正需要通過這樣的書來了解西方的法律。然而丁韪良的翻譯卻讓大臣們覺得“字句駁雜，非面為講解，不能明晰”，看來在翻譯上做到信達雅還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是在當時，除了這位丁韪良，也很難找到更合适的人選。于是在同治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丁韪良走馬上任，成為同文館的總教習。在當天的儀式上，還來了不少朝中大臣，連恭親王也親自到場，表示了熱烈祝賀，還當場給丁韪良起了個别号，名叫“冠西”。隻是今人已經無法知道當時奕取此别号的含意，是指丁韪良學“冠”中西，還是指他是西方來華的洋人中水平最高者？無論是哪種解釋，這個别号都可以視為奕對他無上的贊譽。

同文館印書處在某種程度上替代了武英殿刻書處

京師同文館正式開立以後，這裡的學生們除了學習相關知識，同時還要進行一項工作，那就是翻譯。他們除了幫着朝廷義務翻譯一些西方來的文本，同時還要翻譯一些西方著作。這種現學現賣的操作，自然使得他們的翻譯作品水準不高，梁啟超就對京師同文館所翻譯的文章表達了不滿：“中國舊譯，惟同文館本，多法家言，丁韪良蓋治此學也。然彼時筆受者，皆館中新學諸生，未受專門，不能深知其意，故義多暗晦。即如《法國律例》一書，歐洲亦以為善本，而館譯之本，往往不能達其意，且常有一字一句之颠倒漏略，至與原文相反者。”但即便如此，同文館還是翻譯出了三十多種書。

京師同文館有自己的印書處，出版的第一部書就是丁韪良翻譯的《萬國公法》，并且是采用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不久，同文館花了兩千多大洋，從英華書院買了大小兩套鉛字，而印書處得到這些鉛字後，有一度名叫“西法印書局”，同時也叫“同文館印刷所”。再後來，印書處又得到了一批中文鉛字，而這批中文鉛字是姜别利贈送給丁韪良的。

關于這批鉛字的來由，值得多說幾句。清鹹豐八年（1858），丁韪良在甯波傳教，他有一度擔任華花聖經書房的經理，正是在這一年，美國長老會派來印刷專家姜别利前往甯波的華花聖經書房來開發印刷業務。當時的姜别利雖然年僅28歲，卻發明出了電鍍字模，在此之前制作字模都需要人工雕刻，刻制金屬當然要比刻制木材難得多，所以他的這個發明大大便利了字模的制作。姜别利制作出了七種不同的漢字字模，後來這種字有了專用的名稱——美華字。同治二年，丁韪良前往北京時，姜别利就送給了他一批鑄造出的美華字。

丁韪良将這批字帶到北京之後送給了大學士文祥，同文館所出之書大多就是用這套美華字印出來的。當時同文館印書處總計有四套活字和七台手搖印刷機，在此之前，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刻書處被焚，因此同文館印書處在某種程度上就替代了武英殿刻書處，成為了政府刻書機構，用丁韪良的話說就是：“（同文館印書處的設立）已代替武英殿的皇家印刷所。”即此可見，京師同文館的印書處曾經有一度在中國印刷史上有着特别的地位。

尋訪不得圓滿，隻跟前賢們間接親近

京師同文館處在北京東堂子胡同西段，我很早就想到此一訪，但這裡的交通是個大問題，因此盡管去東堂子胡同看一看的心思起了無數回，但每次都知難而退。但是這次，上海的朱旗先生來京公幹，辦完事後找我聊天，約的地點就在東堂子胡同附近，這讓我覺得擇日不如撞日，于是跟他見面之後，獨自步行來到了這條著名的胡同，訪一訪京師同文館舊址。

剛剛進入胡同不遠就看到了立在人行道上的文保牌，走近一看，原來是蔡元培故居。在此之前，我在網上搜過同文館的圖片，看到的幾乎都是一個圓拱形的雕花門，拱門上雕飾的西番蓮花飾頗具西方意味。我就本着這個印象沿着東堂子胡同向東一路前行，在胡同中段左側的灰牆上看到了嵌着的文保牌，上面寫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築遺存”。再觀察這個銘牌的左右，卻未曾看到網上見過的那道拱門，而在此時我突然看到了這面牆上挂着大大的“禁止拍照”的标志。

這時我看到前方有一輛警車停下，下來兩位警察向我走來，我趕快主動迎着警察走過去，并搶先問道：“為什麼這裡跟我在網上看到的照片不同？”我的問話兩位警察顯然沒有預料到，他們愣了一下。于是我接着說，這裡的建築極其有名，網上有各種照片，我就是根據那個照片找到了這裡，但照片上的精美跟我當下眼前所見，反差實在太大。其中一位警察聽明白了我的意思，大聲告訴我，這裡早就封起來了，并且大部分已經拆掉，現在就剩了這麼一小塊兒。我緊追不舍地問他，如何能拍到裡面的古建築？他們很幹脆地說：“不可能。”說完後，兩人瞥了我幾眼，又回到了車内。

我于是沿着胡同繼續東行，希望能找到其他遺存。一路走下去，又在這條街上看到了“中國書刊發行業協會”的招牌，看來這條胡同跟出版有着密切關聯。快走到東口的位置，又看到了“北京二十四中”，這可是北京著名的外國語學校。東堂子胡同可以說是中國人學外語的根據地，這個外語學校一定跟當年的同文館有些關聯。來到胡同口，我又看到了一個文保牌，走上前細看，原來僅是這個胡同的近代建築，而沒有明确地指向。這個結果讓我略感失望，于是原道回返，在胡同的另一側留意着細節。

又走回到總理衙門的文保牌旁，剛才來時有兩位遊客站在牌下觀看，而今返回時，他們已經離開，這讓我可以仔細端詳文保牌旁邊的說明牌。細看上面的文字，果真寫着“同治年間，在院内東部設同文館，挑選八旗子弟學習外語充當翻譯，這是中國第一所外語學校。……”這段介紹正确無誤，可惜沒有講到這裡的刻書與印書，而我也隻能站在馬路對面盡量地探頭向内張望，看到院内的古建築依然完好。

好不容易來到這裡，卻到其門而不能入，這讓我心有不甘，于是轉到了這處建築的西側。西側有一個生了鏽的大鐵門，鐵門的西側卻是一處小區。我走進小區，希望能找到突破口。從小區的南側穿入，一直走到了北門也無法望見東側的情形。北邊的大鐵門上着鎖，望了望旁邊的收發室，裡面沒有人影，于是我大膽撥開鐵門，穿到了另一條胡同内。遠遠望去，胡同的中段有一座高大的仿古建築，我懷疑那是同文館的後門，于是沿此前行，走到了此處大門口。

這處大門的兩側各有一座銅雕，是兩位秦代的兵馬俑在打太極拳。在入口處收發室内有兩位保安，我請問他們：“這裡是不是總理事務衙門的北門？”他們告訴我并非如此，因為他們聽說這一帶原本都屬那個衙門，隻是後來做了改建。這時我又注意到仿古建築的西側還有一處真正的古建，走近細看，院落的側牆上新建了一組石雕護欄，護欄上刻着巨大的銅錢，柱頭則是十二生肖，這樣的結合看上去頗為怪異。

征得保安的同意，我進入了仿古建築内部，裡面的裝修是中西結合，入口處擺着一件銅雕藝術品，而這件作品的形狀是打開的一本書，這讓我頓時有了好感。遺憾的是，我還是沒能從這個院落穿進同文館的院裡。

這趟尋訪雖然不得圓滿，但畢竟踏上了同文館曾經使用的土地，也算我跟這些前賢們有了間接的親近。而讓我遺憾的另一件事，是我至今沒能得到同文館排印的一部《測圓海鏡》。

供圖/韋力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