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不僅是個人才輩出的時代，同時也是個諸侯割據混戰的年代，各國戰争頻發，因此武将在三國時期占據重要地位。不過，想要獲得戰争勝利，除了武将的金戈鐵馬還必須要有謀士的運籌帷幄，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縱觀三國各大戰役，可以發現良将易得謀士難求，一計可抵得上千軍萬馬，被稱為“才策謀略，世之奇士”的郭嘉就為曹操多番獻計，計呂劉而破，離二袁而勝，使得曹魏大軍勢如破竹，無往而不利。

因此，一個國家的興衰走向，與謀士有很大關系。諸葛亮手下的謀士中，有一人深得他器重，一生隻獻了一計，卻讓諸葛亮名垂青史。

郭嘉劇照

提起“七擒七縱”，人們自然會想到諸葛亮之神機妙算。事實上，永服南蠻之心，平定南蠻之策、并非出自諸葛亮之手，而是得之于馬谡之謀。

提起馬谡，人們很自然地會想到“失街亭”之敗戰，甚至往往把馬谡與“紙上談兵”等同起來。然而，馬谡決非隻會紙上談兵，庸庸碌碌之徒。

史書記載，馬谡，（190~228）三國襄陽宜城（今湖北宜城）人，字幼常。初從劉備克蜀，任越太守。馬谡自幼飽讀兵書，熟谙戰法，足智多謀，為孔明重用達十數年之久。

在其短短的一生中，馬谡屢建功勳，尤善謀略，甚至用反間計使魏主曹睿罷免了司馬懿，差點要了司馬懿的命。雖然馬谡因“失街亭”被斬，但從曆史的角度客觀地講，馬谡仍不失為一名傑出的謀略家。“攻心為上”平南蠻之謀，就是馬谡的曆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馬谡與諸葛亮劇照

建興三年（公元225年），諸葛亮南征初勝後，馬谡奉命從成都到諸葛亮軍中犒賞軍隊。諸葛亮将馬谡請到帳中，對他說“久聞幼黨（馬谡字）高見，望乞賜教。”

馬谡說：“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蠻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複叛。丞相大軍到彼，必然平服；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内虛，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三國志》）

馬谡之謀的核心高就高在取其人心，正如馬谡所言，“攻心為上”“心戰為上”，“但服其心”。以當時實際情況而言，天下諸侯武裝割據，三國鼎立，誰都想一統天下。

諸葛亮劇照

從政略上來講，西蜀劉氏政權以漢朝宗室自居，尤以逐鹿中原，複興漢室為己任。從軍事上來講，蜀國要想北伐曹魏，東征孫吳，集中兵力，逐鹿中原，沒有一個堅固的、長治久安的大後方是絕對不行的。

從地理上來講，西南邊疆，是蜀國的後院，世居于此的“蠻人”，“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即使暫時用武力征服了他們，蜀軍走後，一有機會，他們還會再反。

誠如馬谡所言“雖今日破之明日複叛，”“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内虛，其反必速。”

這是蜀國大後方的長期不穩定因素，這個問題不解決，勢必形成屢征屢叛、屢叛屢征的惡性循環局面，造成兵力上的分散和人力物力上的永無止境的消耗。這是與蜀國逐鹿中原、複興漢室的戰略方針相悖的，也是諸葛亮最不願看到的局勢。

孟獲劇照

馬谡提出的“攻心為上”的策略，及時解決了這個戰略指導上的重大問題，非常符合諸葛亮的心願。所以諸葛亮聽了馬谡的意見之後，大加贊歎，“幼常足知吾肺腑也!”于是令馬谡為參軍。

後來南征的結果表明，馬谡的謀略是極其正确的。蠻王孟獲被諸葛亮六擒六縱，依然不服，直至第七次又被擒住，才徹底心服。“七擒七縱，自古未嘗有也。吾雖化外之人，頗知禮義，直如此無羞恥乎?”

遂同兄弟妻子宗黨人等，皆匍匐跪于帳下，肉袒謝罪，“丞相天威，南人不複反矣”，“某子子孫孫皆感覆載生成之恩，安得不服!”南方從此以後一直平安無事。馬谡的“攻心為上”謀略，為蜀國赢得了一個長期穩定的大後方，使諸葛亮“集中兵力，逐鹿中原”戰略得以順利實施。

劉備、關羽、張飛桃園結義（影劇形象）

清朝的文學評論家毛宗崗在評論這一曆史事件時，贊歎說：“武侯之欲撫南蠻，而即用孟獲者，真深得安蠻之道哉!”他進而分析道：

“殺其身，不能變其心，殺之不足以為武；而生其身，又得奪其地，則生之亦不足以為恩。不殺其人，而南蠻不反；不奪其地，而南人乃愈不反耳。”（《三國演義》清·毛宗崗評）

毛宗崗的這些分析是非常客觀的，是對馬谡“攻心為上”謀略的最好注腳。

馬谡正是基于當時的客觀實際情況，綜合分析各種因素，提出“攻心為上”的正确策略，才使諸葛亮演出了“七擒七縱”這樣千古傳頌的戰争活劇。

今天，深切領會并正确運用這一古代軍事謀略藝術，對于我們指導現代戰争特别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争将具有更為深刻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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